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陈述
温州大学陈安金教授：没有任何文化竞争力的民族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特别是传统文化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和跨时代的意义，这越来越受到各国有识之士的重视，而且对现代社会越来越发生着积极的影响。对待传统文化历来有两种对立的学术态度：或者远离现实，只注重脚注、考据和资料的整理；或者完全从现实的功利出发并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所谓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说”一度在很多场合很流行，当现实需要的时候他就要去寻找基因，并认为基因在一定的时间里遇到阳光就会灿烂。其实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正确的。为什么不正确呢？所谓文化发展是间断性和连续性的统一。连续性是指人们只能在既定的、已经发生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历史和文化，而不可能抛开已有的历史和文化另起炉灶、从头开始，这就是文化发展的连续性。间断性是指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学术文化，这个时代的文化之所以不同于另一个时代的文化，正因为它有自身的特有的时代内涵。所以，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是间断性的基础，而间断性是连续性的目标指向，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文化发展的一条铁的规律。
站在21世纪的高度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是每一位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下面我将对这一话题进行陈述，提供几个观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和内容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有哪些内容？从考古学的成果来看，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从思想观念的起源来看，文化当然有思想观念问题，并不是出现了人就出现了思想观念，这中间有一个过程。如哲学观念是意识形态中一个较高层次的观念，所以发生得比较迟。从有灵魂这种观念来看，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已经有灵魂观念了——距今约18000年了。从拥有比较固定的文化观念角度来看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正是在这个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当中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尧舜时期算起已有4500·6·年的历史，以春秋时期创立儒学为标志，也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那么，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以孔子创立的儒学为核心思想的。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部分。儒学包括以祭祀为中心的国家宗教与政权相联系的道统说，永远把中国凝聚在一起的大中国的政治观念。儒学在中国传统历史上掀起了三大高峰：第一个高峰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创始时期。第二个高峰是以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为代表的谶纬学说，即在董仲舒的改造之后儒学才成为统治者的思想，所以董仲舒又被称为“儒者宗”。第三个高峰是朱熹，即程朱道学。从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的发衍，到“二程”，再到朱熹，他们有一个师承关系。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道学或程朱理学是中国儒学的第三大高峰。他们就像三座高峰一样让我们仰望不及，这就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学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第二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反复探讨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如果它没有极强的生命力，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探讨它的当下性的问题。世界上较早产生的文化如：古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希腊文化、印度的哈拉巴文化虽然历史上辉煌一时，但最后还是趋于黯淡、毁灭殆尽。决定这些文化兴衰的原因一般来说有两个：一个是文化的适应力；第二个是文化的抗震性，也就是在面临外族文化侵袭的时候，作为本土文化到底有多强抵御这种文化冲击的能力。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在坎坷跌宕中始终未曾终绝，这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适应力和抗震性的很好的说明。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么强的适应力和抗震性呢？这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广容度、同化力和凝聚力。首先是它的广容度。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容度首先表现为中国文化本身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共同体。其次表现在他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上。在中国近代以前，中国对待外来文化总体上是兼收并蓄的，它的典型例证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不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不是中国本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来自印度。自两汉之际传进中国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消化吸收到隋唐时期佛教完全在中国扎根并普遍为中国人所接受，而且与儒家、道家文化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容度的一个例子。事实上，佛教到中国以后已经不是原来印度的佛教，它已经完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中国文化的抗震性和它本身自有的文化同化力和凝聚力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当中，历经外族侵略而不衰，而且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征服者被征服。虽然外族在地域上拥有统治权，但就文化影响力而言从来就不是外来文化战胜本土文化，相反地，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都是本土文化战胜外来文化。这种文化的同化力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极强的抗震性。外族在取得地域统治和对人身的奴役权之后往往自己就成为精神的被奴役者。在中国历史上像元代的蒙古族和清代满族就是很好的例证，到最后他们都被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所征服。
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下性问题。所谓当下性就是现在我们要反思、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思考在当下、在如今它的意义、价值和启示到底在哪里？儒学文化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精华之处，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下性即儒学思想的当下性。儒学思想的精华何在？它的糟粕何在？在这里我要做一个粗浅的说明，有很多论者从儒学的文献当中找到一些闪光的语言和今日所倡导的思想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共同点。这种做法对现在还是不无启发的，不能一概地说他是寻章摘句、简单对号，但是把握优秀遗产的精神实质是很重要的。对儒家思想要把握以下六大精华：
第一个精华就是德言为先、修身为本的传统，重视道德自觉和完美是儒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要求人们在道德上应有“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儒家为了达到这种最高的精神境界特别注重德言，德言的途径和方法主要是用致行的方法进行修身并付诸实践。所谓“五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为朋友交而不信乎？”所以上述的儒家传统对现在有何启发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个精华是“为群”“乐群”“公而忘私”的道德规范，就是为了老百姓公而忘私。孔子的大弟子子路问孔子：“怎样才能称为一个君子呢？”孔子说：“修以静”子路又问：“如此而已乎？”孔子说：“修己以安人”子路又问：“如此而已乎？”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在这一段问答当中，孔子从修养自己使老百姓得到安乐，揭示了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三个层次都强调“为群”、“乐群”、“为他人着想”、“公而忘私”。这种公而忘私、为群乐群必然产生重民的思想，所以孔孟的思想非常重视老百姓的作用。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样的道德规范必然产生整体上的爱国主义情怀。中国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情怀是非常浓郁的。如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体现了为国家为民族而献身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情怀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百世不衰、千古流芳。这也是今天值得借鉴的情怀。
第三个精华是仁爱、大度、宽容的性格。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即做人应该胸襟宽阔。所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作为君子应怀大度的胸怀，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两句都取自《易经》中的两句话，就是以大地的胸怀，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又要“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思想必然有助于人伦的和谐、社会的安宁。它对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个精华是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清华大学校训的第一句话，即做人要无休止的奋发图强。这种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朝气蓬勃、努力向上的顽强精神，表达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开拓精神和反抗恶势力的斗争精神。
第五个精华是见利思义、以利从义的价值观念。总的来说，儒家主张以利从义，即个人利益从属于或服从社会的集体利益，在此要强调的是儒家思想并不排斥个人利益。有些人对永嘉学派的“功利思想”进行偏颇的分析，认为永嘉学派的“功利主义”只讲利不讲义。实际上并非如此，永嘉学派的“功利”是大功、大利，是为老百姓为国家的大功大利，并不是为个人的一己私利，损害大功大利。这种大功大利符合儒家的以利从义的价值观念。
第六个精华是注重现实，强调务实的态度。儒家文化是封建文化当中宗教色彩最淡，理想主义、人文主义最浓的文化，这也是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宗教的最主要原因。儒家文化重视理想主义、人文主义的性质有助于务实精神的发展。“华而不实，瓷也，大人不华，君子务实”，反对浮华注重求实，表现了一种务实际的民族精神。
当然儒家文化也有糟粕。第一是思不出其位的保守性。儒家的主张为了适应封建的宗法关系和为统治者所承认，就很难有创造性和开放性。他们故意强调道德伦理化的倾向使国人表现为多忍让少进取、多保守少变革的温厚迟滞的性格。第二个是“均无贫”的平均主义。虽然改革开放之后大锅饭被打破了，但是很多人的思想观念的深处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均无贫”的心理定势却没有改变多少。第三个是“君君臣臣”的封建专制思想。这种思想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当中，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孔子提出的被董仲舒完善的三纲五常编成的网中的一个网结。中国人的保守性、抑制个性、权大于法、情大于法从源头上都可以追溯到儒家的这种思想。第四个是“伺君敬礼”的依附型性格。这造成了今天人与单位的紧密的依赖关系，使很多单位职工丧失了主体意识。“生为单位人，死为单位鬼”的这种心理严重影响着职工下岗后的再就业和就业难的观念。第五个“君子不器”的排斥科学的态度。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儒学的传统中，对科学是非常排斥的。他们追求的是形而上的道，心理的修养和道德的提升的境界。对天文、地理、数学他们都看不起。这样一种把科学置于从属地位，重道轻器的不良倾向延缓了中国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时至今日影响也很深刻。第六个是“小人喻于利”的轻商陋习。自古以来，传统的儒家文化中一直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小农的经济基础使儒家一直重本轻末、重农轻商，在道德上要求重利轻义的思想，形成了一种知识分子不经商、不言利、不看钱的陋习。这种观念严重影响了我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主题讲解
温州大学黄涛教授：
一、温州文化的独特性与影响力
温州市社科联洪振宁在《温州文化编年纪事》中提出，温州文化的特征是：
1.平民文化，即生活化、世俗化的倾向。温州代表戏曲南戏是平民群体的艺术。永嘉学派强调功利，注重事功，“永嘉四灵”诗派【1】追求写诗“通俗晓畅，清新灵秀”，较多反映世俗民情，都有世俗化、平民化的特点。
2.集群运作，指善于抱团，合作共生，聚力创新。
3.俗中尚雅。
4.富于创新活力。林亦修在《温州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中认为，与温州模式有关的温州社会文化特点有：人地紧张关系和农商文化传统、制度外生存与合法化保护、抱团意识与群体边界、敢为天下先。
永嘉学派在历史上就有很大影响，现代社会由于温州模式，温州文化有了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声誉。
二、温州学在区域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位置
近年来，地方学、区域（地域）文化研究成为热潮，常见的名称有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徽文化、滇文化等，俨然成学的有北京学、上海学、徽学、晋学、湘学、浙学、泉州学、温州学等。由于研究对象的潜力和研究成果的丰硕，温州学成为地方学中的显著分支。
三、温州模式：区域文化引领、推动区域经济迅猛发展的经典范例
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的坚实支撑和巨大驱动力，也是引领经济发展、保持经济活力和制度创新的关键因素。温州模式主要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它的形成，显然得益于温州区域文化，它的发展也必将决定于温州文化。近年来从经济学或社会学等角度对温州模式的研究较多，而从文化学角度对温州模式的研究还较薄弱。温州文化是怎样造就、推动温州经济飞速发展的？还需要做更多的研讨。
四、温州文化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交汇
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传统的断裂，在各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我感觉，温州地区较好地保存、延续了传统，这跟温州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以及温州人重实际、尚务实的民风有关。温州的传统文化很好地融入了现代生活，比如在企业、商业的经营模式中有很多家族化、重血缘地缘、信奉义利合一观念等，温州深厚的传统文化孕育了新时代的温州文化，新时代的社会发展与创新激活了温州传统文化。这方面也是需要加强研究的。
五、温州区域文化研究中的多学科融合
区域文化研究实际上是对一个地方社会展开多角度的研究，许多学科都有用武之地。诸如民俗学、历史学、哲学、文学、语言学、考古学等都可在温州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更需要各学科进行交叉研究。有些学科如区域民俗学、文化地理学、文化史学等就是这种研究造成的交叉学科。
温州大学民俗学“重中之重”学科已经在温州区域文化研究方面形成了明显的民俗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局面。
民俗学科、历史学科教师都有不少关于温州区域文化的著作、论文和课题。在全国民俗学界享有崇高声望的著名民俗学家叶大兵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即为温州民俗研究，而且他是公认的在应用民俗学研究方面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他不仅对温州民俗做了调研，而且注重研究民俗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将民俗研究与企业经营相联系，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应用民俗学的路子。如他专文探讨温州民俗与温州模式的关系、温州人民间集资习俗（呈会）等，将鞋文化研究、锁文化研究与制鞋企业（红蜻蜓集团）、制锁企业相联系，创办鞋文化博物馆、锁文化博物馆。作为温州大学民俗学科的前辈学人，叶先生为该校民俗学科从事温州民俗研究起了很好的引路和带头作用。近年来温州大学民俗学教研团队很重视对温州民俗的研究，承担了很多关于温州民俗的科研项目，也有较多的论著发表。林亦修的专著《温州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是该学科研究温州民俗的和代表作，该书是作者对温州民俗文化和历史资料进行多年的深入调研之后所写出的力作，对温州人的历史文化及其现代传承做了系统研究。历史学专业的教师也有不少温州区域文化研究的成果，比如陈安金、王宇的著作《永嘉学派与温州区域文化崛起研究》，蔡克骄的著作《温州：敢为人先，民本和谐》，蔡克骄、夏诗荷的著作《浙东史学研究》等。
温州大学叶世祥教授：
一、“新国学”：弘扬传统文化？还是回避传统文化？
原有的“国学”是在20世纪初产生的一个学术概念，是在与“西学”的区别和对立中建立起来的，指以中国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术的总称。1949年之后，“国学”这个概念只在港台和海外华文学者之间使用｀，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重新出现在祖国大陆，而直到现在，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开创的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仍被排除在“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之外。著名学者王富仁教授近年提出“新国学”概念，意在打破古今之间这条泾渭分明的界限，认为“国学”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学术，在中国谈国学，就应该是指“中华民族学术”。
“新国学”概念是对传统中国文化与现当代中国文化的整合。
二、传统文化：凝固的？还是开放流动的？
近代以来，中国已不可能在自身的封闭系统内发展自身，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可能在西学冲击下骤然断裂，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在与西学的碰撞中走向了新生，也就是说，看似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对立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价值根基。
传统文化只有在发展中才能显示出它的文化力量。
三、“新国学”：消解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还是追求全球化时代中国学术文化的整体性和独立性？
新国学将中西融合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消解了“古今”、“东西”、“新旧”这样一些常见的二元对立，打破古代、近代、现代等学科壁垒，努力整合各方学术力量，在全球化时代强调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和独立性。
具有整体性和独立性的中国文化，才能在全球化时代更有文化竞争力。
四、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理论资源：中国古代文化？西方文化？近百年中国现代文化？
在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张力中艰难前行的近百年中国现代学术史，是我们当代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资源，“厚古薄今”和“崇洋媚外”使研究者往往“舍近求远”地越过百年中国学术史而更倚重将中国古代文化和西学作为理论资源。人文学科研究不可能大跃进，学术成果要靠一代又一代学人的累积而一点点地生长，才不至于在无根的空疏中沦为理论泡沫。
在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创新中走过来的近百年中国现代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和当代中国学术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资源。
结语：
“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传统并不能继承，假若你需要它，你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来获得它。”
“传统是一种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是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那一代人了如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
话题讨论
孙良好教授：我想就这个话题再讲几句，学术沙龙总是越到最后越精彩，所以我的发言肯定是不精彩的，因为沙龙本来是应该“对着”来，而我的一些观点和叶世祥教授比较一致，比较一致的就可能显示不出精彩的意味来。王富仁先生是我比较尊敬的现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北师大的王教授的立场是非常明白的，对新儒学持反对立场。我一直强调文化是多元的，传统是开放的。当王教授提出新国学时，我认为我与他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我对叶世祥教授的立场持认可态度。我们在面对文化和传统时，很显然是有两个层面的：一个是五四之前的传统文化，一个是五四之后的传统文化。这两种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文化。这个话题延伸下去，在当下我们一方面活在孔孟、老庄的思想中，另一方面每一个人无法回避地活在五四、鲁迅的影响之下。就文学这一方面来说，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再到元曲、明清小说，当下的中国人受到这样的文化熏陶，在这种文化当中生存着。另一方面，当下的中国人也无法回避地活在五四之后的一批文化人所建构的传统当中。一个人文的支持者会活在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写的小说当中，也会活在徐志摩写的诗歌当中，也会活在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写的散文当中，活在曹禺写的话剧当中。在这样一个多元开放的传统当中，我们会活得更加有意识一些，或者也可以说我们活在一个更加和谐的文化环境当中。因为是对思想观念的一种延伸，所以一些更精彩更碰撞的观点在发扬当中会继续出现。
邱国珍教授：我对传统有一个自己的了解。我认为传统文化不仅包括儒学，也包括老庄之学，儒学老庄之学都属于精英文化的一种。在传统文化中我们应注意它的多层次性：除了儒学、老庄之外还有市民文化、乡村的民间文化。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梅特菲尔德在他1956年的《农业社会与人类文化》中提出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观点。大传统指的是城市精英文化，小传统是指农村的庶民的文化。
另一个要谈的是单项文化。文化应注意它的多元化。孙良好教授、叶世祥教授都提到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是值得注意的。我是学民俗的，所以我非常注意民俗事项。我到南昌开会碰上我的一个侄儿过生日，他说本来准备请同学到肯德基过生日，但天气不好，所以让爸爸买了蛋糕在家过生日。我问他要不要吃面条？他说不用了。于是几个同学坐在那里吃蛋糕喝饮料过生日。我回忆了以前我小时候过生日，吃的是面条，较好时也就在面条里加一个蛋，并美其名曰“长寿面”。我有时和女儿去肯德基看见很多小朋友在那过生日。这些都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所以当代文化的多元化很值得我们关注。
我认为黄涛老师谈的区域文化还缺少一点及区域文化作为一种传统需要重构和新构。大家一定都见过重构这一词。下面我要以温州本地事项就重构加以说明。以温州有名的民俗节目“拦街福”为例，“拦街福”新世纪在温州已举办三次，它是一种商业的祝福活动。祝福是南方特有的一种民俗活动，广东、福建、台湾等地都有。一般的祝福在家里或祠堂里举行，而温州市是在街上举行与商业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拦街福影响很大。今天把它称为“新拦街福”我认为有这么几个含义：第一，今天的拦街福已经不是那种单纯的祛灾、祈平安，而是与商业密切结合。当然原来与商业也是有一定的关系，我曾经概括过“拦街福”的特点“敬神”、“利商”、“娱人”。而“新拦街福”全然与商业结合。拦街福作为展示温州文化的平台，展示了温州的民间小吃、民间工艺等文化，但是它的商业氛围更令人瞩目。这就说明了“新拦街福”是对传统的重构。又如2006年龙湾成功策划“滩河节”，并使滩河文化进入国家“非遗”名录，也就是过去迷信的东西今天摇身一变成为“非遗”，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护，这也是一种重构。因为历史上“滩河节”被称为“城隍”或“宁村抬佛”，如果用这种名称申请是不能成功的，政府也不会支持的。宁村人就把名字改为“滩河民俗文化节”。对于“新构”这一词在本土文化中我还举不出一个例子，但是有一则材料关于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的小孩都要进行割礼的仪式。割礼的仪式本来是在很神秘、很神圣的文化氛围下进行的，现在变为家庭社会资源的一种展示。
下面我将谈研究传统文化当下性的意义问题。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切入，作为一个学者我们都有一种学术良心、责任感。我作为一个民俗学者对温州的民俗活动表现出支持的态度。但这种态度只是对以前我们的封闭政策和僵化思维的矫枉过正，并不表示我对“拦街福”等各地的求神拜佛活动是支持的。虽然我是一个民俗学者，但我还是一个教师、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无神论者。我认为求神拜佛并不能代表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作为一个民俗研究者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在民间文化研究中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二个意义是我作为教师从培养人才来讲研究传统文化的当下性有它的现实意义。儒家文化虽然有一些局限性，同时他还是有很多正面的东西，所以在研究传统文化当下性的时候要抓准它的正向和负向。作为年轻人除了要有高远的志向之外，也要有自己的退路。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既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远志向，还应有一些淡定从容、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境界，对传统文化中儒的一方面和老庄的一方面都要继承才有利于培养一个身心健康的公民。
陈安金教授：我非常注重传统文化中人文关怀的倾向。康德主张他最敬畏的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道德意志的自由，是他毕生的追求，也是他构建哲学大厦的毕生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着轻视科学并影响我们以后发展的因素，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但他不是用来说明现代中国对传统文化中原来的精神讲得太少了。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来看确实非常轻视科学，以至于后来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清朝为什么这样腐朽无能？跟轻视科学的传统是有很大关系的。因此后来我们国家这么重视科学是不无道理的。
崔勇博士：大传统和小传统，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那在这个意思中间，在这个大传统与小传统中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就是大传统在小传统上的进步和小传统对大传统的影响。也就是说道家文明和民间文明，世俗文明、世俗文化对庙堂文化的浸润和庙堂文化对江湖文化和市民文化的一个约束，变成规训和古诗。我想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大小传统之间的故事。而且，在我看来，大小传统的这个故事在共同合成这个所谓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文化故事的时候，它必然要考虑到附和在知识考古学里的知识传统的建构和对制度的建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邱老师前面也已经讲了，邱老师在谈到一个有关传统文化的重构这样一个话题，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她举了很多例子，比如“拦街福”的例子，敬神不敬神的故事，但其实这个地方刚好暗合了叶世祥先生在谈传统国学故事里面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也就是，“传统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的话题。如果说我们认定传统是开放的，对重构的传统有必然。但是我们觉得对重构的传统和传统之间的关系似乎更可以表明在开放的过程中还有一种对立，比如邱老师谈的供一颗星，供两颗星，还是供三颗星的问题，也就是说星重构的传统与旧传统之间，它存在一种文化群里的争斗问题，也就是后来文化对先前文化的一种争斗，这就刚好符合叶世祥先生讲的国学的概念。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新国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某种意义上，言下之意，必然有旧国学，那么既然有新国学、旧国学的故事，也就是还有新旧之分，那这个新旧之分的思想从何而来？恰恰是王复仁先生引以为傲的所谓的五四以来的新旧东西之争，大小传统之碰合，东西文化的故事，交融而来。所以有新必有旧，所以说在新国学下统分，不分新旧不分中古不分东西这个话是可疑的，非常可疑，这个思想底蕴本身就暗含着二元性。这是我觉得要说的。那么如果说新国学这个名称更好体现这个新字，就是说新国学这个新字刚好体现于20世纪以来这个现代中国的象征，比如新文学啊，新青年啊，新什么？？新潮啊。所以新国学这个名词对应的旧国学，那我们讲旧国学的研究，哪里就忘记了二西之说。就是钱钟书先生讲东学西学，到处为列。也就是说我们要承认在这样一个意思，二西之学本来就是我们在20世纪初研究新国学必然应有的背景之一，就是二西之说哪里来？二西，西方的佛教，新的西方的二西之说这个故事必须要体现。我们讲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词，这个词就是今天陈安金先生讲的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糟粕和这个局限的问题，其实有糟粕有局限某种意义上也是二元对立故事的产生。现在我就从一个词来讲，这个词就是忠诚不忠诚，当时我就想这个词很有意思，中国的新文学最重要的是去掉忠诚讲情义，比如说我们讲两个人恋爱的故事中间说，你要忠于我、你不忠？？到现在我们还讲男人对女人要忠，女人对男人要忠，那这个忠字刚好暗含了一个专制主义恶魔，你忠什么，你忠于什么，非常重要的专制主义。新文学讲究的是两情相悦，我有爱情我真实，我有个故事就是吴宓先生非常重要的故事；就是讲我忠于情感我不忠于我的道德，那就是新道德，新道德的由来，某种意义上是新传统故事里面已有之意，所以哪天我们抛弃了这个忠抛弃了这个忠诚，我们对专制主义的想象就可以重新开始想象了。况且这个忠字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当然这个话题牵扯到中国新文化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周作人。周作人怎么样看待中国人就这么样看待这种忠字文化，所以我想这也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