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电视民生新闻的栏目创新
1.市场竞争推动电视民生新闻栏目的创新
电视新闻节目的激烈竞争是推动电视民生新闻栏目创新的直接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独一无二的新闻内容，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有研究者指出：在频道资源如此丰富的情况下，观众收看电视的频道选择率已经从平均12秒下降到了7秒。如果一个频道未能办出自己的特色，就很难留住观众，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势必在激烈的传媒竞争中被淘汰出局，更谈不上同境外媒体竞争了。时任江苏广电总台城市频道总监的景志刚在谈到《南京零距离》开播的初衷时说：“当初我们做《南京零距离》实际上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因：第一是生存的需要，城市频道当时在总台四个频道中属于最弱势的频道之一，我们在哪里寻找突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起点。第二个因素是基于我们最基本的判断，认为现行的电视模式比较陈旧，整体的电视节目样式落后。”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央视《东方时空》的开播，孙玉胜在谈到当时的情境时说：当时台领导要求搞一块新闻栏目的试验田，不给钱、不给人、只给政策——就是给一段广告时段靠广告养活自己。当时的运作特点是，人、财、物相对独立，制片人在用人、支配经费和批准选题上与旧体制比较具有相当大的权力；编导多为聘用人员，其收入与节目质量挂钩，多劳多得，优劳优酬。可以看出，《东方时空》的成功是靠在传统体制下营造“电视特区”，进行增量改革、双轨运行取得的。
这是电视新闻媒介从体制、机制到内容生产环节全方位大胆创新的结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谁占得先机谁就有获胜的可能。目前民生新闻栏目繁杂，同质化现象严重，竞争趋于白热化。这种情形就如生物物种之间的竞争一样，在生物竞争中，个体之间的竞争是种群内的普遍现象。在集群的初期阶段，竞争并不剧烈，这时各个个体都彼此分离较远，但由于土壤环境的各种限制因素的作用，从而确立了种群分布区。随着分布区中种群密度的增长，竞争才逐渐产生，而且愈趋激烈。当个体对空间、光照、水或食物的需求超过了环境能对它们提供的数量时，竞争就开始产生了。种群过剩将是导致种内竞争的根源，而种内竞争又是种群密度的限制因素。生物物种间的竞争结果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生存下来的必然是有独特生存策略与本领者，电视新闻节目的竞争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学者对南京地区电视新闻节目竞争现状的研究发现，在晚间17∶30～22∶30，南京电视媒体共出现21档自制新闻栏目，累计时长超过17个小时，其中18档新闻栏目立足反映南京地区和江苏省的新闻，并且直播新闻比较多。这么多新闻节目都能够生存下去，其中《南京零距离》一个栏目的广告收入连年超过1亿元，《法治现场》的广告年收入也超过5000万元。在晚间几乎同一黄金时段，《南京零距离》、《法治现场》、《直播南京》3个栏目的收视率和市场占有率列前三位，收视率分别是6.8%、5.6%、4.5%，市场占有率分别是22%、16%、14%，总和达52%。虽然目前来看，南京电视新闻节目市场21档新闻节目同城竞争的状态还是比较平静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竞争的加剧，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必然是拥有独创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媒体，只有创新才会有生存。
2.传播技术革新助推电视民生新闻栏目创新
传播技术对人类传播活动，特别是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的促进是巨大的。一旦电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传播媒介，人们对书面语言符号的使用技巧的重视程度就有所减弱，而开始强调声像效果、形象等。电视新闻媒介的发展时刻依靠着传播技术的革新。在上世纪末的美国，电视新闻的新趋势之一就是对新的传播技术如ENG和SNG的依赖。ENG即电子新闻采集的缩略形式，主要由一个轻便的摄像机和一个小型录像机组成，ENG引发了电视新闻的革命，不仅携带方便，随处可拍，记录新闻事件的全过程，并可通过电子编辑进行剪接，速度快，成本低，效率高。而在我国，电视传播技术的革新与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1980年后，中央电视台开始采用电子新闻采集方式（ENG）采编新闻，改变了冲洗胶片的落后状态，使得新闻的时效性大大增强。广播电视节目直播技术的运用，使节目和观众现场互动成为可能。1983年，央视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直播，开中国电视节目运用热线电话互动之先河。而后，随着直播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不断成熟，热线电话参与电视节目、现场与观众互动的做法不断推广并一直持续下来。随着科技的进步，电视和其他传统媒体一样受到新兴媒体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为了扩大各自的影响力，相互取长补短，电视媒体也因此借助新媒体技术，互动有了新的渠道和载体，受众可以通过手机短信、上网等形式将信息反馈到电视节目播出现场，而后又以一定形式播出。
电视直播技术的应用在1997年达到高潮，这一年因为中央电视台对“三峡截流”、“香港回归”等重大新闻事件的现场直播，被认为是具有跨时代发展意义的“直播年”。2005年，一种新兴的电视新闻技术——SNG开始在地方台民生新闻栏目中推广应用。SNG是英文字母satellite news gathering的缩写，是指通过配备卫星转播设备的转播车对地方、国内和国际新闻事件进行电视报道。卫星转播车将采集到的图像和声音上传给通信卫星，通信卫星将这些信号传给广播电视网和地方电视台，供它们在新闻节目中使用。SNG使电视记者有可能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现场直播。国内电视新闻较早应用该技术的是湖南经济电视台，2005年1月1日湖南经视都市频道“直播都市”正式起航，并开始经常性地使用SNG直播车，标志着电视民生新闻技术革新步入新的阶段。这种SNG直播车体积小，行动便利，穿梭于大街小巷，特别是对突发事件的直播报道，体现了SNG的灵活性和快捷性，为民生新闻吸引更多的观众立下汗马功劳。
当然，我们对传播技术革新的讨论并不是局限于纯粹的技术原理和节目制作工艺方面，而是考察传播技术对传播理念、传播方式及各种传播行为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传播技术给电视新闻传播带来的变化主要在于传播过程的共时性、多样性和参与性。共时性即符号的传播与受众的受传，或再加上事件的发生，同时出现，同时消失，彼此协调同步，处在共时态之中。电视民生新闻中的SNG连线实时报道形式就体现了共时性传播特征。多样性在于受众可选择性增强，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在数字压缩技术基础上实现的结合，使电视频道数量激增，节目形态和内容必然走向细分化和分众化传播，观众的收视行为趋向多选择和主动选择。未来数字电视的普及将使上述共时性和多样性特征更加明显。参与性系指传播技术带来的普通民众参与传播的机率大大增强，民众对信息的分享传播比例得到提升。李金铨先生指出：信息资源的平等分配是每个公民对公共决策做出明智判断的基本前提，这是民主的基本保障之一，因此，传播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民主化”的工具。电视民生新闻中的传播技术就是这种“民主化”工具的体现，手机短信、热线电话、投诉等参与形式被广泛应用于民生新闻的传播之中，另外，由于便携式数码摄像机的普及，使电视民生新闻节目能充分发动民众拍摄新闻，DV队员与市井百态的零距离接触，使民众的声音广为传播。这些新技术条件下的媒介参与方式，在时效性与直观性方面，比传统的媒介参与方式，如观众来信等有了很大的进步，极大地增进了传受双方的沟通与交流。
传播技术对于媒介竞争力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先进媒介技术的使用首要的目的在于提升媒介的竞争力，张咏华教授在1998——1999年间进行的一项探讨信息传播新技术与我国大众传播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多数接受其采访的媒介机构表示本单位采纳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主要原因在于“媒介间竞争的需要”。具体就电视民生新闻而言，不断更新的传播技术与民生新闻的创新、发展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说，传播技术革新贯穿了民生新闻兴起与兴盛的整个过程。正是传播技术的更新，使民生新闻有了强大的技术支撑，才能完成一系列操作理念、传播方式的变革，并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理念与方式。如目前国内电视民生新闻普遍采用的SNG技术，已经成为电视民生新闻现场直播报道的重要技术手段。这一手段给电视民生新闻带来的变化在于：零时差报道，即观众从电视机画面上看到的是正在发生的即时报道；零距离报道，即观众从电视机画面上看到的是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场报道；展现新闻事件的过程而不是报告结果，音视频以原生态展现，可完全不经编辑剪接。这些变化是传统电视新闻无法做到的，SNG带给观众及时新奇的信息，也带给电视民生新闻栏目丰厚的经济利益。关键还在于，这种现代电视传播技术在同步传播新闻信息的同时，可以使观众及时了解更多的社会、经济问题，使城市公共事务管理者时刻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从而敦促政府，提醒市民加以防范，避免灾难的发生。
然而，传播技术的运用带来的影响并非完全是正面的，有学者注意到SNG的缺陷：对于可预见性事件和非事件性新闻，由于没有情节，缺少悬念，就算有强烈的现场气氛，现场直播报道也会有缺乏可视性的弊病。在国外，SNG的滥用也会带来系列负面效果：新闻报道失却深度，提供粗糙和冗长的垃圾新闻，一切交给观众判断，等于否定了记者对信息进行消化与综合处理的过程，因此有人把SNG笑称为“super no good”。对于“super no good”，专家指出，如果一个新闻缺乏意义，就算有再昂贵的通讯设备，电视台予以充分利用，也是科技误人的一个事例。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传播技术也带给民生新闻许多负面的影响，本书将在第六章中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