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夏天，珠海特区报社一位年轻的记者患了肝癌，当化疗病情稍稳定后，突然持续发烧20多天不退。他辗转南京和广州求医，又在我市其他医院住院，都诊断他是癌症转移，多种治疗仍不见好转。从南京回来当晚，焦急之中他想起了郭欣然医生，于是，打电话给他。
这位记者在他病逝前写给人民医院党委的感谢信中这样说的“打通电话后，那边传来郭主任大哥般慈祥的声音，郭主任说‘明天是星期六，上午我将专程回医院等你’第二天，郭主任果然在早早地在科里等我，仔细看了病后，把我收到他的病区住院。仅3天的时间，他就查出了我持续发烧是由于肺部被绿脓杆菌感染引起的，而不是先前被诊断的‘癌症转移’所致。这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病症，郭主任对症下药很快就止住了发烧。
疗效说明了一切。我感激的心情不知道如何表达，想来想去，我送给郭主任一个红包，见他收下了，我的心有了宽慰。可是出院结算时我才知道，郭主任通过护士小姐把红包里的钱全部加到我的住院押金里去了。”
“对郭主任的敬佩在我心里油然而生。”
信的最后这样说的“在珠海看病治病，还是人民医院靠得住。”郭欣然用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博得了病人对他的赞誉，也博得了对人民医院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赞誉。
正是在医学职业精神的指导下，很多像郭欣然一样的优秀医务工作者发挥出了高超的医术，在救死扶伤、挽救人类生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2006年初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吴孟超院士曾对记者说：“医德和医术两者相互促进。我选弟子，德最重要，第二才是才。医德好了，病人信任你，医患之间合作得好，有利于促进和发挥你的技术，医生工作面临的是病人，所以医生自己学会怎么做人最重要。”
所以，对一个医务人员来说，医学技术是达到医学目的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必须服从于医学职业精神。医学技术应该在医学职业精神的指引下，发挥出其最大的功能，尽可能地救死扶伤，延长生命，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职业精神为经济效益提供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如何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医疗行业也不例外。许多医院科室人员的奖金都和工作量挂钩，鼓励多劳多得，红包和回扣也一度成为了社会的焦点问题。诚然，经济效益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也是医院发展的基础。
但是，它绝不能成为超越甚至取代“救死扶伤”而成为医学的目的。也就是说，当医院或医务人员个人的经济利益与医学职业精神相违背的时候，经济利益必须服从于后者。
根据这个原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府部门要三令五申，严行禁止红包和回扣了。收取红包违反了医师职业精神的基本原则以及社会公平，“回扣”是变相地由病人承担医务人员的额外利益，正所谓“多层回扣，患者买单”。医务人员往往在上述利益的引诱下，开高价药，多开药，索要红包，将“救死扶伤”的医学目的抛之脑后，丧失了应有的医学职业精神，造成了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
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据此法案，2006年6月29日后，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若收受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生产、经营企业或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的财物或提成的将要承担刑事责任。当医学职业精神对医疗活动不能起指引作用，而让位于经济利益的时候，医疗活动的本意就会被扭曲，白衣天使不再仅仅为了救死扶伤，而成了医务界的商人，最终的利益受损者，必然是原本应该服务的对象——病人。
2004年9月13日，患者诸少侠因合并肾衰、肺部感染、呼吸衰竭、消化道出血等病症，转至深圳市人民医院治疗。119天后病逝。医院账面显示，总共花费达120万元。患者遗孀谢斌午以医院多收了医药费为由，向卫生部投诉。2005年12月11日，由广东省纠风办、卫生厅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调查后认定，深圳市人民医院违规计费68项，共102199.52元，直接责任人给予开除公职的处理。
然而，在认识到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对医疗活动的危害后，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其实，医学职业精神与正当的经济利益是不相矛盾的。这当中的道理，就和“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区别”是一样的。“医学伦理道德不仅具有道德价值，还有积极的经济学内涵，是重要的医疗资源，通过参与医疗市场资源的配置动作，可以产生经济效益，转化为医疗资本。”如果每个医务人员都有着正确的医学职业精神，愿意全心全意为病人着想，必会认真钻研医术，对病人的态度也自然地亲切温暖，绝不会为了回扣，提成而乱开单子、乱收费。这样医术高明，医风良好的医院，又有哪个病人不愿前来就医呢？经济效益又怎么会差呢？相反，如果对待病人不认真、不负责，为眼前利益而乱开药方、乱收费，从长期来看，必然导致医院名声和效益的滑坡。
因而，经济效益的获取，不应该选择非正当，损人利己的途径，而是应视其为在医学职业精神指引下的医疗活动的一个产物。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医学职业精神越崇高，那么经济效益就越好。如同太阳之光越明亮，影子就越清晰。在我们周围有许多医术出众、医德高尚的专家，他们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为病人驱除疾病的痛苦，深受病人的爱戴，从不刻意追求财物却也收入颇丰。那些有特色的医院，医风良好，医术高明，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大医精诚，培养职业精神
每一位医务人员都会记得刚踏上工作岗位时的那一次神圣的宣誓，庄严的誓词，纯洁而坚定的眼神，在那一刻，相信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立志成为一名好的医务人员。
我们总以为，只要有了那一次的宣誓，每个人都会谨记于心一辈子；只要有了医学院校孜孜不倦的几年教育，每个毕业生都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医务工作者。岂不知，时间可以磨去任何记忆，好的或是坏的。
当被生活中的琐琐碎碎困扰着，当被不断的小恩小惠诱惑着，人们是会很容易忘记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誓言。随着时间的流逝，医学职业精神被遗忘了，医疗活动的目的偏移了。卫生领域不良医德行为的发生、泛滥，固然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环境和社会不正之风有关，但毕竟者只是外因。外部因素再多，也会由于自身的免疫力而不为所动。就不会产生悖德行为，部分医务人员道德价值观的错位才是不良行为发生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加强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转变错误的价值取向，促进诚信美德的生长，是提升职业价值的必由之路。而在终极目标下，像那些具有优秀职业精神的大医学习，以他们为榜样，不断督促和改进自己，不失为一条颇具成效的成功之路。
事实也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有一双发现的眼睛，我们周围就确实存在那些具有优秀职业精神的大医，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谱写出了很多不凡的榜样之歌。
“啪”，护士递来的手术刀，与他的手掌轻轻相击。
6号手术室。又一次，老人伸向血肉深处，静静摸索。
剥离、阻断、切除，他双手取出肿瘤，缓缓托起。这一刻，这个重达5斤的肝癌肿瘤，不过是一枚枯萎的毒果，而曾经被它肆意吞噬的肌体，已然跨过重生之门。
这是一双白皙、修长的手，不颤不曲，灵巧有力。唯有右手食指指尖微微向内侧弯，那是常年握止血钳的结果。
这双手曾在马来西亚割过橡胶，曾在抗战烽火中为建筑大师梁思成描过图，曾被人称为天生的艺术之手。但，它们最终选择在一个与生命最近的地方劳作。
这双手属于吴孟超，一个从医68年的医生，一个有着55年军龄和党龄的军人、共产党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医学专家”……吴孟超有众多头衔，但病人都叫他“老神仙”，学生们称他“老爷子”。
对工作的要求，吴孟超近乎完美。
集体会诊，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开刀。吴孟超会一个个询问，你们都说开刀，麻醉选择什么？器官插管准备好了没？肚子开了拉不上怎么办？他要求大家像放电影般一步步预想手术过程，想好了，才能确定做不做、怎么做。
即使手术方案已经无误，手术前一天，吴孟超还会与B超室医生一起再次进行病灶确认。晚上躺在床上，他会拿着B超图设想手术部位的三维画面。第二天进了手术室，还要再读一次片。
将军不打无准备之仗，吴孟超不做没把握的手术。
按理说，像吴孟超这样的大师，是不需要全程手术的。助手们把准备工作完成了，病人的腹部打开了，他再来也不迟。
但，吴孟超往往会比所有人提前20分钟到达。洗手，规定时间3分钟，他要洗上5分钟，还管别人——“你怎么这么快就洗完了？”肿瘤切除了，他还不走，坐下看学生们缝合——“你怎么选那么粗的线？间距是不是太大了？”
对于收红包、拿药品回扣的事，吴孟超深恶痛绝。他给自己的医生们定了不少规矩：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能诊断清楚，绝不让他们做第二次检查；能用普通消炎药，绝不用高档抗生素；手术缝合尽量手工——吻合器要好几千块，手缝虽然多花20多分钟时间，不要钱……
在这所医院，肝癌手术所有费用不过2万元左右，远远低于国外和国内大多数医院。一位卖了房产来求医的病人接到账单时感慨：“没想到大上海会有这么低的收费！”
“我们要用技术对病人负责，为病人省钱。”这是吴孟超从医一生的习惯。
经营医院，怎能不考虑“创收”？面对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吴孟超的解决办法很简单——节约。
纸张用正反两面，会议不提供一次性水杯和茶叶，晚上下班发现走廊的灯还亮着，吴孟超会从头到尾一个个关上……
他说：“医院是治病救人的，怎么能想着从病人身上捞钱？”
我们学习大医，最主要的是学习他们身上的高贵品质，高尚的职业精神。无论是过去医务人员，还是今天的感动中国人物、道德模范，他们身上普遍体现的是“责任、奉献、忠诚、敬业”这样一种高尚的利益观；体现的是尊重别人、大医精诚这样一种体现优良传统职业精神观；同时给我们以启发，给我们以感动，给我们以冲击，给我们以怀念，在我们心中树立了一座座令人景仰的丰碑。
学习大医不仅是效仿他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学习他们的高尚的职业表现，结合现实情况内化为自己的健康向上的职业观和得体的高尚的道德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