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20世纪20年代创始以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演变，已经形成了一支具有相当影响的社会思潮。纵观其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经过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已形成了几个各具特色的思想派别，成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既有内在联系又有相互区别的一种理论。从联系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借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本范畴，或者走上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和原理基本相一致的道路；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在无产阶级运动之外出现的、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构而成的哲学理论。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立场、观点和研究方法上的分歧。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的对象上，并没有与马克思的哲学观念相一致，而是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域中寻找被忽略的，或者被遮盖了的那些内容。在本章中，我们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其逻辑特性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产生的作用进行基本的分析。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域”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在20世纪20年代，由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柯尔施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共同开创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学术思想。经过大约近50年的历程，它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一起进入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领域。按照传统的分类，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具有地域性的意义，另一方面是指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一种哲学观念。这种区分方法首见于柯尔施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问题的现状》一书，他在书中首先明确地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专属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理论上有别于以列宁主义为代表的，包括第二国际领导人的所主张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这种明确的区分与原来卢卡奇所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补充”的说法截然不同，其立场也与列宁主义相对立，从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了明确的分界线。
英国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则在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探讨，从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理论研究主题的变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学理上的定位，但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脱离社会生产和政治实践。
加拿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本·阿格尔则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在其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消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域性特征而代之以意识形态的定位方式。
学者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特征的概括众说纷纭，但为了能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进行基本的梳理，我倾向于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的理论逻辑的演变中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题和贯穿于其中的主线，那就是从哲学存在论意义上形成对辩证法的重新理解。这种植根于卢卡奇历史主义总体性辩证法的观念在经过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辩证法的批判后（中间还包括了科西科的具体辩证法），经过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而转入一种历史主义的分析。结构主义对辩证法的理解则不同于传统的从黑格尔以来的辩证法观念，德勒兹在纯粹哲学的肯定辩证法的逻辑基础上引领了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这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已经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域转向与经济社会和资本主义扩张相关的文化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既承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又开拓了新的理论阵地，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注点。
虽然国内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已有的理论成果还未能从内在联系的逻辑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脉络及其脉搏的节奏。例如，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缺乏从总体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逻辑的分析。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涉及的领域极其广阔，远远超越了传统哲学的研究领域，其中也不乏它们各自在理论旨趣上的差异性，但通过对贯穿于其中的核心逻辑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异质性的共同生长点。这就是我在前面所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本人所批判继承的辩证法问题的探讨，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首要、最显著的共同理论特征。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不再纯粹地从思辨哲学的层面探讨哲学问题，而把思辨哲学与社会文化观念相联系，研究文化政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控制与支配的作用，这无疑可以从卢卡奇和葛兰西对物化意识与话语权问题的阐述中得到说明；不仅如此，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更是直接从心理意识的层面、从文化观念的支配与反抗的意义上批判现代资本主义，20世纪末的消费主义则从商品中体现出的文化观念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实现经济支配的新型技术手段。但这也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无法与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系的缺陷。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批判思想，成熟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机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主要对象，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汲取了马克思相关经典著作的思想遗产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提出了社会文化面临的重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对资本主义世界现实性的认识，但由于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上与马克思哲学有着较大的区别，而且受到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历史条件的束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多地是从资产阶级的特殊历史地位和境遇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由此形成的是在最终的意义上不但没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而是往往沦落为资本主义的同谋。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自身的发展中逐渐明确了其理论的“问题阈限”。所谓“问题阈限”，在这里是指按照理论批判的不同维度而对每一种思想的界限进行区分后，对理论边界的一种划分。应该说，每一个思想家都有他们自身的理论边界，这种理论边界是由他们提出的问题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问题回答的方向及解决的途径所规定了的理论范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不同阶段的理论都有着围绕问题阈限而试图从不同方向进行回答的可能性尝试。这一问题阈最早由卢卡奇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作为核心概念的“物化”问题提出，构筑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理论阈。但60年代后，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及其稳固性的加强，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此也导致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阈的转换，我把它称之为一种异质性的转向。这种异质性转向表现为资本主义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物化的商品生产方式转向了对人的欲望的生产而引领的消费主义。随着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兴起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向和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向，对资本主义现代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转向了对人的欲望的分析。这种理论转向的意义一方面表现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从政治的、经济的领域转入到文化观念领域，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的分化及其理论斗争已经开始逐步偏离政治斗争的目标。6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开始放弃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式，转换了思维方式而表现出不同于先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向。虽然学术界可能称之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但我们应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发展中把握它们变化的内在机制和动力，而且，它们一方面承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物化观念的思想，另一方面则试图对隐藏在物化了的商品现象下面的社会欲望的流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种思维方式、问题阈限、研究对象的转换，我称之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异质性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这种异质性并不只是理论的表面，而是一种内在的理论逻辑和20世纪60年代以后思想发展的动力。所以，我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始于物化概念，而通过异质性的逻辑，转入到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
物化逻辑与异质性逻辑有着不同的思想特点。前者根源于黑格尔主义传统本体论思想，虽然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但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消除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只是到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的后期（20世纪60年代始），才开始转向对异质性逻辑的关注，但囿于德国思想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经过阿多诺对“物化”的进一步研究才超出物化概念所圈定的理论领域而在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发现了异质性的观念。异质性逻辑则源自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但长期以来马克思思想中的异质性意义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关注，直到尼采哲学产生。在20世纪法国复兴尼采哲学的过程中，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才从尼采哲学中看到了异质性的观念，并经由巴塔耶、福柯和德勒兹的阐发而得到强化，最后体现在世纪之交的鲍德里亚和德里达的思想中，形成了异质性逻辑的表达方式。因此，本书将围绕着物化观念向异质性观念转向的历史发展，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和社会动力。
第二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化”逻辑分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的逻辑发展，是以“物化”概念为基础，通过对各个不同领域中“物化”现象的批判，而进入到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全面批判，但其根源仍出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及其本质的概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研究是其重要的理论根基，卢卡奇开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资本论》的理论方法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先河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理论发展中一直保持着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嫁接关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化”概念，首先表现在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文本中，其理论原型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相联系。按照卢卡奇自己的表述，“这条思路合乎逻辑地与马克思五十年代进行的著名方法论考察中的一段相吻合”（1）。“物化”范畴的提出，在卢卡奇的文本中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的概念具有概念上的相似性，它们两者却是不同的概念，但是在卢卡奇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中，却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2）。这也就导致了在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些学者把“物化”概念沿用为与“异化”相一致的概念。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针对黑格尔哲学中的劳动的对象化观念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思想。但马克思是试图摆脱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因而从黑格尔哲学的反面提出了异化劳动的观点。“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3）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劳动被扭曲的现实表现形式，它构成了马克思对异化劳动规定性的具体内容：“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工人在他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4）诚然，马克思在1844年之际所提出的异化劳动思想在经过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的阐发后，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已经从抽象的批判转向了对人的异化的历史性分析，并从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阐述了劳动的客体性意义。马克思在这里开始揭示出生产发展中的异质性关系——“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资本……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5）。
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对象化的论述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达。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作为主导观念的商品生产与劳动性质的分析的理论出发点：“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6）。劳动建立在对“自己有用”的基础上，它构成了人类劳动的基本出发点，同时，进入社会化过程的劳动是以某种方式彼此为对方的劳动，从而劳动取得了社会的形式。但这种劳动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是以物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成为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
无疑，卢卡奇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出发点是建立在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的论述和分析的基础上，并不是像后来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所认为的是建立在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分析的基础上。因为从卢卡奇接受的思想影响来看，卢卡奇提出物化意识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并没有出版，而对卢卡奇思想产生影响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但卢卡奇是把马克思《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与黑格尔哲学相结合，并通过后来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批判以及随着20世纪兴盛的生命哲学而构筑了物化概念的逻辑。这不同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理论意义。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物化劳动是商品形式的奥秘，是由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马克思通过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物的关系全然无关：“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有拜物教性质”（7）。马克思在此所指的“社会的物”，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社会所具有超越于现实个人存在的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表现出的物对人的控制力量。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在这里的论述读出卢卡奇思想之源的意义。
从卢卡奇接受的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观点来说，卢卡奇的思想虽然与黑格尔哲学传统相联系，并与同时代的社会思潮交织在一起，但仍然是忠实于马克思思想的原意而形成的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现象的批判。而在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阵营中，物化逻辑随着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以及后来的深层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发展而逐渐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各流派中的共同研究主题，它们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现象的分析推广到一切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从而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从经济、政治到文化领域的全面批判。
但是也正是从卢卡奇开始，如何对待马克思的思想传统及其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成为围绕着物化逻辑而形成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涉及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思想、特点的理解，也影响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把握。我们可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社会开展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历史命运和历史条件的相互关系中来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阈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但这些革命最终并没有取得如同俄国十月革命一样的成功，这就引起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自身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无产阶级的存在状况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模式的关注，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也就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和资本主义文化模式的基础上概括而成的一个总体性范畴。葛兰西也在分析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揭示出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对社会革命所产生的制约作用。而在此以后出现的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则是随着对二战中纳粹主义的批判而形成的理论反思以及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全面反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主要以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兴盛为标志，但它在理论上仍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相联系。对技术发展的关注和对人性丧失的反思，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拿起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武器来剖析技术理性、文化工业造成的人类困境，并批判由此而产生的人类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纷纷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考察导致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及其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运行的精神机制。在这一阶段，由卢卡奇开创的物化概念已经深入到批判的内在精神中，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与卢卡奇不同的是，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视阈，并开始从人类存在的普遍性危机和文化革命的层面上运用马克思的理论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起的日常生活化的文化现象，形成了著名的对现代性的“日常生活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转型是通过对现代性危机的反省而实现向“异质性”的转变。如果说这一转变的理论特征表现为因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而实现的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变化的话，我比较倾向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意识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区别后，真正开始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与经济现象历史考察相结合的辩证法方法，探索现代社会发展中“异质性”生成的理论。一方面，这些思想家们注意到黑格尔哲学是现代性的理论根源，因而他们关注或者借用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的哲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辩证法思想。从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和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中开始形成“异质性”的哲学概念用以表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点，从而与黑格尔哲学的同一性辩证法相区别；另一方面，随着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结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对传统的启蒙哲学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试图摆脱传统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中的确定性观念的束缚而转向对不确定性的认同的思考，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从商品生产向符号化的生产转变、从原来的有形资本向货币化的无形资本的转变、从界限森严的国家生产向全球生产扩张的转变的现实，促使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形态上围绕着这些资本主义新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和探索。
第三节 从“物化”向“异质性”转向的历史逻辑
“异质性”概念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型后的一个重要范畴，其语境与物化概念有着深刻的联系。如果说物化概念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同一性特征的普遍表现形式，那么异质性概念则是反对以物化形式控制人和社会的一种观念力量，它以反对同一性为目的，是当代西方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理论家在批判现代性意义上提出的一种积极的思维模式。但是，异质性概念的出现也标志着以卢卡奇的哲学思想为代表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消解。而另一方面，异质性概念也折射出现代社会的矛盾及其分裂。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历史辩证法的方式对主体的异质性存在进行了分析和说明。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异质性的基础和出发点：劳动，“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接着马克思又进一步说明了：“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而“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8）。马克思从生成的意义上把人的劳动理解为自身生命活动的展开过程，从劳动中通过外在的差异而实现自身的异质性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所导致的是由外在劳动对人的同一化过程，这种普遍的同一性所造就的是异化状态的人的存在。马克思在随后的论述中进而指出人的生命存在的发展是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从肯定的意义来说，“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性的、全面而又深刻的人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9）在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论述中，马克思既把世界也把人自身当作是通过自身而诞生、形成的过程，而且在人的存在问题上抛弃了从黑格尔传统中沿用的辩证法的中介。
不仅如此，马克思在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他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批判的理论方法，并从历史过程中人的存在的现实性意义上揭示出人的生命存在所实现的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在于“改变世界”（10）。从人的生成性意义上来看待人的存在，社会生产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而“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它们构成了人的存在的确定性意义。按照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分析，社会历史在发展中产生出“社会活动的固定化”，社会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聚合成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产生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11）。它不断地超越自身的界限而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这种存在的同一性是因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与自然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是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2）。马克思在这里所指出的“特殊性质”，也就是人的生成的异质性存在。人的存在一方面具有同一性的特征，前一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所构成的社会的结构造就了人的现实存在；另一方面，前人所传给的物质生活条件预先规定了新一代人的特殊性质。这种性质以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条件而存在着，并构成了自身的特殊性。
历史发展具有重复性的特点，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极其明确地指出历史重复性的意义恰恰在于：“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13）这里的历史的重复性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历史，或者是再现历史的过去，而是通过历史重复性的面具掩盖了历史创造的真正意义。马克思揭示出历史创造的实质就在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它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们只不过是借用了先辈们的传统，演出了历史的新剧。所以，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差别”。（14）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有着如何面对历史的态度问题，但在马克思看来，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以往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经常被隐瞒了自己的本意，从而表现为循环的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然而，创造历史的进程是无法回到过去的，需要回忆过去的历史只能属于自然的循环过程，而不是进入工业化、商业化的历史。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物化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性并没有中止历史发展中人的异质性生成，我们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其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条件的内在联系，从而把物化现象视为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所特有的社会生活形态。而人的异质性生成也只有在辩证法的意义上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诚然，在马克思的辩证法观念中包含着历史发展异质性的思想，但马克思并没有在此过多地驻留，这就使得马克思关于历史创造与人的存在的现实的异质性特点的论述长期没有得到关注，然而，这一思想却在后来被尼采哲学所阐发，20世纪法国哲学家在复兴尼采哲学时，把尼采哲学与马克思的思想混合而提出了异质性的思想。
尼采哲学中的异质性概念，并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基，但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从“日常生活批判”进入到消费社会批判，一方面需要从哲学上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既表现为哲学存在论开始从实体观向生成性研究转变，也表现为认识论上的断裂而生产出异质性意义。从传统实体说的存在论向生成性的价值论转变成为哲学发展的主要态势。另一方面，在当代社会，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内在体系不断地将其界限向外扩张，并在不断遭遇困境的情况下调适社会结构以适应变化的过程，在社会生产中形成了新的时间和空间的生产意义。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展而发生普遍性的市场与有限性的国家之间的矛盾，生产出资本主义的新特点。“19世纪的资本主义是集中状态，是为了生产并与所有制相联关。它在禁锢的环境中设立工厂……至于市场，或是通过专业化而获得，或是通过殖民化而夺得，或是通过生产成本的降低而取得。然而，在当前的形势下，资本主义不再是为了生产，它往往将生产，甚至将纺织、冶金和石油等这些复杂形式的生产扔给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这是超生产的资本主义。它不再购买原材料和出售成品，它购买成品或者购置零件，它想卖的是服务；它想买的是股份。这不再是为了生产的资本主义，而是为了产品、即为了销售或市场的资本主义。因此，从根本上说，它是分散的，工厂让位给企业。家庭、学校、军队、工厂已不再是聚向一个所有者——国家或私人势力——的明显类似的场所，而是仅有几个管理者的同一企业的可变形、可转换的数字图形……”（15）现代资本主义转型的社会历史特征所生产出的人的存在的生成性，需要对在不同历史事件中存在的人进行重新认识，或者需要对不可追溯的历史事件做出回答，甚至于在这样的特殊历史阶段中重新认识不断生成的人。
按照法国哲学家巴塔耶的解释，同质性（homogeneity）“表示多种要素的可通约性以及对这种可通约性的意识，人类关系由一种固定原则的还原维持着”（16）。而异质性则是相对的一种特点。按照巴塔耶对同质性的分析说来，受工具理性支配的社会所奉行的是实用性原则，人类的活动及其所形成的关系都不具有自在的意义，因为有用性构成了社会的共同尺度，形成了人类活动的基础。巴塔耶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商品生产中的社会劳动界说为同质性存在的基础，并按照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把劳动产品作为在人之外的“存在”。显然在这里，巴塔耶把同质性理解为物化逻辑在社会生产中产生的普遍结果，他无意识地走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坚持批判的物化劳动及其社会普遍物化的现实。在巴塔耶看来，社会同质性依赖于生产系统意义上的同质性，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外在的事物（诸如国家、主权机构等）作为外在的存在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而个人生活在其中则成为存在的功能，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内在产生出瓦解同质性的力量，然而经济条件本身的变化则是社会分裂中的消极的因素，只有当分裂的要素以积极的形式重新组合成异质性的成分时，才可以从中获得异质性的普遍的积极性。因此，巴塔耶把“异质性”定义为一种“非同一性”（非同质性）（17）。
从巴特耶对异质性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把异质性理解为与同一性相对立的非同一性，它表现为社会一体化过程中的不可能性、科学认识中的革命性。异质性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与社会同一化过程相冲突和对立的现象，在其中形成的异质性因素则是要突破同一性而生成为非同一性；在科学研究中已经形成的科学知识确立了现象的同一性基础，而通过科学革命则实现对科学观念的革新。异质性根源于旧的同一性内部，是其中生成的瓦解旧的同一性的因素。传统的异质性表现为对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反抗和冲突，例如在基督教传统中的异端说，在哲学上也表现为在传统存在论论域中作为非存在的那些研究对象。但是在这里，我们把异质性规定为主体存在的肯定形式，是指人的存在通过生成性而发展成为与原有的自身存在不同的存在的性质。换言之，即是在尼采哲学提出主体性的黄昏后，新主体生成的意义。
法国哲学在复兴尼采哲学的功能时形成了对异质性理论的关注，而德国哲学则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期，在阿多诺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哲学方法中，开始了对异质性的探索。如果说法国哲学是在尼采思想中看到了异质性的意义，那么阿多诺的异质性观念则植根于黑格尔哲学，是直接地经由对黑格尔哲学的同一性辩证法批判而形成的思想。或者更具体地来说，它是在对传统德国哲学的文化批判中，开始逃离出抽象的人类中心论的思想而形成的对主客体关系的是非对立性思考。但其思考的重点是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的环节，这与德勒兹把异质性生成直接放在肯定的环节在理论旨趣上显示出明显的区别。
在巴特耶以后，德勒兹在阐述柏格森主义的差异的过程中，进一步从尼采哲学中提炼出异质性概念，并把它与柏格森的差异与绵延的思想糅合成为异质性的思想，纳入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欲望生产的批判中，实现对有限性不断超越和生成的意义。生成，在现代同一性的控制下，具有不断地溢出、逾越和向外扩张的态势，从德勒兹的生成意义来说，它具有与过程相一致的特点，过程也就是生成。用德勒兹的话来说，就是“思想的某种神秘形象总是通过其发展、分叉和突变来启示人们认识永远创造新概念的必要，新概念并不是按照某种外界决定的，而是按照引发问题本身的某种生成创造出来的。”（18）所以，德勒兹的作品表现出与传统的历史顺序不同的叙述方式：“我们更注重地理成分，即领土和非领土化运动。”（19）
但是，德勒兹的异质性思想并没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向中显现出很大的影响力，相反，后来的德里达却因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异质性理解而走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逻辑转向的前台。虽然德里达对异同质性问题的理解与德勒兹并没有师承关系，而更多是接受了拉康的观点，但在对异质性问题的阐述中，他的理论却又不可避免地与德勒兹的异质性表现出相似性的特点。
众所周知，德勒兹从尼采和柏格森主义的思想中发展了内在异质性的观念，但20世纪以来，法国文化界却因解构主义理论的出现而从外在的异质性（后结构主义中的“他者”）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德里达在其著名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曾以布朗肖特为例，从外在异质性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点，这种异质性是由“使时代移位于其天然住所之外”的原因引起，而且以“一种绝对的独特性的猛烈涌现”为标志的异质性。（20）因此德里达对异质性的理解是：“没有异延是不具相异性的，没有相异性是不具独特性的，没有独特性是不具此时此地性的。”（21）这种此时此地的性质与同一性完全不同，而是“其自身也要受到同一性的决裂或同一种相脱位、同一种‘短路’的影响。”（22）这种由外在的力量所导致的异质性所产生的是在不同条件下理解马克思的可能性，它并非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而是试图说明在思想、观念与实际的存在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完全不同的界线。显然，德里达在批判布朗肖特的同时，试图揭示出这种外在的异质性之所以产生的特定历史根源。但实际上，德里达却又通过对现象学理论方法的批判和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而达到内在异质性的观念中。实际上，尽管是两种相似的异质性方法，但在对现象学的时间和空间的不同理解上，德勒兹和德里达的异质性观念并不完全是相同的。
通过对物化逻辑的实质和异质性观念进行分析，我们廓清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发展并实现向异质性转变的总体路径，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发展的轨迹及其运行的内在机制。为了具体地分析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核心和它们的内在联系，我在这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主要分析从卢卡奇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缘起及其向文化批判转变的过程，其间经过卢卡奇、葛兰西而进入法兰克福学派，并在其文化批判和异质性逻辑确立的基础上详尽地探讨从物化向异质性转变的内在机制；并分析了随着战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被重新解读而形成的对异质性探讨。其中主要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阶段的卢卡奇和葛兰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批判领域所进行的开拓性工作；第二个阶段是法兰克福学派继卢卡奇后进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启蒙思想的批判，并通过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而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理解的要求，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内部所形成的对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践过程；第三个阶段是从阿尔都塞以来，伴随着德勒兹思想的丰富，通过德里达式的异质性观念，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经历法国“五月风暴”后，所遭遇到的历史转向的客观要求及其作为时代思想所包含着的内涵。本书将通过这三条不同的线索来把握处于异质性状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转换，然后探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阶段中的西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转移及其社会根源。
注释：
（1）[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页。
（2）[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页。
（3）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4）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页。
（8）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9）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15）[法]吉尔·德勒兹著：《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6-207页。
（16）[法]乔治·巴塔耶著：《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汪民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作为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先驱，其观念是法国当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策源地。他首先在法国哲学中引介尼采哲学的思想，对后来福柯、德勒兹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17）[法]乔治·巴塔耶著：《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汪民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18）[法]吉尔·德勒兹著：《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0、171页。
（19）[法]吉尔·德勒兹著：《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1页。
（20）参见[法]雅克·德里达著：《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45页。
（21）[法]雅克·德里达著：《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22）[法]雅克·德里达著：《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