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凌云
瓦窑堡解放，党领导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及陕北省苏维埃所属机关，1935年8月都由永坪镇迁到瓦窑堡。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党中央机关也驻在这里。那时，我才15岁，正在陕北省委举办的训练班学习，原来把我分配到陕甘省任少共省委的青妇干事。在省委所在地甘泉县的王家坪，我见到了省委宣传部长李景林和蔡畅大姐。
蔡大姐是省委白区工作部长，主管工、青、妇工作。她30多岁，神态大方、严肃，讲一口浓重的湖南话，我听起来有些吃力。她叫我“小鬼”，我特别喜爱这个称呼。20多年后，在北京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时，我们偶然相遇，她一见我就问：“小鬼，你在哪儿工作？”一声“小鬼”使我浮想联翩……
1935年10月，蔡大姐派我到甘泉县帮助建立兵站、医院和培训妇女干部。在蔡大姐的鼓励下，我战胜了年龄小、经验少的顾虑，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不久，陕甘省委从王家坪迁驻富县套桶塬镇，我们妇女部和蔡大姐都住在寨内的院子里。我不幸患了伤寒，生命十分危险。蔡大姐指示少共省委给我请医生治疗，还让她的警卫员把在长征路上带来的白糖化成水，一匙一匙地喂我。我喝着饱含蔡大姐深情厚谊的糖水，感到无比温暖与幸福，增强了我战胜疾病的力量，伤寒症神奇般的迅速痊愈了。
蔡大姐不仅生活上给我温暖与爱护，政治上的培育和关怀更珍贵。痊愈后，蔡大姐派我随同以曹力如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到甘泉和肤施县（即延安）去建立交易场。那时，张学良的东北军被红军围困在甘泉城里，陷于饥饿境地，无柴烧、无粮食和蔬菜。为了让城里的老百姓减少疾苦，争取东北军同红军一起抗日，我们在甘泉城外建立交易场，为他们提供生活上的方便。开始，我思想不通，认为“东北军、西北军，全是白匪军，饿死他们才好呢”。蔡大姐说：“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些，东北军中也有好人，他们离开了被日寇占领的老家，受尽种种痛苦。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是受骗来打我们的。我们要提高他们的觉悟，团结他们一起抗日。至于老百姓，我们怎么能让他们受饿受困呢？我们是共产党人，考虑问题要从大处着想。”我觉得蔡大姐说得很有道理，就硬着头皮动员甘泉城外的农民，要他们拿粮食、木柴、猪肉、鸡蛋和蔬菜等等，到交易场去卖。我们同东北军搞交易是有条件的，要他们把白布、棉花和药品卖给我们，不要再向苏区进攻。我们还动员、组织妇女替东北军缝补衣服，派宣传员向东北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唱“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我们的宣传和演唱打动了东北军士兵的心，他们深受感动，许多士兵竟痛哭流涕表示不再打自己人，要坚持打日本鬼子。看到东北军的觉悟和表现，我才懂得蔡大姐对我教育的真正意义了。
在崂山和直罗镇战斗中，我们俘虏了不少东北军，非常优待他们。这样做，我也想不通，对愿回东北军的俘虏发给白花花的现大洋，我也有气。蔡大姐就对我们妇女部的几个女同志谆谆启发说：“东北军的士兵经过我们教育，明白了自己的错误就会调转枪口去打日本鬼子。”还说，“不要把几块银元看得那么重，我们是革命的红军，不是爱银元的土财主。他们回到东北军中宣传我们的俘虏政策，比我们宣传更有力。”我的脑筋逐渐开了窍，在政策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
1936年，中央决定撤销陕甘省，成立陕甘宁省和陕甘工委，把省委及省直机关的干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到陕甘宁省，另一部分到陕甘工委。我被分到陕甘宁省，仍任少共省委青妇干事，蔡大姐仍是白区工作部长。当年6月，省直机关由赤安县的吴起镇迁到甘肃环县的河莲湾，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开辟新区支援前线，扩大和巩固根据地。这一地区文化落后，封建意识浓厚，反动会道门的活动猖獗，而且村村都有土匪，大多数人参加了哥老会组织。因此，开展工作很困难。
省委组织了几个区工作组，派我去环县洪德城区的河坡村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不了解当地的群众情况，按照苏区的老办法进行工作。一到那里就召开群众大会，一周时间就把村代表选出来了，然后召集各村代表开会，简单地把开会的目的说明后，即提名选举乡苏维埃主席，结果选了一个土匪头目。上午选举完毕，下午我回省委向蔡大姐汇报。大姐听完汇报后，第二天就让警卫员把我叫去，她问我：“昨天选的乡苏维埃主席是什么人？”我说是群众拥护的人。蔡大姐看我自以为是的样子，便以严厉的态度告诉我说：“你上午选举的苏维埃政府，下午就给砸了！”我听了一愣，心想：“怎么一下子给砸了？”大姐接着语重心长地说：“这里土匪多，情况复杂，作风正派的老百姓不容易被选，你到那里，既不调查，又不动员，简单地开个会就选举，不行啊！”她又说：“你光在老百姓家里吃顿饭，就算调查研究了？不深入到群众生活中去，是不能搞好选举工作的！”
听了蔡大姐的一番话，我顿时脸上一阵火热，泪水溢满双眼，责怪自己没有深入群众，选了个土匪当苏维埃主席，心里既惭愧，又懊丧。我的不安情绪被蔡大姐觉察了，她马上换了口气，关切地说：“不要着急，选举不能生搬硬套，没有条件不要急于选举！”我觉得这句话比责骂我还要严厉，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大姐看我哭了，就对我边批评、边安慰：“哭不能解决问题，做工作总有成功和失败的两种可能。吃一次亏，长一次智，要接受教训，改进工作方法。”
待我情绪渐渐平静下来，蔡大姐又循循善诱，继续说：“这个地方的土地肥沃，粮很多，老百姓不愁吃穿，多数参加了哥老会，封建迷信浓厚。不能把过去的老办法搬到这儿来用，必须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现在不要忙于建立政权，应设法把群众组织起来，耐心地做思想教育，着力做好基础工作，然后进行选举，成立苏维埃政权。”蔡大姐的话打开了我的心窍。从这时起我才觉得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生搬硬套，教条主义是成不了大业的。
我遵照蔡大姐的教导，脑子里多了几根弦，变得聪明起来，一村一村、一家一家、一人一人地做工作。我满怀信心地边调查边发动群众，从生产生活着手，脚踏实地干，终于顺利地开辟了新苏区。
同年秋天，我在省主席牛凯泉同志的带领下，从河莲湾出发，到宁夏下马关接红二、四方面军。当时给我的任务是建立兵站，动员群众腾房，准备用具及检查医院等工作。临行前蔡大姐又把我叫到她面前，再三叮嘱说：“小鬼啊，建立兵站对你已不是新的任务。但是有一个新情况必须提醒你，这次建立兵站是在回民地区，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千万不能马虎。”并教给我一些有关回民群众忌讳的具体事项。我离开河莲湾，在去宁夏下马关的路上，时时想起蔡大姐的叮咛，一连走了三四天，我脑子里尽想着蔡大姐对我的叮咛。
我们先到达豫旺堡，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大兵站，我在这里住了半个月，一边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一边将红二、四方面军的性质告诉老百姓。工作中牢记蔡大姐的嘱咐，小心翼翼地尊重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由于和回民群众之间建立了亲密关系，建立兵站的任务在短期内顺利完成了。半月后，我又和同志们骑马到下马关进入豫旺城，住了一段又到红城水村。这里风景优美，山明水秀，似同江南水乡，有清水河、绿山林，还盛产梨、苹果、葡萄。在这美丽富饶的红城水村我们高高兴兴地迎来了红四方面军的后勤部队。
通过这次在回民居住地区顺利完成迎接红四方面军的重大任务，我深深地感到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性，同时也深深感到我这个稚气重、文化低、斗争经验少的16岁的毛孩子，是在蔡大姐的培养教育下，学习从大处着眼从全局看问题，把党的政策和现实斗争相结合，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学会独立工作，逐步成长起来了。我从心底里深深地感谢党，感谢蔡大姐，时间虽不算长，但在我后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蔡大姐在我的心坎里，是一颗永远不会陨落的明星。
（黎吉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