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信用的“信用货币”制回归贵金属货币制，不失为明智之举，可以约束政府任意印发纸币的权力，切断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为市场带来相对稳定的预期，借以鼓励投资与贸易，有利于晚明的经济繁荣。但本国产银很少，通货数量严重依赖于不稳定的海外进口，中央政府仍然非常缺乏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能力。
明末强敌当前，天灾人祸，社会动荡，辽东等战局日渐恶化，社会生产力直线下滑，税收却不断加大，人们对于国家民族前途信心黯淡，货币持有人（白银所有者）越来越倾向于窖藏白银作为自保的储备。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中小地主竞相搜刮积银，付之窖藏。社会性大量货币沉积，势必催生通货紧缩。
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天，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限制日本人进行海外贸易，并为根绝天主教，终止了来自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的贸易。入秋，华人和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发生暴力冲突，西班牙在菲律宾屠杀2万多名中国人，切断了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通途。这两条以丝绸、瓷器和茶叶换取白银之主要商路，一旦突然受阻，进一步导致通货紧缩、银贵物贱，迅即诱发了一场全面经济危机，和天灾、人祸、内乱和外敌一道，摧枯拉朽般地埋葬了朱明王朝。
在李自成抄掠北京城时出现了如此奇观：平民饿殍遍野，军费左支右绌，官兵无饷养家，崇祯皇帝穿着破龙袍，而仅在北京官宦家里，就抄出了至少3700万两白银。
宋、元、明三代和金朝都用纸币，都不能有效控制其发行数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除了明朝主动废弃纸币，掉头转向仍告失败，加速了王朝末日来临，宋、金、元三朝的灭亡都同纸币高度通货膨胀有重要关联。
清政府面对前朝惨痛教训，经再三权衡，决定禁行纸币，全面承袭了类似于明朝嘉靖年间实行的银两制度，维持着原始的金属秤量货币体制，即以金属币材本身的重量、成色及价值为基础来确定的交易媒介和储藏手段。和信用纸币相比，“确实是中国的倒退”（《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但也是无奈的倒退。
直到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直捣南京，国本动摇之际，清政府发行“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以图“济银之不足”，挽救面临的严重财政危机。但发行的票据并无本金，不能兑换有价值的金属货币。尽管硬性规定“银票即是实银，钱钞即是制钱”，政府各种支出和税收中搭收一半银票，但没有储备保障，加之投放过多过骤，印刷技术落后（较宋元无甚长进），纸币防伪较差，各地不予认真执行，甚至有外商在民间低价收购充抵关税，使钞票迅速贬值，加速通货膨胀，成为一大社会累赘。10年后，即同治元年（1862年）就停止使用。当时人们习惯将宝钞官票合称为“钞票”，这个称呼却一直沿用了下来。
大清朝在国际“货币战争”中的失败
无论是使用金属货币还是纸币，中国都占了世界头筹。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大臣单穆公提出的“子母相权论”，也是公认的最早见诸文字的货币理论。
然而，中国社会在汉代以后，陷于滞进状态，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
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将孔子学说篡改为愚民伪儒思想，变成一种非常有利于专制君主体制稳定运行的“政教合一”型社会控制论。中国就此开始了借崇儒为名的漫漫两千年政治专制、精神黑暗时期。特别是冒称“后儒”的宋明理学行世后，南宋以至明清之世每况愈下，人的自我意识、创新精神竟成绝响，几乎阻断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切通途。虚有其表、腐朽落后的天朝大国，一旦与蓬勃发展的西方碰撞，顿然一触即溃。鸦片战争后，天国沦为列强俎上鱼肉。
中国古代货币制度，除了失败的元朝银本位纸币外，不存在什么明确的本位制度，也没有主币副币之分，往往金、银、铜，以及纸币（有时偶用谷、帛）同时不同程度地行使货币的职能，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侧重而已。
中国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也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北宋的“交子”为世界历史学家公认为第一个官方主办的真正纸币，有发行准备（钞本）、更新周期、防伪措施等一系列保障制度。但北宋和后来南宋继行的一系列纸币体制都因信用扫地而一一失败了。
元朝强势全面推行银本位纸币体制，尽管制度规范详备，也因信用丧失，恶性溃败有过于前宋。明朝曾雄心勃勃地实施无发行准备的纸币，不久几成废纸，半途而废。
清政府不仅无力经营自己的纸币，连传统的金属货币体制也一直抱残守缺，停留在成色、规格混乱的银两交易，以及两千年不变的“天圆地方”通宝制铜钱水平上。结果是，外国银行的强势货币，包括优良银币和新潮纸币攻占了市场，“中国的币制”成了“错出而无统”，“任何一个重要的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的制度”（《1927—1937年中国财政财政经济情况》，杨格著，陈泽宪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古代无论实行过渡性的“兑换凭证或代用券”，或是无本金的地道信用纸币，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了。我们应该看到，停滞不进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其不成正果的决定性因素。
英国学者、中国科技史研究权威李约瑟（1900—1995年）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史料论证：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技知识水平，直至15世纪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他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们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切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在信用货币领域，我们同样可以发问：为什么中国得其先机，却难以为继，不成正果？
自从西汉武帝（公元前157—前87年）垄断盐铁、创轻商、贱商、反商政策以来，中国社会商贸繁荣的景象，大多断断续续地出现在政局混乱、监管松弛、民间活动自由度较大的“非常时期”。一旦大局已定，皇权巩固，就容不得“资本主义”发芽抽枝了。
关于中国历史上早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很多，出现了“战国说”“西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种种“萌芽说”，前后竟然相差两千多年。其实无论哪一代，都从未存在过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只是牵强附会一时商业活动活跃的暂态表象而已。这种暂态往往出现在皇朝无力顾及的那个时间间隙，特别是皇权衰败即将崩溃的改朝换代之际，一旦新朝建立，旋即重复抑制民间商业自由的传统政策，而且常常变本加厉。
君主政权不惜国家民族付出天价坚持反商的深层原因，当出自确保特权统治地位永世其昌的自私动机，唯恐经商致富的独立人格和民间积聚财力构成对于绝对权力的威胁和挑战。同时，朝廷垄断下的官商，可以将最大的商业利益归于皇家以及贵族官僚统治集团，以满足其穷奢极侈的需要。
300年前黄宗羲说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从而“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不存在对于纸质信用通货的强烈而持续的需求，既没有银行金融业配套，造纸和印刷技术也不见长进。朝廷发行纸币的动因往往来自巨额“铸币税”的诱惑，动不动滥发纸币生财，把财政亏空直接转嫁到社会大众身上，好比饮鸩止渴，屡试屡爽。而古代封建中国式政教合一型的无制衡绝对权力专制统治体制，一旦在绝对腐化的不归路上迅跑起来，必然导致信用破产和币制失败，并且反过来成为皇朝垮台的催命剂。
对照西欧后来居上的荆棘路，可见只有商品经济发达到了相当于资本主义勃兴的历史时期，金融管理和科技水平足以配套，决策层“权力制衡”机制成形，信用货币方得站住脚跟，生根发芽。
新兴资本主义列强掌握了空前强大的技术手段，积聚了规模无比庞大的财富，拥有划时代的军事打击力量。18世纪中叶，相当于清朝乾隆年间，以英国为主导，借助商贸扩展和军事实力推动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运动轰然而起。颟顸自闭的大清帝国浑然不觉，丝毫没有意识到一场人类世界空前大变局已然到来。当东西方终于碰撞，大清国被迫打开国门，被动因应时，处处显得不堪一击。中国因循千载，陈旧、落后、混乱的银两体系或是屡试屡败的纸币体系，在国际金融大博弈中，水准悬殊，极不对称，无疑落为大输家了。
鸦片战争后，清廷被动展开对外贸易，外商以大量银元换取巨额中国物质财富的同时，列强凭借特权，纷纷在中国设立租界，开办银行，发行纸币，直接操控中国经济命脉。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的纸币可分两种：一种是用中国货币单位，如汇丰、德华和花旗等银行，按中国货币单位发行了不同面额的银元票和银两票，在长江流域颇为流行；另一种是用外国货币单位，如帝俄在中国东北所发行的卢布票，日本于日俄战争时在中国东北所强制实行的军用票、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金票，以及英国汇丰银行在中国华南地区所发行的港币等等。据统计，当时外国银元、外国银行在华发行的纸币和周边国家的纸币约达全国流通货币总量的30%。
随着中国主权的不断丧失，本国货币得不到政府的有力保护，于是中外、新旧、官私各种货币在不同的经济层面自由流通。中国货币在“自由竞争”中处于劣势，金融的主动权逐渐向外方转移，更加恶化了中国的金融环境，致使清朝后期“圜法紊乱、匪夷朝夕”。外国人士在对中国货币状况进行考察后，无怪乎认为“币制之坏，至中国而极”。
光绪年间，朝野人士纷纷认识到了西方币制的优越性以及中国币制改革的迫切性，以为：“中国不自印钞票，自铸银币，乃使西人以数寸花纹之券抵盈千累万之金，以低潮九成之银易库纹十成之价。”呼吁：“自办银行”“仿造西法办理”“明以收回权利，暗以便益民生”。
时任大清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的一代“商父”盛宣怀，在主持洋务的经历中认识到创办银行改革货币的重要性。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他向清廷呈请设立中国通商银行，奏折称“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建议设立银行“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使华行多获一分之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
经光绪帝照准，次年夏历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正式开业，总行设址上海外滩黄浦路7号，另在北京、广州等地设立分行，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金融企业——银行业的诞生。
中国的新式纸币，初现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银元票，系由北洋铁轨官路总局发行的“英洋票”（在筑路沿线的工地及城乡使用）和台湾反割台军民使用的台南官银票先后分别发行。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作为本国最早的银行，翌年（1898年）起开始发行纸币，实为一种银两兑换券，由英国伦敦一家公司印制。从此中国才有了本国银行发行的全国性现代形态纸币。中国通商银行的纸币发行权延续了40年，直至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时才被取消。
清末中国通商银行发行首版可兑换银两的纸币
清代末年虽然加紧展开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改革，但时不我予，已经来不及挽狂澜于既倒。
“法币”土崩瓦解，“金圆券”臭名昭著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1912年创立了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于1914年2月颁布《国币条例》，确定实行银本位，以银元为中华民国国币。1917年全国财政会议通过《推行国币办法》，规定财政税收机关不得收受外币。地方政府也有积极响应限禁外钞之举；1924年，广东国民政府颁布首个禁用外币法令《行使外币取缔条例》。
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统一中国后，随即施行货币改革，以官股入股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控股成为完全国有（原是半官办银行），加上原有的中央银行，政府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银行业。
1929年，美国陷于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政府为示好国内产银州，并刺激产银国的购买力倾销其过剩商品，摆脱经济危机，于1934年6月实施“购银法案”，规定由财政部在世界市场上高价大量收购白银，直到白银占美国国家货币储备四分之一，或白银市场价达到每盎司1.29美元（当时纽约市场银价为每盎司0.45美元）为止，顿时引起国际银价高涨。
中国当时为第三大银本位国家。此举等于强行成倍地提高了中国货币汇率，即时引发白银迅猛外流，利率急速上升，通货收缩，出口锐减，部分银行钱庄倒闭，银本位币制无法持续。于是货币改革成为挽救国家经济免于崩溃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