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革非
我叫刘革非，原名刘玉丰，四川丰都县人，1923年2月生，先后在丰都县立女子小学、私立适存女中、重庆省立二女师、成都私立蜀华高中读书。因受王老五、石大城（中共地下党员）等进步教员的教育启发，阅读了鲁迅、邹韬奋、蒋光慈等人的书，又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华北的疯狂的侵略，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腐败不堪，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使自己逐步接受了一些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参加了一些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1937年我接受了中共地下省委负责人车耀先的教育，更下定了到延安参加八路军、共产党的决心，在车耀先的安排下，我和张露萍（原名余硕卿）、李再华（原名李隆蔚）等同志被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延安学习。1937年12月到西安后被送到我党创办的泾阳县云阳镇安吴堡西北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抗战剧团任文书、保管。这个剧团因多数时间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一方面要大力宣传我党我军团结抗战的政策，一方面又要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尖锐的斗争，情况是复杂的，任务是艰巨的。1938年8月，我被调到延安抗大学习，9月10日加入了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12月又被送到中共中央党校30班学习，1939年7月又集体到延安女大高级班学习。1941年我和薛明、白琳等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地区选举工作团任秘书。这是我有生第一次深入群众，参加革命根据地的民主建设工作。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们遵照党的指示，对边区的民主建设工作尽了一点力，最重要的是自己对广大劳动群众产生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向群众学习到了很多知识。1942年选举工作团结束后，我被调到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宁兵团司令部任机要员、军事研究室研究员、秘书。那时在研究室工作的还有陈慕华（现任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钟毅等同志。1943年我被调到军委俄文学校学习，直到1945年12月调离延安。在抗日战争这一时期我和广大干部一起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对自己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使自己在革命圣地延安度过了美好的八年。特别不能忘怀的是1944年，我以军委俄文学校纺线能手的资格荣幸地参加了中央和军委直属单位在西北局驻地举办的纺线能手比赛，亲眼看到了中央领导们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这项大比赛的盛况。这次比赛对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使之更加热火朝天。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为了实现停战和参加政协会议，党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政协代表团，我也跟随周总理到南方局任南方局军事组织秘书。接着停战协定签字，又随着叶剑英参谋长到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计划执行处秘书。全面内战爆发后，我由北平移到山东任渤海军区政治部宣传科宣传干事，华东野战军十纵队（后改称二十八军）后方留守处家属队指导员。渡江前，为了熟悉解放区的情况，我还到江苏如皋县县委任通联科长。渡江战役后，我和几个女同志又被调回二十八军。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我的工作虽然几经调动，但主要的是做一些妇女儿童工作，既要做烈士、伤员和干部的家属工作，又要做驻地的群众工作；既要鼓舞士气，又要严格组织纪律；既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又要做文化娱乐工作……
这一工作不仅对部队的士气和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我也是一个严格的考验和锻炼，它是一个大熔炉，所以1950年，我从前方调回北京后，周总理和邓大姐曾要我做了详细的汇报，亦鼓励表扬了我。
1950年夏我从福建前线回北京后调到全国妇联工作，先后任人事科长、秘书科长，1961年1月中央组织部批准我任全国妇联办公厅副主任。1983年又任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列席代表、全国集邮协会常务理事，中共南方局党史征集小组军事组成员。1989年3月荣获从事全国妇联工作30年纪念章。在妇联工作期间，我参加过中国人民第五次赴朝慰问团，任秘书；中共清仓核资西南工作组组长；山西洪桐县社教工作队队长；大庆油田学习班负责人之一；出席过亚非拉妇女大会，任秘书；接待过越南、保加利亚、印尼、南斯拉夫等国的妇女外宾。在妇联工作中因敢于坚持原则，拼命工作，敢于负责，敢于向领导如实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曾多次得到周总理、邓大姐、妇联等单位领导的表扬。当时在几十年工作中亲眼看见、亲耳听见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对妇联工作的重要指示，他们的好领导、好思想、好作风，使我深受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丈夫雷英夫关进监狱，我受株连，下放总参五七劳动干校、全国妇联衡水五七大队进行劳动改造五年。直到1978年9月全国妇联四次妇女代表大会后才彻底平反，恢复了全国妇联办公厅副主任的工作。离休后，虽因年老体弱有病，无法承担重要的工作，但在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决不退休，力争为党和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再做一点贡献，永葆革命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