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制银行遍地开花
除去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中国高层还在试图引进业外资金参与银行改革，增加金融市场主体。这些银行没有历史包袱，不承担政策性任务，是新型股份制银行。
1986年7月重新组建的交通银行是股份制银行的开端。交通银行的资本金为20亿元人民币，由财政部投资10亿元，其余由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认购入股。原规定个人股份在资本金总额中的比例不超过10%，但结果没能吸引到个人股份。之后，1987年4月中信实业银行成立。1987年4月8日，深圳发展银行正式对外营业，这是在深圳特区6个信用社资金的基础上，向社会公开招股建立的，其中有111个单位股东和7276个个人股东，其中国有企业股份占51.3%，集体企业股份占17.1%，个人股份占31.6%。
之后建立的股份制银行还有福建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南发展银行和中国民生银行，除此之外还有大批的城市银行和农村银行。不幸的是，1998年6月，由于严重资不抵债和面临支付危机，海南发展银行被行政关闭。
在股份制银行发展之前，城市信用社也开始起步，1984年9月武汉市汉正街城市信用社组建开业。1985年11月28日，厦门国际银行开业。1986年4月1日，邮政储蓄业务开办。
货币市场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建立的。1984年同业拆借市场建立，1985年票据贴现和国债回购市场建立。
保险公司利润不再上缴财政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在恢复，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险业是一个独立的金融行业，还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下属机构？
1979年2月5日至28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分行长会议，关于保险工作在会议纪要中有如下阐述：
开展保险业务，为国家积累资金，为国家和集体财产提供经济补偿。今后对引进配套设备、补偿贸易的财产等业务，都要办理保险。凡需赔偿外汇的保险业务，其保险费改收外币。保险公司所得的利润，不再上缴财政，留作国家发展保险事业的基金。为了使企业和社队发生意外损失后能及时得到补偿，而又不影响财政支出，要根据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和自愿的原则，通过试点，逐步恢复国内保险。在重要口岸和各省、市、自治区分行所在地，要根据保险业务的发展需要，逐步设立保险分公司。分公司受保险总公司和人民银行分行的双重领导，业务上以保险总公司领导为主。
从上面的表述可以看出，保险作为财政手段和为国家积累资金的作用依然被看重，但已不再忽视保险“为国家和集体财产提供经济补偿”的作用。更为重要的转变是，已经开始把保险作为一个产业看待，保险已不只是工具，它还有自我积累和发展的需求，因此才有“保险公司所得的利润，不再上缴财政，留作国家发展保险事业的基金”。
1979年11月19日，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30人参会。这是恢复保险国内业务后保险业第一次全国大会，许多老保险人激动不已。似乎是为了证实保险的重要，在大会结束的前两天，11月25日，“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翻沉，7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735万元。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解职，当时主管石油的副总理康世恩被记大过。
“渤海2号”没有投保。不仅是“渤海2号”，大部分国有企业都没有上保险。1981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给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称：“就企业财产保险而言，中央企业参加保险的还不到5%。以四川省为例，保险公司支付赔款7800万中，中央企业所得赔款仅30万元，占0.4%。”
从1959年年初停办保险国内业务，到1979年恢复，整整20年。1980年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国内业务后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业务年度，这一年的状况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基点。用1980年的数字与1958年停办国内业务前的数字相比，1956年全国保费收入21963万元，1957年为22291万元；1980年为28000万元。由于期间物价涨幅不大，特别是“文革”十年间物价几近冻结，因此这两组数字似可相比，亦似可得出结论：就保费规模而言，经过23年，中国保险业几乎又回到起点。
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黑色幽默。
【存档】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变迁
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选择经历了几个过程。1986年1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首次将金融机构的金融事业活动目标界定为“发展经济、稳定货币、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后来这一目标改成“稳定货币，发展经济”。但双重目标可能会顾此失彼，而且总是以牺牲货币的稳定，以过量的货币发行来支撑经济暂时的高速增长，结果是诱发通胀，导致国民经济周期性大幅震荡，以及被迫强制性调整，诸如宏观调控之类。因此，1993年12月国务院在《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1993年金融改革前，中国央行主要运用再贷款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限额两大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1993年12月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央行的工具大为增加，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再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外汇操作、贷款限额、中央银行存贷款利率等。
【存档】上海人民爱保险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论在此之前还是之后，上海均是中国保险业第一重镇，上海企业甚至有无保险不开工的传统。1958年年底，人民公社在全国普及，这样城市和农村都被计划体制包裹起来，于是保险这个市场经济的物件有无存在的必要就成了问题。立马，中国内地保险业务以“大跃进”的速度停办了。
上海怎么办？存在决定意识，在保险办与停的问题上，演绎了一个上海“周旋”中央的故事。
先有革命的理论，才有周旋的故事。上海“主办派”组织大家学习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从中找寻有关于建立保险基金必要性的论述，于是“多数人认为城市人民公社尚未建立，不能说保险作用已经消失，在初步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觉得应该慎重考虑，并提请领导妥善决策”。按照当年的理论，保险是财政的后备，所以保险与财政部门较亲，其时保险正隶属财政，于是得到财政的爱护。财政局党组颇费苦心斟酌，历时三个月，十多次易稿，拟就《关于本市国内保险业务的处理意见》上报上海市委，主要结论是“保险有用”。
1959年7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以沪委（59）丑字第136号文批复同意。当时柯庆施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本人对人民公社是很热心的，而对于人民公社的死对头保险，柯庆施又站在上海的立场大力支持，矛盾的事物在其身上得到完美的统一。
银行与保险在争取社会资金方面是竞争对手。1960年1月1日，上海保险机构正式并入银行系统，对外保留公司名义。之后保险业务急剧下降，银行领导认为停办保险的时机成熟了，于1962年3月将《关于停办本市国内保险业务的意见》的报告上报市委财贸政治部。然而答复是，根据中央最近一系列指示精神，保险还是有作用、有需要的，仍应继续办理。
顶着压力，上海市委一而再、再而三地支持保险，实在难能可贵。
【主张】政治挂帅不保罢工险
1968年6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以急件发出《关于对出口运输保险一律不保罢工险的通知》。10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以特急件发出《关于发送停保罢工险对外宣传参考要点的函》。节略如下：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保险是以政治为统帅为灵魂的，我们国际运输保险的根本任务就是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服务。罢工险全称叫“罢工民众暴动险”，在资本主义保险市场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形式上罢工险只是保险公司办理的一项业务，它对因工人罢工行动直接造成保险物资的损失，负经济赔偿责任，实质上它是为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者利益，以抵制、反对国际无产阶级罢工斗争的工具。
首先，它是从政治目的出发的。各国无产阶级开展的罢工运动是对垄断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者的政治斗争，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当前，各国罢工运动的兴起，促进了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危机的发展，为推翻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动统治，摧毁日薄西山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创造条件，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而罢工险则是将罢工运动的政治斗争歪曲成为经济破坏活动，以承担罢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为钓饵，制造假象，似乎有了罢工险一切就有了保障，罢工斗争就无足畏惧，借以稳定人心，缓和政治、经济危机的发展，抵消罢工斗争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是垄断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勾结保险垄断资本家破坏罢工运动的一个手段……
罢工险的实质既然如此，因此承保罢工险是失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的，是违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对国际主义一系列教导的，是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背道而驰的，我们决定予以废除。
不知此文出自何人手笔。如果他听到30年后首钢的故事，该作何解释？20世纪90年代后期，首钢在秘鲁设立分厂，以当地市场价格雇用秘鲁工人。为和工人搞好关系，首钢请当地工会领导到首钢总公司参观，介绍中国工人的工资、住房、医疗、子女上学等情况。秘鲁人回去马上组织工人罢工，要求涨工资，要求与中国工人相同的待遇。首钢与秘鲁人一边谈判，一边涨工资，终不堪成本高昂，首钢秘鲁公司关门。
无产阶级的秘鲁工人用罢工造了支持他们罢工的中国人的反，这该如何解释？
【第三回】·就业会上提出了股份制
报纸论战拉马克思大旗
家里有孩子待业叫人糟心
在中国人眼里，股票曾经是一个魔鬼。茅盾的小说《子夜》把这个魔鬼深深地印在了中国人的头脑中。计划经济可以没有股市，但市场经济必须有，股市的配置资源、发现资本价格的功能是不可取代的。
新中国股市的重建不是从认识转变后开始的，不是在理论上针锋相对，最后真理战胜了谬误，人们解放思想统一认识之后开始重建和发展的，股市是被吃饭问题逼出来的。其实，安徽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被饿肚子的滋味逼出来的。
在农村经济板块松动的同时，中国的城市却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压力，到1979年，全国回城的知识青年大约有1700万，再加上320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总数达
2000多万，大体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家里有老大不小的孩子没工作，这叫家里人多糟心，真是社会不安定因素。
为解决知青回城的就业问题，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据说，在这个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提出股份制设想，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厉以宁后来被称为“厉股份”。
注意，股份制就是这样为解决家里孩子的饭碗问题而出现的，大家只是把股份制作为一个解决就业的手段提出来，并没有认识到股份制将重新构造中国微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基础。
当然，那时的股份制是集体经济股份制，只是限制在类似北京大碗茶之类拾遗补缺的合作社里，完全不牵扯到国有经济。但即使这样，也都迎来刀光剑影、漫天口水。
不劳而获的帽子压死人
当年没有网络，只能在报纸上论战，但白纸黑字就更显得正式，要求论战者有更大的承受能力。
1980年9月25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孙广林在刊载于《工人日报》的《怎样看待股份公司的性质》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的股份公司与马克思所论述过的工人合作工厂一样，是一种公有制性质的企业，有利于为社会主义建设筹集资金，有利于满足社会需要和促进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有利于待业人员安排，它是社会主义企业一种可行的模式。
孙广林拉上马克思做大旗，但马克思时代没有解决待业人员的任务，这是孙广林的一个取巧发明。
而在同一版上也刊登了邢廷风的文章，他认为：股份公司的私有制性质决定了它的分配原则是按资分配，这种私有制的股份公司，对于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实在是弊多利少。
按资分配？不劳而获？剥削有理？这是共产党人批判资本主义的要害之要害。
1980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在读者来信专栏中，刊登了呼和浩特机床附件厂程钧的《集股投资大可试行》一文。程钧认为一方面企业有多余的资金无处投放，另一方面许多商品的生产由于缺少资金，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因此可以集股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