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青
一、我的家乡
我出生在豫东平原的淮阳城，从记事起，古老的庙会给我印象最深。每年二月二到三月三，我总是跟随母亲走五里路去赶会，向人祖爷太昊伏羲氏陵墓烧香磕头；向民族英雄岳飞朝拜纪念；对跪在地上的奸臣秦桧踢上几脚并唾其面。这时母亲总是讲说忠臣和奸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忠臣修庙供奉，奸臣万人唾骂。
庙会场地，坐落在淮阳城北金碧辉煌的太昊伏羲陵建筑群前广场上。站在伏羲陵向南眺望，万亩城湖抱城环绕，阳春三月，荷花含苞待放，芦苇早已葱郁一片，鹭凫翔集，鱼跃鸥飞，游船上欢声笑语，穿梭于湖中。每到会期，老老少少倾城而出，印象至今铭记在心。
我家在县城里是个温饱家庭。父亲为人正直，一生不沾烟酒，对子女管教很严。他开过酒馆，干过油盐行、缫丝，转运黄花菜、蚕丝等土特产品，经常外出湖北、安徽、江苏等地。30年代初把我送进了洋学堂，要求子女用心念书，长大后自立于社会。初中毕业后，我考入开封第一女师，那时恰逢“一二·九”学生运动，继之发生西安事变，使我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民怨沸腾，对蒋介石政府不抗日，对内压制群众专制独裁万分痛恨。
七七事变后，虽然国内实现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两条道路摆在全国青年面前。一条路去大后方重庆投靠国民党，另一条路是坚决抗日救国救民找八路军去。日军疯狂进攻，战火即烧到家乡，父母为自身安危焦虑，为儿女前途忧心忡忡，他们反复考虑又与哥姐商量，下定决心让我离家外出。1938年初，一个寒冬的夜晚，父母把哥姐我叫到面前，在油灯边上说日本快打到我家门口了，让我哥外出找八路军，叫我去豫西镇平上学（开封女师已迁镇平），等待哥的消息。父亲说：“你只有出去另谋生路了，不能在家当亡国奴。”母亲边落泪边说：“女孩子在乱世道外出我不放心，可在家我更不放心。孩子你还是出去吧！好在还有你哥照顾，妈带上你姐和两个小弟到乡下亲戚家躲一躲。”就这样，1938年1月，我离开了家乡。
镇平是豫西山区小城，青年学生云集，人心惶惶，各思出路。学校里实行军事管制，连信件也要检查。1938年7月，由于传达室老大爷的帮助，我收到了哥的来信。信中全是说他做生意的情况，末尾一行小字告诉我速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报考学校。我如鱼得水，即刻写信叫堂哥到镇平，我俩以暑假探亲为由，找到西安七贤庄，经过考试分配到延安抗大学习。编队后，我们随队开始了八百里步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长征”，8月中，到达了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二、在延安成长的七年
到延安，我被分配在抗大八大队（女生队）学习。大队长是红军女将张琴秋，分队长是长征干部陶万荣，还有赵磊、吴竞、冯晓峰。班长郭淑华十分精干，具体管理全班人的学习和生活。开始我打不好背包和绑腿，夜间放哨害怕，特别是紧急集合手忙脚乱不能按时列队，夜间行军常落在后面，睡热炕也不习惯。但在革命大熔炉中，在来自四面八方亲如姐妹的战友帮助下，全身心地在革命的摇篮中成长。
每每列队听大课或参加群众大会时，会前总是欢歌笑语，互相拉歌，气氛热烈，激动人心。要是大会的单位多，有青干校、党校、马列学院等，广场上人海一片，歌声此起彼落，洋溢回荡着：“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团结就是力量”，“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要我们自己来担承……”
抗大的政治学习和军事生活，对我来说是脱胎换骨的磨炼和改造。使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救中国人民，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世界大同，解放全人类。而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经过漫长的革命斗争，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奋斗牺牲才能完成。我永远铭记清凉山下石洞中宣誓入党的庄严情景。宣誓表明我已从一个爱国主义者升华为共产主义者，就是从抗日救国的思想上升为确立共产主义信念，确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宣誓表明按条件我从组织上成为党员，我享有党员的权利同时应尽党员的义务，并遵守党的铁的纪律，也是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重塑自我改造自我的开始。
经过抗大训练，1938年12月，我被分配到党校妇女训练班学习。1939年9月在毛主席倡导下，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我从党校转入女大开始为期两年的学习，后经考试，编入高一班。除学习中国革命史、党史、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原著、毛主席著作外，还开设了俄语课，期间参加陕甘宁边区选举工作，妇女生活调查等社会实践活动。在女大的两年，我真正读了点书，对马列主义基础和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民主主义论，在认识上理解上打下了一定基础。
1941年秋，因形势发展需要，女大结业，我被分配到中央妇委工作，直接接触到蔡畅、张琴秋、区梦觉几位老一辈革命家，还有在妇委部门工作的罗琼、苏华、林纳、王云、吕英等领导同志。
在妇委，我的工作是会议记录（速记）刻蜡版印刷，也抄写传送文件。大姐们和部门领导对我关心爱护，她们把我看成小鬼、小妹妹和晚辈。有几件事我铭记不忘。
蔡畅同志平易近人，对同志政治上关心爱护，工作上严格要求。对于她，我崇敬但又拘谨。当我第一次走到她面前时，她的眼神和气质，磁石般吸引人心，慈母般温暖如春，我跟别人一样叫她“蔡大姐”，她亲热地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她说：“小鬼，蔡妈妈好不好？”她指着李富春同志说，“他就是你李伯伯。”从那以后，在延安我就有了蔡妈妈。
她工作一丝不苟，并告诫我：“做记录，刻印文件，一定要认真细心，不出差错。在记录和文件上，一字之差就会谬之千里，就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又说：“‘认真’二字要做到很不容易。首先是对工作要极端地负责任，要有责任心。工作上要细心、严谨、周密。”休息日我常去看蔡妈妈，在她家，见到过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大姐、危拱之大姐，见到过任弼时和陈琮英同志。总司令在我心目中就是慈祥的爷爷，感觉不到他是统领百万大军南征北战的威严老帅。他住的王家坪，是那时延安盛行的交谊舞场地之一。星期六妇委和杨家岭中央机关的同志常去跳舞。在那里有时能看到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将军统帅。
1942年秋，延安整风运动深入开展。开始，我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当时目标集中审查在白区工作的曾淡如同志，蔡大姐事先找我个别谈话，严肃交代：“小黎，党交给你一项政治任务，主要是保护曾大姐审查期间的人身安全，你要值班守护她。室内的危险品如绳子、剪子、刀子要收藏好，白天陪她外出，夜间把门关好，有动静放机警点。同时你还要劝解她安慰她，有什么问题向党说清楚就好。曾大姐什么时候找我谈话，你就马上告诉我。”最后又加重语气说：“这事要你用党籍担保去做好。”当时我心中十分紧张，感到任务压头。同时对曾大姐瘦弱的身体、沉重的心情，内心又很同情。那时天气已是寒冬，室内很冷。在一个风雪的夜晚，曾大姐已经安睡，我检查室内后，关好门睡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夜里，呼喊声、脚步声把我惊醒，曾大姐不见了！等我战抖着穿上衣服，许多同志带上手电在院内院外四处寻找，直到天亮也未见踪影。
形势发展，我也被审查。据说国民党在河南用“红旗政策”收买青年学生打入延安搞破坏。在我填的履历表上，一个叔叔当过县教育局长，是国民党员，另一个叔叔当过小学校长也是国民党员，这就是被审查的线索。我吃不下睡不好，心情十分沉重，又不敢找蔡妈妈谈。不久中央发现扩大化错误，及时纠正。对被审查人员逐个开始甄别工作，作出结论。妇委由蔡畅同志在全体人员大会上当众宣布结论，恢复名誉。对我的结论九个字：“历史清白，政治无问题。”大会后蔡妈妈单独找我谈心，她紧握着我的手说：“小鬼，你现在思想上没有包袱了吧！告诉我。”我当时激动地流出眼泪说，蔡妈妈宣布了结论，我放下了包袱，但交给我保护曾大姐安全的政治任务，我没有完成，要求组织上给我处分。蔡妈妈说：“错不在你，党相信你，你还是我的好女儿。”这时我精神豁然开朗，压在心头上的石头才真正放下，身心得到了解放。
经过八年艰苦抗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解放全中国，延安机关干部组织工作队，向东北、华北挺进，收复失地，开辟工作。中央工青妇干部组成一个队，目标是进军热河承德察热辽分局工作。这支队伍由蒋南翔、董昕、赵石带队，配九匹骡子驮行李和小孩。临行前开动员会宣布行军纪律和注意事项。路上不但要跋山涉水，还要过几道封锁线，也可能遇到战斗，比之当年由西安步行到延安还要艰苦复杂得多。打前站的提前出发，安排好餐食和宿营地。途中负责警戒联络的人已排定，总之要求大家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克服困难，保证全体队员和孩子安全到达目的地。
出发前蔡妈妈谆谆教导嘱咐，送我一只怀表，表达亲情和纪念。区梦觉大姐送我一支小巧的座镜留念，并说她要回广东去，后会有期。
我带着长辈的嘱托，带着人民的期望，离开抚育我成长的革命圣地延安。当我回头向宝塔告别时，从心底涌出了呼喊声：再见吧！解放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敬爱的周副主席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再见吧！最贴近我的心、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怀我、给我以母爱的蔡妈妈！
三、延安精神永远放光辉
北平和平解放，我带着四口之家进入北京，亲身经历了开国大典，亲眼目睹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为解放全中国，干部队伍又越过中原大地，渡黄河，过长江，直到天涯海角……其间我留在湖南工作了十几年，于“文化大革命”前夕调到太原，直到离休。
是延安精神鼓舞鞭策我，在任何情况下，要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为人民服务，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和工作。
我年近八十，壮心未减。离休后，一直坚持在省老年大学学习，书法绘画已成为我的所为所乐，陶冶了情操，锻炼了身体。
在1999世界老人年来临之际，愿与老战友老姐妹共勉；我们老夫妇的目标是：携手进入21世纪，喜看祖国山河大改观，跨入世界强国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