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这一年，我国长江、淮河地区和河北省遭到特大洪水灾害，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略有增长，增长了9.4%。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7%。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均比上年有增长，其中钢增长26%，煤增长19%，电力增长20%，棉纱增长12%。基本建设投资84.3亿元，比上年增长20%。进行建设的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有411个，中央5个工业部已全部完工的主要工程有33项。规模巨大的鞍钢的薄板厂和六号高炉、沈阳风动工具厂、重庆电厂等重大建设项目已经开始投入生产。炼钢、炼铁、采煤、发电、机械等工业的设备能力和固定资产有了很大的增加。农业总产值略有增加，棉花生产遭到很大影响，大幅度减产，粮食、油料同上年产量接近。交通运输、邮电有很大的发展。开始和继续施工的新建铁路17条，其中1954年铺轨的有12条。新建和改建公路有20条。贯通祖国西南边疆的工程艰巨的康藏公路和藏青公路已经通车。1954年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约15%。其中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所占的比重增加到58%。1954年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其余款达16.1亿元。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1955年是国民经济建设发展比较顺利的一年。农业生产获得了好收成。工业超额完成计划。工农业总产值，从1954年的1050亿元提高到1955年的1109亿元，两年相比增长5.6%。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6%，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7.4%。在本年的45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37种完成了或者超额完成了计划。同上年比较，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增长，煤增长17%，电力增长12%，钢增长28%，生铁增长23%。由于上年农业歉收，因此，1954年的棉纱减少14%，棉布减少16%。轻工业生产没有多大增长。基本建设投资为88.5亿元，比上年增长4.9%。农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好转，粮食产量3679亿斤，比上年增长8.5%，棉花3038万担，比上年增长42.6%。其他经济作物如芝麻、甜菜、花生、油菜籽、烤烟、蚕茧、水果等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交通运输、邮电方面的建设也有较大的发展。全年财政收支平衡，还有节余18.3亿元。国内贸易因上年水灾影响，全国社会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只增加3%。
1956年国民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一度出现了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倾向，由于及时纠正，减少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应当肯定，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主要指标。工农业总产值，从1955年的1109亿元提高到1956年的1252亿元，两年相比增长13%。工业总产值，从1955年的534亿元提高到1956年的642亿元，两年相比增长20%。农业总产值，从1955年的575亿元提高到1956年的610亿元，两年相比增长6%。在46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计划的有22种，没有完成的有24种。生铁、钢、钢材、纯碱、烧碱、水泥等27种产品产量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一五”计划的1957年的指标。基本建设投资为139.6亿元，比上年增加58%，约占五年计划规定投资总额的1/3左右。1956年开始施工和继续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共625个，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6年施工的建设单位增加135个，其中有89个全部竣工或投入生产，主要有：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电缆厂、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北京电子管厂、西北国棉四厂等。农业总产值尽管比上年略有提高，但没有完成年度计划。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4.9%，棉花则减少9.6%。粮食产量达到了“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指标。水利建设也超额完成“一五”计划所规定的任务。此外，交通运输、邮电、商业、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
应该指出，1956年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出现了齐头并进急于求成的倾向，基本建设规模定得过大，造成了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主要表现在：(1)基本建设投资同上年的财政收入的支付能力相差太远。1956年初，基建投资的预算曾高达147—200亿元左右。后经发现，一再压缩，最后实际为139.6亿元。这个投资额比上年增长为58%，而同期财政收入只比上年增长5.7%。这就势必造成资金供应的紧张。基本建设除了追加投资外，同时还不断追加项目。1955年2月全国第一次基本建设会议决定，将“一五”计划期间的限额以上基建项目由原定的694个追加到745个，5年内建成的由455个追加到477个。1956年6月，又把建成项目增加到800多个。这样的盲目追加任务，没有正确估计到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基建投资增长速度。1956年基建投资比上年增长58%，而同期生产资料生产只增长40%。所以，引起了钢材、木材和若干机械设备供应的紧张情况，出现了停工、窝工的现象。(2)职工和工资增加过快。1956年计划新增加职工84万人，但执行结果增加了515万人，大大超过原定计划，工资总额由于全民所有制职工猛增而相应大大增长，这一年，工资总额包括调整工资在内达到137亿元，比上年增加37亿元。(3)农业贷款过多，1956年计划增加农业贷款19.3亿元，1956年还对手工业、公私合营企业货款达9.4亿元。(4)市场供应紧张，商业库存减少。1956年国家商业库存246亿元，比1955年减少17.2亿元。(5)财政收支不平衡，1956年总收入为287.4亿元，总支出为305.7亿元，出现赤字18.3亿元。(6)农业生产贪多图快，急于求成。1956年初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12年完成的任务，有些地区和部门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提出要在三、五年，甚至二、三年内实现。在制定1956年度农业生产计划时，指标一加再加。粮食，1955年9月确定的指标仅比上年增长1.7%，12月则改为增长9.1%。棉花，1955年9月定的指标比上年减少1.3%，12月定的指标则比上年陡增为16.9%，1956年5月又升为18%。此外，在双轮双铧犁的制造和推广上，也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农村还过早过急地兴建许多非生产性的设施，造成严重浪费。
周恩来和陈云及时发现了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的倾向，他们以对革命事业、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运用他们卓越的才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采取果断而稳妥的措施，有效地纠正了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倾向。1956年2月周恩来在不同的会议上反复强调：“各部门订计划，不管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他根据年初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过高的计划数字，要求计委和财政部压一压。接着，由李先念主持计委和财政部召开会议，研究1956年度计划指标问题，提出各项指标一律降低6%至5%的建议。随后，周恩来亲自主持多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研究压缩指标和修订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重点抓住基本建设的投资和项目、生产双轮双铧犁的指标、物资供应等问题。6月间，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半年来由于冒进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的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了经济工作中冒进的情况，提出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的意见。据此，中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的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基本建设应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1956年6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要求坚决削减收入和支出都订得过高的国家预算，一律按5%削减。他还指出：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应该反对。即将召开的一届三次人代会上要在两条战线开展斗争，要求参加会议的政府部门负责同志注意这一点。接着，6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根据党中央的意见，国务院在周恩来主持下，向大会提出了几个经济工作的报告。这些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提出了克服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会上，一些部长的发言，具体列举了本部门工作中急躁冒进的种种表现，提出了纠正的措施，代表们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普遍认为，纠正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的倾向是当务之急。这次会议，对动员全国人民重视纠正急躁冒进倾向起了很大的作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这次人大会议的精神，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重要社论，对从思想上提高全党正确认识纠正急躁冒进的偏向，起了重要的作用。基于上述的认识，国务院对1956年度的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进行压缩。将原定的工业总产值增长21.7%，减为增长19.7%，粮食由增长9.1%，减为8.4%，棉花由增长18%，减为17.1%，基本建设投资由180亿元压缩为140亿元。经过上述一系列工作，急躁冒进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及时得到了纠正，没有让它盲目发展，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这次反冒进的经验，直接指导了调整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这一年经济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
实行粮食、纱布和食油的统购统销是贯彻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效地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又推动了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党在经济战线上继统一财政经济、稳定物价之后第二次大的“战役”。
建国后，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所以，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连续三年获得丰收，粮食生产超过解放前的最高水平。我国粮食贸易由解放前的大量进口，转变为停止进口并可以少量出口，同时保持了国内粮食市场的基本稳定。
1953年开始，我们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面临许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困难是粮食问题。
当时粮食困难的基本原因就在于，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必然出现我国城镇人口大幅度增加，1950年城镇人口6169万人，1953年达到7826万人，短短3年，增加1657万人。因而，对商品粮的需求量猛增。还要看到，农民改善生活，用粮也多了，商品粮的数量便减少了。当时，存在着粮食自由市场和粮食投机商人，有很大部分的粮食掌握在私商手中，他们乘机捣乱，粮食市场处于无计划状态。国家收购粮食计划难以完成，国家掌握粮食的主动权还很有限度，粮食购销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粮食收少卖多的情况到了1952年11月以后明显地表现出来。据统计，1952年国家征购粮食共665亿多斤，扣除返舷重的不平衡。粮食收少卖多的情况到了1952年11月以后明显地表现出来。据统计，1952年国家征购粮食共665亿多斤，扣除返销部分，只有536亿斤，远远不能满足城镇人口和工业用粮的需要。按当时的情况来看，国家担负供应粮食的任务，每年必须掌握有700亿斤商品粮，才能有效地控制粮食市场，满足人民生活和工业建设的需要。粮食购销差额如此之大，必然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不少地方已开始发生混乱，特别是受灾地区和粮食脱销的城镇，粮食投机商肆意抢购和抬价，这些情况说明了粮食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粮食购销之间的严重不平衡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国家大规模建设同落后的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国营经济领导同农民自发势力与资产阶级反限制的立场之间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如果不从根本上找出解决办法，那么从粮食问题开始，不可避免出现混乱的局面，以至牵动全面的物价波动，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