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孙
我们的母亲叫郝瑞芳，生在历代发配钦犯到沧州必经之路的河北献县商家林镇，是标准的农村女。四寸金莲支撑她一米六四的身躯，勤劳默默地走完她平凡而又充实的一生。
1936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孙汝常在北平认识了地下共产党员吴涛、王愚虹，知道内蒙河套有处东北新村，是张学良将军抚恤东三省逃亡同胞的地方。村长任作田是义勇军的老战士。村的宗旨是“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
母亲一听说，就鼓动父亲，带领全家去投奔东北新村。
母亲在东北新村结识了一群东北妇女，积极参加妇女识字班，在食堂缝纫班劳动。她嘱咐我们长大后都去打日本鬼子。她每每恨自己那双小脚不管用，把脚趾一根根地拽，想变成大脚。
卢沟桥事变，她恨自己不能去打日本，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日本鬼子打到归绥省的百灵庙了，新村受到日本铁蹄的威吓了，新村的地下党酝酿把妇女老人送到延安，年轻男人组织义勇军，誓死不做亡国奴。母亲说服了大舅，跟随吴涛参加了义勇军，上前线了。她带我们四个孩子，跟随吴葵生等人徒步过黄河，越过沙漠奔赴延安。一路上母亲背着二弟，父亲背大弟，赶着牛车整整走了两个月。10月到榆林，休整一周，有的人已受不了，要求各奔前程。一天集合时，吴葵生老师说：“我们已经走过了最艰苦的大沙漠，眼看就到延安了。让前方将士安心打日本，就得安排好他们的家眷。我不是共产党，但我是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一定把大家送到延安。有的路费花尽了，像孙汝常他孩子多又小，女人是小脚，丢下他一家吗？不行，一天能走几里，就走几里，一定要走到延安。”7月份到达绥德，由于国民党顽固派阻拦，不能南进了。记得一天晚上，吴葵生老师说：“遇到麻烦了。八路军只管黄河警备，不让日本鬼子过黄河。政府是国民党的，他们不让再往南走。再有500里就到延安了，我们一两千人，是股很大的力量。国民党专员何绍南，怕我们去延安，怎么办？只好大家分散走，八路军警备司令部我有熟人，大家可以把10岁以上的孩子送去参加八路军宣传队；凡是西安有亲戚的，快写信，有近期的来信，可以申请通行证，路过延安时，找八路军、边区政府就可以留在延安了。在西安没有关系的，只好留在绥德。”我家在西安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二姐已经16岁了，没文化，个子大，母亲给她订了婚，让男方带她去延安学习。我和大弟学甫参加绥陇八路军宣传队，这个宣传队借给友军十七师一年，改名血花剧团，开赴晋东南抗日前线，因学甫只有八岁，长行军太难，又让他回家了。母亲对父亲说：“你去抗日，孩子们就让他长大一个去一个吧。”半年后，我二姐把父母、小弟们都接到延安去了。
母亲常是手里做着活计，口里哼着歌。她喜欢的是“……年老的，年少的，在后方，多出些劳力也是抗战”的小调。到延安后，她被边区教育局分到安塞保育院小学保育班工作，给低年级的孩子们洗衣被，做鞋袜衣服等。冬天没柴烧水，也得在冰冷的延河水里洗。两年后，肘腕关节疼痛，又调到二年级照顾孩子们的生活，夜里给孩子们盖被，白天给孩子们缝补。有的孩子家里给点红枣和大豆，母亲就给保存，每天给他拿点吃。我两个弟弟分在别的班，母亲很守纪律，不到星期天，不去看，也不让他们到她的班里来找她。最小的弟弟跟着母亲，但她工作时，就让小弟自己磨石蛋蛋，放学后，她让她班的学生们磨石蛋蛋，代替玻璃球，弹着玩。还把会餐时的几块肥肉留下来，把孩子们磨的石蛋蛋用肥肉擦得亮亮的，鼓励小学生们自己动手，制作玩具，直到抗战胜利。她到老年还惋惜，抗战八年，没能亲自去打日本鬼子。抗战八年，她只怨自己做事太少。抗战胜利后，她回家时没要组织上的钱粮和任何补助，又默默地务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