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海卖股票意味着什么？股票是什么？股票当然是私有制的物件，股票分红，就是用资金来赚钱，这就是不劳而获，与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相违背。在中南海卖股票，是不是就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买股票了？也参与股份经济的经营活动了？也为股票正名了？
实际上，1988年11月9日中南海汇报会没有任何具体结论，不管是否有人出来打横炮，结果都不会有大的不一样。1988年中央上层着急的是什么？是双轨制闹翻天，钢材出厂价700元一吨，愣能闹到2000元一吨，要不怎么狠心闯物价关，损兵折将。连国有长春百货大楼出租柜台都成了新闻的年代，还能指望证券交易所有多大出息？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之前，中国的股份制改革及资本市场建立，就是在这样三股力量的推动下蹒跚前行——地方政府和企业，它们有发展的冲动，它们期望从市场筹资；知识精英层，他们理性感知，发达国家有的，中国也必定会有，他们拥有的更多的是事业心和国家使命，至少，当时资本市场给他们提供的发财机会不多；中央高层，一些开放的官员意识到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但意识形态及技术操作问题没有解决，这些官员多年事已高，实际上并没有高瞻远瞩的知识背景和魄力胆识。一定要有一股新锐的力量，一个突然降临的机会，方能破中国资本市场
之冰。
【第一回】·第一张股票出自抚顺
蜀都盖大楼死抠产权
抚顺胡颂华从不炒股
胡颂华是个好老头，普通着呢。2010年夏天在央视镜头前，他言谈舒缓，淡定无欲，衬衫扣子一直扣到下巴。胡颂华说：我不炒股，我没炒过股，我这么大岁数了，脑袋不会用了，炒什么股啊，不炒股，我儿子在那屋里炒股呢，我姑娘她们都炒。
就这么个老头，却愣愣闷闷地闹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第一张“股票”。
第一张股票是做甚的？不是高科技，不算大制作，不关高雅低俗，是红砖。秦砖汉瓦，透着悠久，显得实用。今人很难想象，20世纪80年代初，大家都盖房子，却闹得红砖稀缺了。各单位都派车去砖厂拉，天天排队也排不上，当时有抚顺的厂子跑到乌鲁木齐去买砖。抚顺红砖一厂年产量只有800万块，而市场需要量是2300万块。要想扩大生产能力，需资金1800万元，如何筹资？
胡颂华当时是中国人民银行抚顺办事处的一名信贷员，“我们信贷员的工作就是帮助企业扩大生产，我们银行只能搞流动资金贷款，不许搞固定资产贷款”。烧砖建窑是固定资产，打酱油的钱不能打醋，银行有规矩。在辽宁图书馆，胡颂华看到了一本关于股票的书，介绍外国的股票。
于是，中国人民银行抚顺办事处向抚顺市建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报告，要求发180万元股票。这事好啊，有人出钱，扩大生产。1979年10月20日和12月27日，抚顺市政府两次开会研究发行股票，最后决定发行260万元股票。
当时挺急，股票是报社印刷厂给印的。今天肯定不能这样印了，太容易被仿制了。当然今天也不用印了，都已经电子化了。
红砖股票不卖给个人，都是大厂买，像抚顺铝厂、抚顺钢厂、石油三厂。哪家买了股票，就可以优先买砖，不用排队，能不积极吗？1980年1月1日红砖股票正式发行，到1月28日股票被200多家企业认购一空，大功告成。砖厂用这钱新起了窑，产量大增。两年后，红砖股票被陆续收回，不付利息。当时外面买砖每块2毛多，在这儿只5分钱，乐还来不及呢。
细想，这股票哪有收回的？所以，红砖股票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股票，只能算是准股票，或者更接近债券，且是定向发行的债券，甚至像农村集资入股的社队企业。抚顺红砖一厂也没有股份制改革，没有评估、招股、上市等程序，后来股票收回后，红砖一厂还是原来的厂子，体制没变，只是规模大了点。
因此，“红砖股票”是要打上引号的，不那么标准。这也不能怪胡颂华少见多怪，那时大家都少见多怪。在北京，新建成的首都机场候机大厅里有一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其中出现正面女人裸体。有好心人士特地把她们遮了起来，怕吓着大家。
令人起疑的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张股票并不是出自上海黄浦江边，170年前那里就开始被股票熏透了；而从未经历过股票的抚顺，这里的领导竟也贼大胆。或许胡颂华的祖上有在洋行工作的经历？一本关于股票的书就能演绎出股票？无从考证。然而，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里，却能找到股票的足迹。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六大红色区域之一，由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共产党人领导创建。1930年10月16日，赣东北苏维埃政府创立赣东特区贸民银行，到1934年9月，先后发行了股票、债券近30万元。在筹建赣东特区贸民银行时，设计的资本金为20万元，大部分是没收土豪、劣绅和富户的资财，其中4万元向根据地人民群众招股。
如此，大家可以看到，新中国股票的星星之火，当是来自于革命根据地；而改革开放后证券市场的星星之火，则是“红砖股票”。
今天胡颂华还有一张“红砖股票”，已经成文物了。这样一个促成“红砖股票”的人，竟然从未炒过股票，但他仍是位爷。就像美国电脑大王王安，如果他活到今天，他看着孩子们兴高采烈地玩着iPad，也会傻傻的，令人欷歔。红砖厂地处采煤区，如今整个砖厂都塌了，沉到地下了。
这让人想起莫言的一篇小说——一秀才当了土匪，做军师，立下若干规矩。某日，土匪老大的叔叔强奸了一民女，秀才决意要杀匪叔，老大拗不过只好斩。老大那个气呀，照着远去的秀才开枪。迎着夕阳，子弹飘忽忽地从秀才耳边飞过，落在灿烂的田野。秀才不回头，蹲下，折了朵野花，闻，“神马都是浮云”。如此一极品男人怎么个结果？某日擦枪，走火，把自己打死了。
成都集股盖大楼最怕被平调
在“红砖股票”发行6个月后，第一家接近股份制性质的企业，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成立，它就是后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成都蜀都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蜀都A）的前身。蜀都A现改名为舒卡股份。
1979年12月，成都市计划建立一个展览大楼，筹备组主任陈良平没钱，于是想到用股票集资，便打报告给成都市领导。1980年年初，成都市经济委员会在向市政府递交的《建立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公司是由各集资合股的股份公司。公司资金按入股自愿的原则。公司的资产属于投资的各单位集体所有，任何单位不得平调或侵占。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拟建公司展销大楼（即现在的蜀都大厦）。”
注意，这里所叙述的原则在今天看来当然不是问题，但在30年前，这还真是问题，是大问题。比如，“公司的资产属于投资的各单位集体所有，任何单位不得平调或侵占。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应该合乎逻辑吧？但在30年前，首先投资绝大多数都是政府的，尤其是在城市中心，搞这么个大楼，怎么能允许由非政府的机构操持？其次，就算投资是集体的，怎么政府就不能动了？那个年代，讲究的是一大二公，一平二调，赢了是国家的，上缴利税，亏了也是国家的，一个文件就注销了坏账——哪来的自负盈亏？从更高层次来看，地方政府也没有多大自主权，1980年2月1日，国务院才开始策划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灶吃饭”方案。
现在看来，这份报告是相当超前的，一下子就抓住了产权这个关键，一下子就把股份制企业所有制整清楚了，不像抚顺红砖一厂，钱进来了，只是个过客，完了事一切照旧。当时大家对股份公司都还不熟悉，因此这份报告和成都市政府的批复，都把股份公司错写成“股分公司”，分家的分。但从中文字面上来理解，这也没错，分家单过，责权分明。
1980年6月11日，成都市政府下发文件，批准设立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经测算，建设20层展览大楼需要2000万元，因此决定发2000万元股票。
设计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的股票的人叫王冠武，当年在成都印钞厂工作。王冠武感觉：“这可能和钞票是一个性质的吧？”他收集了各种各样的奖状和结婚证书，把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的股票设计成比A4纸还大。2010年王冠武已76岁，他笑着说：“当时完全是瞎子摸黑过河，照着奖状的尺寸做的。”
党报为深宝安登招股广告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就有了集资入股的社队企业，在计划经济的铁桶阵中，悄悄孕育着股份经济的萌芽。著名的华西村吴仁宝，经常上午接待上级检查，斗私批修学毛选，下午就带着社员干私活，两不耽误。
因此，改革开放后股份制的萌发，肯定要算农村一份。
广东宝安县是一个小渔村，隔河就是香港，是边防，中国公民去那里要办边防证。多年来国家很少往那里投资，因为怕打仗，打坏了坛坛罐罐。宝安县当地政府不但要时刻防范外敌的侵入，还要阻止咱这边的百姓出逃，政府不断发文号召人民与逃港做斗争，许多老人还记得那些公审逃港人员的大会。1983年5月5日，还发生了歹徒卓长仁劫持中国民航296号航班逃往今韩国的事件。
可以想象，当时此地的政治气氛多么紧张，经济多么落后。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按照最初的设想，深圳特区的建立，要起到吸引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等4个窗口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期望深圳特区的超高速发展，最大可能地缩小深圳与香港的经济势差，从而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带。
深圳特区建立时，宝安县迁至二线之外，要重建一个县城。当时宝安县年财政收入仅1000万元，这点钱够干什么？成都盖一幢20层的楼还要2000万元呢。宝安县县长李广镇急得不行，怎么办？隔河相望，发行股票在香港是天经地义，深入人心的。宝安县是社会主义，虽然改革开放了，但那个万恶的股份制？谁敢说？谁敢提？
宝安县就大着胆子提了，深圳市也大着胆子批了，特区就是应该先行一步。1983年7月，宝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组建时名为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就是后来在深交所上市的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简称深宝安。2008年5月，深宝安更名为中国宝安。
当时宝安联投的章程规定：私人股份可以继承和转让，股东所得股金红利属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私人可以入股，这是个突破。但为了吸引投资，章程还规定：“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付息、分红”。看到这些，大家一定要笑了，股票本来就是一项风险投资，如何保本？怎样退股？当然，后来这些规定都取消了。
宝安联投第一次共集资130多万元。这是小钱。到了1991年6月25日，深宝安在深交所上市，总股本已达2.25亿元，占当时深交所交易量的43%，占沪深两市交易量的20%。
宝安联投的设立和发行股票确实大胆，但更大胆的是作为党报的《深圳特区报》，破例为深宝安刊登了招股启事，这是1983年7月25日的事。党报一贯是严肃认真的，一贯是以党中央既定的方针政策为依据为准则的，怎么会为这样一个被争议的事务服务？
当时的许多事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在《深圳特区报》刊登宝安联投的招股启事前一个月，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构想，说：“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与大陆不同的制度。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
邓小平胆大，不仅允许中国一部分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还鼓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与传统的共产主义理论相比，是多么离经叛道。这真是位老爷子。
【人物】金杯赵希友美国上市
“抚顺红砖”确实有些小儿科。然而同样是在辽宁这个中国老牌计划经济地区，却出了个金杯，一家国有大厂率先搞起了股份制，且相对规范，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最不可思议的是，金杯横冲直撞居然跑到纽约上了市，奇了。
所有这一切，都源于赵希友。从1952年开始赵希友就在国有企业里干了，他当过会计、科长、局长，几乎经历了计划体制的全过程，但他却在50岁上下打破自己30年的计划经济体验，尝了资本市场的鲜。
1983年沈阳市准备将农机汽车工业局成建制地改造为一家企业性公司。这是一个破烂不堪的摊子，农机工业局旗下有96家与汽车相关的工厂，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加到一起只有1.9亿元，“工厂四面透风，四处漏雨”。1984年，金杯的前身，沈阳汽车工业公司成立，赵希友出任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