红色“1·19”
云阳，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云阳，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自20世纪30年代初到1949年，云阳一直是渝东革命力量最活跃的地方之一，写下了一段段光辉的历史篇章。1935年1月19日，震撼巴蜀的云阳工农武装起义，便是其中光荣的一页。70年后的今天，我们沿着先辈走过的足迹，共同追忆1·19这段难忘的历史。
1933年秋，在云阳北面，红四方面军粉碎四川军阀刘湘的反革命围剿后，乘胜南下，一直打到开县杨柳关；南面，红二军团一部打到鄂西利川和万县的龙驹坝一带。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根据这一形势，决定派上海美专川籍学生党员谭林、邓友民、孔繁祜回渝东一带，组织武装起义，为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创造有利条件。
谭林等回到云阳后，相继在盘石、城关等地开展党的活动，并与先期从上海回到云阳的赵唯取得了联系。赵唯早在1932年就开始在云阳农坝乡开展革命活动，并在农坝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开办起对外是栈房的“三友社”，实质是党支部开展革命活动的联络据点。
经过几年艰苦秘密的工作，云阳北岸的农坝、城关和南岸的盘石等地有了党的组织和青年反帝大同盟，革命活动日渐高涨。为了加强领导，中共云阳县工作委员会于1934年夏秋之交成立了，继而又成立了云阳工农武装暴动委员会和暴动指挥部，由谭林任总指挥，赵唯、陶訚任副总指挥。一场打击反动统治者的武装暴动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之中。
当时，地下党组织拥有的武装大约有二三百人。而反动派方面有11个民团中队和精锐的警卫中队，附近区镇还有民团。从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悬殊还是比较大的。1935年1月初，敌人似乎对云阳工农暴动有所风闻，而此时，红四方面军已渐往北移，若再迟疑，就会失去与红军靠拢的机会，如果敌人抢先下手，就会被动挨打。因此，谭林、赵唯、陶訚等决定利用敌县府对全县高小毕业生观摩会考和民丁中队检阅的有利时机，于1月19日午夜12时举行起义。
起义行动的准备方案是由赵禹带领农坝小学学生队三四十人，在1月14日利用高小毕业会考之机，进入云阳县城，赵唯、张建威、谭端生分别率部队在18日前进驻县城。同时，张公武凭借与敌团务委员长马仲云的私交打入团委会，以烧鸦片烟为由稳住马仲云，待机生擒。
19日下午，夕阳慢慢沉入城后五峰山下，云阳县城笼罩在暮色之中。这时，在北门楼上潜伏待命的起义部队，先后抓住了3个敌兵，从他们口中得知起义已走漏风声，形势危急，拖延下去将失去突袭优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于是，指挥部决定提前行动。由赵唯和温作民率农坝部队攻打敌团委会，张建威率民团中队攻击杨典文的督练部，消灭敌主力模范中队，赵禹率学生队及其他后勤人员留守西门，谭端生带领手枪班负责警卫指挥部。
长江对岸，张飞庙的铁钟连续敲响9下，沉寂的县城顿时响起激烈的枪声，起义战士的冲天怒吼划破了黑暗的苍穹。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风暴席卷了整个云阳城，以马仲云为头子的反动统治者惊恐万状，仓皇而逃。
马仲云逃走后，起义部队立即撤出团委会往西门方向行进，在西门附近与敌方督练部模范中队打了一个遭遇战。敌军被打垮后，我方才发现模范中队在先前没有受到攻击。而张建威部已不知去向，一时无法取得联系，加上我方伤亡和弹药消耗，无法再单独攻击其他目标。于是，指挥部命令攻击部队撤向校场坝集结待命。
赵唯和温作民带领打敌团委会的部队刚撤回校场坝，一支敌军就沿城墙向北门包围了过来，企图截断起义部队的后路。指挥部立刻令赵禹率学生队抢占北门垭口的观音阁，控制制高点，由农坝部队掩护撤退。指挥部刚撤到观音阁，掩护部队就与敌人交上了火，经过激战，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反扑。
随着增援的敌军越来越多，我起义指挥部处境越来越危险。为了保护指挥部的安全，这时，蔡明典挺身而出，带领部分部队东下新城门往小河口方向突围，果然在此吸引了敌军的注意力，一场激战之后，蔡明典终于打垮敌军，然后强渡汤溪河，往农坝方向撤退。
经过浴血奋战，指挥部冲出重围，沿着观音阁后面的五峰山梁，经过系虎石撤至距县城10多公里的栖霞宫。在栖霞宫附近，谭林主持召开了云阳工委紧急会议，决定：1.进攻暂停，起义人员隐蔽待命；2.工委成员谭林、赵唯、陶訚、温作民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请示；3.赵唯去上海前先回农坝安排起义人员，布置潜伏。
起义失败后，云阳上空乌云翻滚，城乡一片白色恐怖，敌人倾巢出动，四处通缉共产党人。李楷、赵禹、谭端生、张公武、周公升、邹德恩、王本柱、蔡明典、冉瑞金等人相继被捕。在敌人的监牢中，他们饱受酷刑，但始终威武不屈，保持了革命气节，最后英勇就义。
“1·19”起义后指挥部成员去向。
谭林，后改名谭佑铭，云阳县盘石革岭人。起义后辗转到上海，1937年赴山西抗日前线直到抗战胜利，后长期担任军队领导工作，职至四机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5年离休。
赵唯，又名赵野时，云阳县农坝乡人。起义后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解放后历任云阳县人民政府县长，万县专署副专员等职。1986年捐资4000元，倡议创立一·一九职业高级中学。1992年8月30日病逝，终年85岁。
陶訚，云阳县云安镇人。起义后在上海、成都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9年8月在成都病逝，时年35岁。丹心著千秋，功业垂青史。“1·19”起义打响了渝东武装起义的第一枪，让云阳及毗邻区县渴求解放的群众第一次知道了自己身边还有敢于攻打反动官府，替穷人谋福祉的共产党，为后来的解放事业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虽然，起义在敌我力量的巨大悬殊下没有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先烈们赴汤蹈火、英勇斗争的事迹却已深深地铭刻在党的光辉史册，永远激励着一代代英雄的云阳儿女。
刘孟伉的传奇人生
在云阳这块有着数千年文明史、孕育巴渝文化的神奇土地上，哺育了灿若星辰的英才俊彦，刘孟伉便是他们中一位杰出的代表。1926年，刘孟伉便投身革命大潮，以名士身份搞统战，以诗人笔锋作投枪，以游击司令雄姿指挥战斗，一次次运筹帷幄，一次次跃马挥戈，打得敌人丢盔弃甲，闻风丧胆，书写了一部传奇人生。
刘孟伉原名刘贞健，1894年5月25日出生在云阳县云峰乡宝塔村冉家沟一个并不富裕的农家。他5岁丧母，6岁时被送到在贵州省任知县的堂兄刘贞安处学习。刘贞安系前清进士，极善书法、词赋。刘孟伉天资过人，悟性极高，记性特强，11岁时就熟读四书五经，到贵州后，更是勤于钻研诗词、书画，常和堂兄在一起吟诗作赋。经十数年调教，刘孟伉学艺大进，其书法篆刻，颇具才情。其书各体皆能，尤其稿书有创新之功，不仅数量大，而且最具创意，表现了卓尔不群的个人风格，特别是晚年书作将深厚的学养与独特的人生经历融入书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为当代书坛所推崇。至今巴渝书法家何应辉、余仲九等直接受其影响。刘孟伉先生为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之一。
其实，刘孟伉不仅是书法家，更是学者、是诗人。他自幼饱览诗书，积淀学养。十年“十三经”，十年“文字学”，十年南北游，二十年文史为长。他著书丰富，诗词上千。原四川省副省长，辛亥革命名流，著名文化人士但懋辛对刘孟伉的人品、书品和诗品均赞赏有加：“七十年华百练身，只余龙性老难驯。山川能说才无碍，风雨高歌笔有神”。
刘孟伉虽然出生在贫瘠偏僻的云阳乡村，自小研习四书五经、孔孟之道，但他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在军阀割据、战乱不休、国家危亡的时刻，刘孟伉勇敢地跻身社会，迎接时代的风潮。
1921年，刘孟伉在万县省立师范做国文教师，兼任川军熊克武部第二混成旅旅部书记，与时任该旅第一团团长的刘伯承相识。同是学识渊博之士，共同的革命渴求使两人肝胆相照，友谊日笃。
1926年中共重庆地下党成立军委会，在四川发动泸（州）顺（庆）起义。刘伯承派刘孟伉前往泸州，任该地驻军袁文品的旅部秘书，做袁的工作，策动该旅起义。在刘伯承领导的泸州起义中，刘孟伉是起义的主要政工人员，他不辞劳苦，甘冒风险，日夜工作，并在此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泸顺起义为时数月，由于旧军队的纪律问题，致使泸州、顺庆两地部队未能合兵一处，刘伯承只好带领顺庆部队前往南昌。刘孟伉在随部队转移中，因在川江翻船落水，加上与刘伯承失去联系，只好回到云阳老家。1933年定居万县，开办裱书店，以刻章、卖字为生。但对革命的向往却与日俱增。
1938年，万县重建了党组织——中共万县特支。刘孟伉被选为特支委员，分管统战工作。从此，他家里、店里，都成了地下党秘密接头和开会的地方。作为四川的门户，当时的万县是全川仅次于成都、重庆的第三大城市，不少上层人物聚集这里，刘孟伉是闻名遐迩的巴蜀名士，对他开展统战工作十分有利，他也因此取得了不少成绩，将国民党第九区保安副司令肖中鼎等十多名要人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
为配合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为延安输送革命力量，刘孟伉介绍了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还将写字刻印的收入资助路费。当时，渝东去了100多人，其中就有他的三弟刘宏达和他刚成年的长子刘祥纶。
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大批有志青年去延安的愿望无法全部满足，党组织决定就地育才，创办一所渝东的抗大——国华中学。学校以延安抗大教育为蓝本，贯彻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主要招收云、开、万的进步学生。但因国华中学办得太红太露，引起了地方反动当局的注意，学校遭查封，刘孟伉等负责人遭到通缉。
根据党的指示，刘孟伉深居云阳老家山中。因报国无门，他于苦闷惆怅中，便以全副精力研究文史、书法及诗词。
他所治之印，能于方寸中识秦汉、见精神，能将金石趣、书法味及诗情画意浓缩一体。其边款可微刻上千字的词赋，放大镜下观之，其精气神与本人书法无异。
因此，他的自我评价是“印第一、诗第二、书（法）第三”。
1946年春，刘孟伉借抗日战争胜利之机，前往重庆寻找党组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王维舟了解到刘孟伉的情况后，便指派重庆市委负责人彭咏梧与之继续联系。彭咏梧将上级欲在川东开辟第二战场的打算告诉刘孟伉，要求他回到老家发动群众，为组织地下武装作准备。
刘孟伉时年已经52岁，但他精神焕发，立即奔赴七曜山中，装扮成风水先生，在川鄂交界的各地县奔波，通过组织“铺盖会”发动群众、联络和恢复党的组织、结交绿林兄弟等活动，组建了一支革命武装。他被上级党组织任命为川东游击纵队政委兼七南支队司令。后来，万县地工委又调开县支队司令陈仕仲同志前往协助，陈仕仲是延安抗大第四期毕业生，熟悉游击战术，他的到来，使刘孟伉如虎添翼。他们分进合击，协同配合，首战云阳蔈草场，远征湖北板桥镇，奇袭奉节安坪场，回援奉节吐祥乡，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出了游击队的八面威风。在两省五县数百公里地盘上，敌人闻风丧胆，人民拍手称快。国民党万县行署及川鄂五县联防指挥部曾悬赏2000万元买他人头，通缉刘孟伉及其所部。
随后，刘孟伉率部前往湖南龙山、湖北利川等地，开展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并迎来解放军入川，为革命事业和人民的解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血与火的斗争和执著的革命追求，磨砺了他坚实的人生，练就了他刚强不屈，桀骜不驯的性格，也成就了他那卓尔不群又不失规矩的艺术书风和诗文。
解放后，刘孟伉在万县投入到紧张的建政工作中，不久，调重庆任川东行署副秘书长，1952年调成都任四川省文史馆馆长，被选为四川省第一、二届人民代表，省政协一、二、三届常务委员。从此，他潜心文史研究，成绩卓著，海内外知名。
解放后，刘孟伉给四川、重庆的众多名胜之地，题写了不少楹联诗词碑帖榜匾。观其书，如闻气势磅礴的“命运交响曲”，“似见先生十万丛林中跃马挥戈的英姿”。其作品无不透露出丰富的人生历练与浑厚的文化底蕴，闪射着令人震撼的人格魅力。
在成都的17年里，不管顺境逆境，他都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和坦荡胸怀，直到1969年2月去世。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老者的高风亮节，留下了文学和人格的亮点。
1989年5月，以刘祥纶为代表的亲属团体按刘孟伉生前遗嘱，将其骨灰归葬于万州太白岩公园，与刘孟伉陈列室、呓叟碑廊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纪念地。
为纪念刘孟伉先生，云阳政协文史委编印了刘孟伉的《冉溪诗稿、冻桐花馆词钞》，新编《云阳县志》为他立传。这位“印诗书三绝，文武艺一家”的革命前辈，这位弹雨狂风度平生，无意偏却登极致的书艺大师，将世世代代受到巴蜀人民的敬仰与崇拜，也将永远活在云阳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