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物化意识的社会基础分析
在卢卡奇看来，古典哲学无法摆脱物化意识的控制，并不只是个纯粹的思想问题或学术斗争问题，而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借助于普列汉诺夫的分析，卢卡奇进一步尖锐地指出造成认识论上的直观性原则与实践性原则的背离之根本原因。社会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但同时人又是被孤立了的、个体性的存在。卢卡奇深刻地揭露了造成这种本体论和认识论分离的社会根源：“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面对着的是由他自己（作为阶级）‘创造’的现实，即是和他根本对立的‘自然’，他听凭它的‘规律’的摆布。他的活动只能是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利益而利用个别规律的必然进程。但即使在这种‘活动’中，他也仍旧是——根据事物的本质——事件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他的主动性的活动范围因而将完全是向内的：它一方面是关于人利用的规律的意识，另一方面是关于他内心对事件进程所作的反应的意识。”（37）我认为，卢卡奇在这里已经区分了古典哲学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与价值论意义上的自然的异质性特点。古典哲学以来的自然概念具有价值论的特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化了的结果，即资产阶级社会形式日益作为规律而发挥着自然的作用，但真正的自然却只能成为一种“容器”。
卢卡奇分析了古典哲学自产生以来的三种自然观的差异，并从中揭示出历史性演变实际上是从分离走向分裂的过程。自然在近代哲学中已经开始了本体论与价值论的分化，理性主义的自然观原本就是与封建和极权的观念相对抗的思想，并融入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文化和文明的特点——技术理性，但这并没有在康德时代被人们区分开来，现代资产阶级的自然概念是在与人的文明、人为的结构相对立的过程中有机地成长起来的。这一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行了清晰的表述，同样，卢卡奇在对自然概念的进一步发展中作出了说明。卢卡奇指出：在新的自然概念中，“克服物化的存在造成的问题的价值性质和倾向表现得十分清楚，这时自然就意味着真正的人的存在，意味着人的真正的、摆脱了社会的错误的令人机械化的形式的本质；人作为自身完美的总体，他内在地克服了或正在克服着理论和实践、理性和感性、形式和内容的分裂”。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找到其共通的特点：当社会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时，“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因此，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的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38）不仅如此，马克思在其后还指出：人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是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39）。
我们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中可以发现，马克思在克服旧唯物主义理论的局限性时已经向着建构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迈进，而马克思的思想是针对当时黑格尔哲学的逻辑而进行的唯物主义批判的思想实验，卢卡奇的理论批判，同样也是针对自黑格尔以来的物化的外在同一性逻辑所进行的，因此，他看到了黑格尔哲学中对克服物化、走向对资本主义人的社会的问题的分析和探索的哲学尝试。然而，黑格尔哲学所作的努力遭遇到了理论自身体系的限制，“因为问题和答案从一开始就被圈禁在纯思想范围内”，“它的方法论的立场仍是理性主义的，理性的专断仍没有被触动和克服。”（40）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方法论，无疑是冲破独断论和理性主义限制的有力武器。因此，克服物化意识，必须要突破黑格尔哲学的理论逻辑，即“要把注意力转向分裂的个体，但必须是统一的人”。
但是，卢卡奇发现，重建统一的人的观念，逃离物化现象的同一性束缚，其出路就在于要寻找到一条在“思想上重建在社会上被消灭了的、打碎了的、被分散在部分性体系中的人”的道路。然而，对这个任务的尝试在古典哲学中已经表现为不可能性。只有通过实践，在实践中才能使人分裂从而实现向统一的人的转变。“主体统一的重建，人在思想上的得救，有意识地走的是超越分裂的道路。分裂的不同形式被看作是通向重建的人的必要阶段。”（41）在此，卢卡奇看到了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的理论意义，他认为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主体和客体之间一成不变形式的僵硬对立被消解了，但黑格尔却没有进一步看到生成的流动变化，也没有看到主体在主观中形成的辩证法即是世界的客观形式在意识中的反映，主观和客观的对立立场的扬弃，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的对立立场的扬弃，是辩证法的问题的真正解决。无疑，生成性问题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已经得到了体现，但黑格尔却把它僵硬地当作自我的封闭式的循环，只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才在历史的生成性中消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并从历史发展的总体性意义上指出了统一的人的实现过程。但是，客观的生成与认识论上向历史转向是一致的，所以，卢卡奇把历史的生成性与辩证法的理论逻辑相联系，指出：“由于历史的生成迫使想与这些因素相符合的认识把概念结构建立在内容之上，建立在独一无二的新的性质上，因此它同时就迫使这种认识不让这些因素坚持其纯粹具体的独特性，而是把它们放到历史世界的具体的总体，放到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本身中去，只有这样，认识才成为可能。”（42）黑格尔哲学无疑不可能在历史本身之中发现并指出同一的主体和客体，所以它被迫超越历史，并在历史的彼岸建立自我发现的理性的王国。在黑格尔哲学中，历史只是他的整个体系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黑格尔没有把历史本身作为不断生成的、自身将要实现的具体的总体性，因而也误解了历史的本质。确实，历史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只是作为偶然性，所以历史也不可避免地倒退到了事实性和非理性的假设中。所以，卢卡奇认为，古典哲学把主客体的二律背反都推向了它们在思想中能够达到的最后的顶点（黑格尔式的历史的终点），尽管它在理论上表达并揭示出了这种矛盾，但仍然没有解决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这种理论只是在思辨的层面上复活在整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其结果只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在思想上的再现的和先验的推演。因为这种方法只是直接面对着资产阶级社会中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个人，因而保持了作为个体的人的直接性，而缺乏辩证法的中介。卢卡奇通过对韦伯和西美尔思想中的物化概念的分析进一步指出，他们的思想并没有把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和存在方式解释清楚，其理论并没有摆脱康德以来二律背反的特点，相反，把它更加精致化了。
第三节 重建历史“总体性”的辩证法
扬弃和克服物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卢卡奇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理论的批判中发现了资产阶级理论的实质就在于把历史非历史化的倾向，在认识论上造成了主客体之间的直观性和直接的关系。费希特指出，理性空隙中的“黑暗空虚”就是在历史中被时间和空间间隔了的历史间距，在其中包括着的就是人和自然规律之间的对立。
一、辩证法的“中介”
何谓“中介”？与直接性相比较，按照卢卡奇所援引的黑格尔的思想来看，中介“是两个方面在其中合一的东西。这就是说，意识从一个因素认出另一个因素，从命运认出它的目的和动作，从它的目的和动作认出它的命运，从这种必然性认出它自己的本质。”（43）因而，它与辩证法的同一性相联系。按照卢卡奇的理解，中介应该是思想的起源和历史的起源在原则上的同一性，但它们在理论上却往往呈现出分裂和相互背离的二律背反。表面上看，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越来越物质化和非人格化，但是社会生活中没有被物化的其余部分则可能变得更人格化。通过西美尔的物化论，卢卡奇在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中读出了中介问题被消解的原因就在于非历史的现代性。资产阶级思想恰恰就缺少了而且不得不缺少这种中介的意义。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方法论上缺乏中介范畴，因而直接停留在对象性的形式上，并在认识论上（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认识）陷入了表象主义，把主客体之间的直观的和直接的关系当作了现实，销蚀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诸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最初的直接性通过中介后进入到审美状态，这是历史的结果。同样，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也是为了真正了解现在。
辩证法的中介，在卢卡奇的理论中，具有与历史相类似的意义。因为在卢卡奇看来，只有按照马克思所说的通过历史，我们才能发现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这一伟大思想的实质。在卢卡奇看来，历史的本质是社会结构的变化，然而，这种结构却并不能以直观的方式得到理解。所以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来说，它们把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直接面对的东西作为直接性对待，因而把对象的直接给定的形式或物的形式当作首要的和真实的、客观的，其社会结构反而成为次要的或主观的。在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中，原本经过复杂的历史中介了的转换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蜕变成为直接的物与物的关系。按照卢卡奇的理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说来就是缺乏中介的直接性，是主客体相统一的现实。但是，任何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认识的态度，归根到底都源于世俗的、现实性中的分裂状态，资产阶级意识消除了中介范畴，因而也造成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施密特认为，卢卡奇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破除了资本主义的直接性，而后者每天以它们的生活关系的类似自然的不变性欺骗人们”（44）。直接性产生的二元对立，掩盖了被生产过程客观规律中介了的人与人的关系，只有消除了这种直接性后才能被发现。
卢卡奇因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方法：“历史的现实本身只能在复杂的中介过程中才能达到，被认识和被描述。”（45）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中体现了历史认识的实质：“无产阶级的历史认识开始于对现在的认识，开始于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自我认识，开始于对其必然性（即其起源）的阐明。”（46）这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提出的历史方法：“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的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47）
二、“中介”之为无产阶级的意识
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中介是作为无产阶级意识的理论方法而提出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人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面临的世界呈现出一种对象性关系，它是介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贯穿因素。卢卡奇把它称之为是社会形式的经济结构（48）。借用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时候所表达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卢卡奇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关于现实的人的存在的思想从经验的社会结构范畴进一步推向了将价值和事实相统一的中介范畴，并表达了对历史认识的理解。
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往往把中介的对象世界置于“应该”的主观层面上来加以阐述，而唯物主义则把由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既定的经验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它们都没有真正进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阈中。然而，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哲学的无限性问题上摆脱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矛盾，也从无限性的意义上找到了摆脱历史事实的出路。但它们只是使主客体关系构成了一个表面性的、纯粹量的关系，这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上得到了显著的表现。因此，在卢卡奇的中介范畴中，人们看到的是“经验的客体本身被把握为和理解为总体的因素，即把握为和理解为历史地位变革着的整个社会的因素。因此，中介的范畴作为克服经验的纯直接性的方法论杠杆不是什么从外部（主观地）被放到客体里去的东西，不是价值判断，或和它们的存在相对立的应该，而是它们自己的客观的具体的结构本身的显现。”所以，“这一结构只有在资产阶级思想放弃了对客体的错误观点时，才能显现出来，并被意识到。因为如果客体的经验存在本身不是由早已是一个被中介的存在的话，中介也许就是不可能的，这个存在一方面只有在缺乏中介意识时，另一方面只有在客体（正因此）被从它们真正规定性的联系中拉出来，被置于一种人为的孤立中时，才能获得直接性的外表。”（49）
卢卡奇从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出发，认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存在的意识前提不同于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白板”作为前提的假设，前者是深受资产阶级社会影响而形成的，以适应新形成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而无产阶级则是要从根本上彻底改造整个世界，所以“它把资产阶级社会连同它的思想、艺术等等的产品看作为自己方法的出发点。”而且，“中介范畴的方法论作用在于借助它们，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客体必然具有的、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必然没有得到反映的那种内在意义，在客观上发生作用，并因而能提高为无产阶级的意识。”（50）资产阶级的意识与无产阶级的意识之根本区别，主要在于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囿于其自身限制的直接性，而无产阶级则以此作为出发点超越这种直接性。卢卡奇因此而确立起以物化作为无产阶级意识产生的中介范畴的理论方法，并把它上升到科学的认识，解决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们长期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解决的二元对立的社会根源。这种方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历史认识方法，是“对资本主义的恰如其分的历史认识”，也是资产阶级思想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而无产阶级，虽然与资产阶级处于相同的社会存在中，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由于在社会存在中的利益有着根本差异，因而资产阶级被禁锢于社会存在的直接性中，而无产阶级则必须要超越这种直接性。在超越的过程中，中介成为历史辩证运动实现的重要条件。按照卢卡奇的描述，在历史过程中，第一个因素的中介性质不可阻挡地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中表现了出来，第一个因素只有通过中介才能获得自身的真理性和真正的对象性。按照卢卡奇的理解，资产阶级通过数量化的方式掩盖了历史进程和社会存在的真正辩证结构，因此在资产阶级的认识方法中，个体的个人被当作认识的主体而面对着社会历史的巨大的客观必然性，然而从认识能力及其范围来说，个体的个人只能认识局部的、枝节的内容；然而在现实中，个体的个人往往是被置于客体状态，因而无法实现自觉自由的认识，相应地，作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无法实现其自觉认识。所以，资产阶级的思想虽然也有辩证法的要素，但它们的辩证法不是自觉的辩证法；客体也因此表现出被动的僵化的特性。虽然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中只是作为纯粹客体，但当工人阶级的存在的直接性呈现出物化的状态时，他们揭示出自身的客体化地位，并得到了清醒的自我认识。即工人阶级与社会存在的同一性，是历史总体性的构成部分和阶段，因而超越历史的有限性存在，它体现了个体的个人与抽象的普遍性相对立的特征，只有通过物化方式转移到虚假的总体性上，而真实的主体的分裂却以商品化的和被简化为纯粹的量的方式的客体而存在。
通过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卢卡奇分析了马克思所揭示出的劳动时间和空间的辩证特性，分析了量与质的关系及其与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在无产阶级发展中的实践意义。卢卡奇指出：无产阶级不同于以往的阶级，就在于“工人认识到自己商品时，已经是一种实践认识”（51）。这种认识一方面是因为工人在其社会存在中，直接地、完全地被置于客体这一边，他觉得自己直接地就是社会劳动过程的客体，而不是社会劳动过程的主动者；但另一方面，工人之所以变成生产过程中纯粹的客体，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社会存在的地位，认识到自己和资本的关系。虽然这种意识是商品关系条件下的自我意识，但按照卢卡奇的理解，这种自我意识使工人与他所认识的客体发生了一种对象的、结构的变化。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劳动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中的喻意在卢卡奇的解释下，既成为哲学存在论的历史基础，也成为历史认识的辩证方法。因为质变的实现只有通过无产阶级自身作为一个阶级而出现的时候，在意识到劳动的社会性时才能实现。物化现象出现于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中，这一结构只有在无产者的劳动关系中才能得到表现，并且因而被意识。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劳动就其直接的具体存在而言，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商品形式，而在内心则完全客观地反抗这种物化过程；其次，从主观上来说，劳动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中同个人相结合在一起的规定性，而是要消除这种直接的存在。
三、无产阶级意识与“总体性”的辩证法
在卢卡奇看来，总体性的辩证法与无产阶级意识有着内在的联系。单纯的商品意识与其表现形式一样，都建立在孤立的、抽象的形式的基础上。直接性作为表象，与商品化的个体意识和作为商品拜物教的神秘意识共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主宰。这是马克思以前古典哲学的理论模式。而马克思所揭示出的是朝向社会总体方向进步的历史运动的过程，即“处于直接性不断自我扬弃的辩证过程中”的历史，因为无产阶级的意识不仅只是停留在历史现象的表面，而是已经认识并揭示出历史中的假象。我认为卢卡奇在这里正确地揭示出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哲学在方法上的根本分歧。诚然，资产阶级思想也试图超越这种直接性。卢卡奇指出：“对资产阶级来说——如果这里只谈行动问题——这种远离从本质上说就是意味着将时空上远离的对象纳入到合理的计算之中。但从本质上来看，思想运动在于把这些对象把握为和眼前的对象是同一类的对象，即把握为合理化的、数量化的、可以计算的。”（52）卢卡奇把这种方法指认为资产阶级思想的顶点，也是资产阶级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对直接性的超越，意味着行动对象的客观属性的变化，即因总体结构的变化而导致的整个世界的变化。
卢卡奇的总体范畴，在这里构成了无产阶级从以单一个体的对象为目标的客体开始转向主体的过程，开始作为实践目标而出现的过程。在卢卡奇看来，它是马克思关于历史辩证法的实质。那么，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也是由无产阶级社会地位而形成的意识的立场，它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物化观念转变为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就构成了历史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劳动社会化的主要内涵，即一方面无产阶级成为社会化过程的焦点，劳动成为商品；另一方面，纯粹自然的因素都在社会化过程中转化为社会的自然，这样才能揭示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人与人的关系被物化的根源以及自然与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一点，在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施密特的理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无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具有典型的“依赖于物的”、并且是作为物而出现的特点，然而，它却是被生产过程中介了的存在，因此，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观念看来，无产阶级的意识和立场，只有从这种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消除后才能得到揭示。依赖于物的形式并非是直接的思想形式，而是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对象性形式，因而消除这种对象性关系就不是一种简单的思想运动，而要把它当作是无产阶级消灭现存社会生活的目标。从辩证法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社会化的实践，然而需要有科学的方法为指导，只有这样，实践才能转变为真正改变世界的方法论基础。卢卡奇据此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辩证法相结合，实现了无产阶级对自己历史使命的自我意识；同样，历史的辩证法也展开了它的丰富内涵：“历史发展的倾向构成比经验事实更高的现实。”（53）因此，古典辩证法所揭示出的是流动中质的不变性，只是关于个别事物的生成；这种辩证法虽然是关于整体性的学说，但它只是把永恒的生成呈现为一种关于永恒存在的理论，而隐藏着的是背后的不变的本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则说明了历史中把客体本身的对象性形式变为一个流动的过程，但如果它们的存在呈现为生成，那么这种生成就不是一种纯粹普遍变化的抽象性，也不是内容空洞的度过的时间，而是劳动与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这种关系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是作为反思的范畴而被歪曲，在资产阶级的理论中表现为物的生成，而在无产阶级的实践中，它已经开始上升为处于历史发展中的社会的自我认识。所以，“当无产阶级只意识到商品关系时，它只能意识到自己是经济过程的客体。因为商品是被生产的，工人作为商品，作为直接的产品，至多只能是这一机器中的机械的动轮而已。但是，如果资本的物化被溶化为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不停的过程，那么在这种立场上，无产阶级就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这一过程的真正的——尽管是被束缚的和暂且是不自觉的——主体。”（54）
通过对马克思关于劳动时间的学说的分析，卢卡奇提出了重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论架构，也就是要把人作为一切社会事物的尺度。然而，这种重建意味着方法论上的彻底转向。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停留在物化现象的表面上，而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则是从物化转变为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的具体化过程，把不可转变的拜物教形式导源于人的关系的原初形式，从而建立起人的世界的结构，它表现为动态的、变化着的人的关系的体系。
马克思指出：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建立在“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生产什么是一致的——既和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55）。这里马克思指的是从社会存在论的层面上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从逻辑上看，马克思的认识论是以社会存在的历史性为基础而构成的。卢卡奇则从认识论层面建立起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的联系，并从认识论层面把存在论和认识论相结合，把历史范畴当作是人对自身所处的这些关系中存在基础的认识。但卢卡奇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资本支配劳动、过去支配现在的方法论基础的批判，以及所倡导的要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建构历史发展现实的意识形态，无疑为处于强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下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带来了突破，并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卢卡奇提出：“这样一来，人就变成了一切（社会）事物的尺度，而其范畴和历史的基础则是由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建立起来的。这种方法论问题就是拜物教的事物形式转变为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而且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中具体化的过程，把不可转变的拜物教形式导源于人的关系的原初形式。”并且，也因此而导致了“范畴的结构和等级就意味着人对他在他所处的这些关系中的存在基础的认识到了什么程度，也就是人对自己的认识到了什么程度”。所以，历史“不再是在人和事物身上发生的难以捉摸的过程，只有用超验力量的介入才能加以说明，或者只有同时对历史来讲是超验的价值联系起来才能变得有意义”（56）。超验的力量与超验的价值，只有在康德哲学以及新康德主义的思想中才得到注意的内容，无疑正是现代资产阶级理论得以建立的认识论基础和存在论的出发点。而一旦消除了这种超验的存在与预设的价值目标，那么历史就不再是作为一种确定性事实的存在，而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这种变化恰恰是人的存在的历史性意义，因此，卢卡奇把历史当作“就是人的具体生存形式不断变化的历史”。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人力图从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控制对象性形式的历史。因此，对象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对象，人也在这种程度上形成了对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但个体的人并没有自觉自由的自我意识，不能成为历史的尺度。因为个体的人所面对着的是僵化的、不变事物的集合体的客观现实，都是物化了的直接性的现实。然而，无产阶级则要在实践上打破存在的物化结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中提出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57）
卢卡奇把无产阶级的思维当作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来对待。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意识集中反映的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矛盾中迸发出的积极的和新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从抽象的可能性变为具体的现实性的环节。无产阶级思维的实践性形成并转化为现实性的过程同样也具有辩证的意义，它从最初的实践转变为改造现实的实践的理论，这一过程的实现与对物化的克服必然联系在一起。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物化进一步加剧并被推到了极限，将导致物化形式由于内部的空虚而产生破裂，但同时，物化现象又空泛地扩张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也不可避免地在意识形态上屈从资本主义，而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将用积极的内容代替空洞的破裂的外壳，无产阶级的自由行动将愈益从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他对辩证法问题的研究有着独到的惊人发现，但卢卡奇的思想又是在复活黑格尔主义和康德哲学的基础上形成，因而也无法真正达到马克思所揭示的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层面。卢卡奇的《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的第一部分结尾处突出了在以前讨论中被遮掩着的逻辑，即韦伯的工具理性开始显现在卢卡奇的思想中。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物化观念有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从劳动主体与客体的肯定关系的意义上揭示出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这是马克思在唯物史观中肯定了的方面，是人的活动的能动性的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创造了劳动产品，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所批判和否定的是第二个层面的物化，即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社会关系的物化。卢卡奇援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方法，虽然只是在商品关系的层面，但也冲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对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卢卡奇在真正进入对资本主义世界物化现象的分析时，却转而把韦伯的理论颠倒过来，用作他自己对资本主义物化现象批判的内容。但是韦伯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物化批判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这是阿尔都塞对卢卡奇思想进行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卢卡奇颠倒了韦伯理论中的物化概念并将其作为他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工具。卢卡奇指出：“随着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意志。”（58）劳动的主体性在合理化的劳动过程中愈益丧失，而导致这种丧失的正是韦伯的工具理性。卢卡奇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敏锐地触摸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脉搏，这就是“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致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现代工业生产把劳动“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明的变成物理空间的时间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时间丧失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地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工人物化的、机械地客体化的、同人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开的‘成果’）充满的连续统一体”（59）。从而改变了人类生存的状态：“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经济——社会前提，都促使以合理物化的关系取代更明显展示出人的关系的自然关系。”（60）在对马克思和韦伯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理论进行糅合的过程中，卢卡奇无意识地表现出他对韦伯理论的偏向性：即现代资本主义的“合理的可计算性的原则”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整个社会（至少按照趋势）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社会所有成员的命运都由一些统一的规律来决定。……这种表面现象是一种必然的表面现象；也就是说，个人在实践中和思想上同社会的直接接触，生活的直接的生产和再生产——在这方面，对于个人来说，所有‘物’的商品结构和它们的‘自然规律性’，却是某种现成碰到的东西，某种不可取消的已有之物——只能以孤立的商品所有者之间合理的和孤立的交换行动这种形式来进行”（61）。卢卡奇的这一思想，指出了“合理的可计算性原则”在“实践中和理论上”的表现的必然性，实际上揭示出了物化的标准化和观念的量化。这是卢卡奇思想的原创。韦伯理论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片面化，而卢卡奇可以说是把韦伯理论进一步上升到否定之否定的阶段。但是，卢卡奇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与韦伯的区别，即马克思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物化现象的资本主义性质，而韦伯则是从生产力的角度入手。卢卡奇一直强调的劳动过程的物化恰好指认的是韦伯的观念，这在卢卡奇的《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是随处可见的内容。
卢卡奇从对物化现象的分析中提出了“物化意识结构”的思想。它们共同构筑了卢卡奇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地位的基础。卢卡奇深刻地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62），造成了一种特定的“物化意识结构”。卢卡奇是从生产结构中提炼出物化结构，他把机械性的生产分工、专门化的劳动过程等都作为物化结构来对待，特别是分工，他认为：“片面性的专门化越来越畸形发展，从而破坏了人的人类本性”，这种“分工在实行泰罗制时侵入人‘心灵领域’”，也侵入到了伦理领域。生产的这种客观结构导致人的意识的物化，即人在思想上服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性”。然而，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物化，卢卡奇为此专门举例说明物化意识结构如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学术界必然产生出专门化的“大师”、新闻界必然出现没有气节的物化新闻人一样，前者是他的客体化了的和对象化了的才能的出卖者，后者则把他们的知识、气质、表达能力变成了一架按自身规律运转的抽象的机器。因此，卢卡奇看到了“物化越是深入到把自己的成果作为商品出卖的人的灵魂之中，这种物化的假象就越有欺骗性。物化意识导致了人对自己的、客体化和物化了的才能的发挥抱着一种漠然的态度。
综上所述，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实际上是在马克思和韦伯的双重逻辑下的形成矛盾：一种是生产中的物化，一种是交换的物化。然而卢卡奇却无法区分出两者。所以，卢卡奇一方面要理解马克思所揭示出的商品具有的“幽灵般的对象性”的物性，使人的特性和能力不再同人的有机统一性相联系，而是占有或出卖的物；另一方面，他又把物化看成是渗透进人的肉体和心灵深处的量化、可计算性的合理性。这种无意识的逻辑悖论就体现在卢卡奇在对物化的意识的分析中所指出的：人“在自己的合理性具有形式特性时达到自己的界限”时的矛盾。
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从其特点而言是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否定性尺度颠倒了韦伯的合理性思想，在生产技术层面开创了一套对工具理性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方法，开启了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启蒙辩证法”的新的批判逻辑，并且也是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异质性”转变的源头。但是卢卡奇不可能想到，这些批判的逻辑同时也是针对卢卡奇思想中受黑格尔辩证法影响的同一性原则的颠覆和瓦解。卢卡奇开创了运用改造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先河，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拓者。
注释：
（1）伯恩斯坦著：《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48、49页。
（2）伯恩斯坦著：《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45页。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研究资料》，1985年第6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页。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研究资料》，1985年第6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研究资料》，1985年第6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
（6）[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页。
（7）[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页。
（8）[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8页。
（9）[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2页。
（10）[德]马克斯·韦伯著：《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0页。
（11）[德]马克斯·韦伯著：《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1页。
（12）[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3页。
（13）[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3-54页。
（14）[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6页。
（15）[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4页。
（16）马克思著：《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
（17）马克思著：《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
（18）[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6页。
（19）[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4页。
（20）[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0页。
（21）[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6页。
（22）[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1页。
（23）[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3页。
（24）[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4-165页。
（25）[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1页。
（26）[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5页。
（27）关于这一点，张一兵先生在其《文本的深度耕犁》一书中曾经作出过明确的说明，参见《文本的深度耕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28）[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1页。
（29）[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0页。
（30）[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0页。
（31）[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0页。
（32）孙伯鍨著：《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页。
（33）[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1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101页。
（35）[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2页。
（36）[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3页。
（37）[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0页。
（38）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39）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40）[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5页。
（41）[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7页。
（42）[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3页。
（43）[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7页。
（44）[德]施密特：《历史与结构》，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
（45）[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5页。
（46）[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1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48）[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1页。
（49）[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5页。
（50）[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6页。
（51）[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53页。
（52）[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60页。
（53）[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68页。
（54）[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68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56）[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74页。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58）[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1页。
（59）[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1页。
（60）[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3页。
（61）[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4页。
（62）[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