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瀑
1941年3月我从延安八路军卫生学校毕业了。我的男朋友林志方1939年从抗大毕业后分配在三五九旅，因此组织把我分配到三五九旅卫生部工作。
当时，三五九旅驻防绥德，我在旅直属卫生所任司药。我们卫生所共有10多个人，所长颜义泉，指导员林文兴，还有一位姓陈的医生，他们三人都是老红军，还有四五个十五六岁的卫生员。报到后的第二天我去司令部，正巧看见几个同志在打乒乓球，大家见来了一位陌生的女同志，就很客气地让我打球。我和一位穿着普通军装、胡子很浓的同志对打。打了一阵以后他笑嘻嘻地问我：“你这妹子是哪里来的？”我回答说：“从延安卫校毕业分配来的。”周围的同志告诉我他就是王旅长。我恍然大悟，看着他的旧军装和平易近人的笑脸，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旁边的同志向王旅长介绍说，这是林志方的朋友（林志方当时任旅奋斗剧社主任）。王旅长哈哈大笑起来：什么朋友？我们这里没有朋友，老婆就是老婆，结婚，结婚！他忙着对周围的人说：给这新娘子发一套军装，星期六就结婚。王旅长的几句话促成了我和林志方很快结了婚。王旅长最喜欢青年知识分子，最爱护青年，他在促成青年干部婚姻的同时也巩固了三五九旅的干部队伍。我们结婚时，同志们特地用红蜡纸刻印了结婚通知，战友郭小川在通知上写下了这样的话：“借这座革命的桥，我们了解了彼此的灵魂，能为我们祝福吗？愿祝福给予大家。”大家为我们举行了极其俭朴但又十分热烈的婚礼。
我们卫生所当时没有女医生，群众有时遇到难产来找我们，我们也只能干着急，后来得知教导队的文化教员丁彤同志学过助产，就把她调到卫生所工作。我的专业是司药，但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学什么。也帮丁彤做产包消毒，学习接生，包括护士工作，打针、换药、洗眼等护理工作也都在实践当中学会了。
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军民的生活十分困难。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的率领下，奉命开赴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
大部队先出发，旅直属队也于1942年开到南泥湾。大约7月份时，我和政治部文化教员李一非同志结伴向南泥湾进发，当时我怀着四个多月的身孕，她背着八个多月的女儿，用了六七天时间，经清涧、延川、延长，行程400多里，到达南泥湾了。
南泥湾是个土地肥沃的荒山，黑油油的土地上荆棘丛生，树木茂密，阴森森的荒野中人烟稀少，豺狼出没。在漫长弯曲的山沟里有一个叫临镇的小镇，小镇的周围是九龙泉、金盆湾、赵家河、马坊等小村庄。当时，七一七团驻临镇，七一九团驻九龙泉，七一八团和旅部驻金盆湾，以后七一八团移防到马坊，特务团到了金盆湾。我所在的旅卫生部和奋斗剧社驻防赵家河。赵家河前沟后沟有一二里路，没有几户人家，部队无民房可借住，只有自己动手挖窑洞。十几个男同志挖上七八天才能挖出一孔。我刚到卫生部时，就住在一个刚刚挖成门还没有装好的小窑洞里，每晚都听得见狼嚎，我用麻袋做了一个门，麻袋上边钉在框上，两边缝上布环扣，到了晚上将麻袋扣在门框两侧的钉子上，一根木棍就放在炕边，随时准备打狼。
开荒劳动是非常艰难的，南泥湾的荒山上长着许多锐利坚硬的野刺，同志们叫它“狼牙刺”，用镢头很难挖断，非下大力气不可，那真是挥一下镢头便是一身大汗，每个同志的虎口都震得皮肉开裂鲜血直淌，直到双手长满老茧，才算过了疼痛关。老红军医生彭学华双手的老茧，真的比皮鞋底还厚、还硬。
为了推动开荒大生产，全旅开展了劳动英雄大会战。劳动英雄每天能挖地三亩，有的还可以挖四亩，劳动能手每天能挖两亩多，一般的同志每天也挖一亩多。天不亮就起床吃早饭上工，一直干到天黑才收工，午饭是送上山的。战友们今天谈起南泥湾大生产，都说是一辈子最艰辛、最值得回味的经历。
女同志每人一架纺车，每天纺纱，我从小在家没有纺过纱，手摇纺车转，就是抽不出纱来，我心里着急，越急越抽不出纱，经过好几天耐心细致的学习，才算学会了，终于纺出很细的好纱了。
1943年元月，我生下一个女孩，满月后料理好孩子就纺纱，孩子躺在炕上不会翻身。有一天，我正全神贯注地摇纺车，孩子突然从炕边掉了下来，头就撞在纺车锭旁边，几乎扎到她的眼睛，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后来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特务团卫生所（团长徐国贤、政委谭文帮），全所只有我一个女同志。男同志每天上山开荒，我上午处理完门诊后就开始纺纱，下午要从山下挑两担水上山，烧热给开荒的同志晚上洗脚。我每天下山前，就用块门板把孩子挡在窑洞里。冬天到了，为了取暖，要往返五六十里路去背木炭。我和李一非同志约好，一大早就出发，每人带一根棍子，这棍子既是走山路的拐杖，又是打狼的武器。我俩每人背着一大捆木炭，拄着棍子步履维艰地走回来，到家时天都黑了。
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我们卫生所药品奇缺，就连配药用的凡士林都没有，我们就用蜜蜂箱里的黄蜡混合些猪油配出很好的软膏。过滤水连个漏斗都没有，就用土办法，找一个小口瓶子，用细绳套住“拉锯”，拉到瓶子发热，就往冷水中一放，双手用力一掰，“锯口”就整整齐齐地断了，将瓶口处放上些脱脂棉就是一个漏斗了。我们不仅缺食品、药品，也缺衣被。部队很少发衣服，里里外外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我没有衬衣换，趁太阳很大就决心洗了唯一的衬衣，下午挑水上山，出了一身大汗之后，就觉得浑身寒冷难耐，原来我只穿着件空荡荡的旧棉衣。林志方同志特别讲究仪表和着装，他的一件衬衣补了24个补丁，还要求我给他补得艺术一点，他曾自豪地说，等抗战胜利了，要把他的衣服送到博物馆去。我们就是这样藐视困难，战胜困难的。我们精神愉快，干劲冲天，坚信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生产，相信困难是暂时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在开荒生产中，旅部首长和红军老同志个个都是我们的榜样，王旅长、陈团长都是打着赤脚上山开荒，劳动英雄中许多是红军战士，石帮智同志现在仍在湖南为关心下一代而工作着。女同志中有一位著名的劳动英雄——陈敏，她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半年之内纺纱50斤，堆起来真似一座小山。
1943年底，我们种下的粮食丰收以后，才吃上了两顿干饭。1944年元旦，我们还吃了油炸糕。春天，我们自己纺纱织布做的军装。还有呢子军装，那是我们自己捻的毛线织的，里面絮上羊毛，穿上很暖和也很美观，我们叫它呢子棉衣，呢子棉衣还给了毛主席等中央首长。
作为三五九旅的战士，我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1942年初至1945年5月的南泥湾大生产，是我入伍以来最艰苦、最困难的三年。我们在王震旅长领导下，在亘古荒原上开出了30多万亩土地，年产粮900多万斤，为全军和抗日根据地树立了一面“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荣旗帜。王旅长和三五九旅的美名，随着“花篮的花儿香”的歌声在陕甘宁边区传扬。直到今天，我们还常以南泥湾的岁月激励自己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战斗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