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与其他学科一样，共同分享了社会科学的诸多中观和微观的理论与方法。但是，国际传播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独特的研究范畴、研究基础和认识论。为了清晰定位国际传播的理论与方法，第二章第一节首先对传播研究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梳理，明确了传播理论的五种模型。同时，也强调了理论是以关于知识、价值观和事物的某些假设为基础的，因此理论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和哲学观点上都是不同的，但它们的分类并不是绝对的。其次是对国际传播理论体系的梳理，并介绍了三种常用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并不存在统一的、公认的或者唯一的研究体系。现有的体系均是研究者根据不同的学术背景、采纳不同的学术范式进行归纳整理的结果。本章第二节对国际传播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归纳，也展现了理论与方法的内在联系；介绍了定性与定量研究及其在国际传播研究中的应用，并着重介绍了几种国际传播的常用方法。国际传播是一个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现状结合紧密的学科，崭新的国际传播事件既需要运用传统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解读，又需要与当前的国际背景、对象国/地区的国际关系的情况结合起来。因而，基础理论及其方法的运用加上灵活多样且坚持动态研究的态度和方法是进行国际传播研究的基本准则。
第三章主要探究国际传播的主体，解决的是国际传播信息与内容发出者的问题。它并不等同于国际传播信息与内容的提供者（信源），尽管在有些情况下，国际传播的主体本身也是信源。按照有些学者的阐释，国际传播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这四大类。但是，随着媒介对社会生活的建构与影响的日益深入，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媒介也扮演着信息发出者的角色。此外，由于媒介体制存在着多样化的情况，媒介本身也承担着多重社会角色。比如，某些国家和体制下的媒体是国家/政府的绝对代言人；而大部分商营媒体具有企业的特性。因此，本书认为，国际传播的主体包括国家/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以及媒体。而且对于特定国际传播事件来说，这些主体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本章首先简要介绍了国际传播主体的构成及其特征，重点介绍了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媒介。从媒体公信力以及国际传播策略这两个角度，探讨媒体作为国际传播主体时，应遵循哪些国际传播的规律，以及如何实现传播目的等问题。
对国际传播内容的研究，实则是对流动在国际传播信道里的各种各样信息的探讨。之所以研究国际传播中的内容，不仅是因为它是国际传播链中至为关键的一环，更重要的是，在传媒信息海量传播的当今社会，“内容为王”已经成为传播媒介在行业竞争中取胜的不二法门。内容才是最重要的，只有精彩生动的内容，才能最终赢得受众。
国际传播信道里流动的信息，择其要者，大致梳理为政治信息、经济信息和文化信息等。国际传播信道中流动的政治信息，大体上包括四类：第一类是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和与之相关的信息。第二类是有关政府各部门运转、运营情况的信息。第三类是有关国家重要活动的信息，包括重要工作、重要事件和重要活动等。第四类是与国家发展、规划相关的重要统计数据、资料、报告等。政治信息的特点包括复杂性、隐蔽性、被动性等。政治信息的传播手段主要有宣传和公关。
经济信息的传送，也是国际传播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构建并维护着世界经济秩序和格局的，主要是跨国型的经济组织，其中包括跨国企业。跨国企业传送经济信息的渠道主要包括商业广告和公共关系。国际经济组织传送经济信息的渠道则主要有召开国际会议、制定相关规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
随着文化全球化发展进程的加速，文化性信息在国际传播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影视剧、时尚杂志、流行书等文化商品在国际中的流动，一方面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文化优势。传播技术的应用为文化信息的传递提供了新的路径，电子出版物整合了各种传播资源，并建构了新的传播模式。
第五章主要研究国际传播中的受众问题。国际传播中的受众一度被视为有待劝服的对象，不过，随着国际格局的变迁，国际受众的身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语境中，国际受众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各种跨国产制销售的商品的世界性消费者，与此同时，他们又被各种跨国媒介作为“商品”出售给广告商。近年来，国际受众还利用各种渠道积极介入国际事务的讨论和处理，推动了全球性公共领域建构。
从覆盖范围上讲，国际受众具有跨国性；从文化背景上讲，国际受众具有跨文化性；以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的作用而言，国际受众具有层级化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不同类型、不同级别、不同地域以及族群的受众在选择、理解信息时呈现出不同的倾向性，在吸收和借鉴异质文化时也受以上诸种因素的影响，并且极易受到既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他国、他族产生误读。受众作为国际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变量，不仅影响了传播效果的实现，而且间接影响了国际社会格局的变化。
第六章主要分析了国际传播的效果，结合国际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种要素，分析作为国际社会建构机制的国际传播系统对国际受众的认知、态度与行为如何产生以及产生何种影响。
由于发达国家和大型跨国媒介在国际传播结构中占据主控地位，国际新闻的议程通常也由这些国家及其媒介组织设置，这一过程受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人际传播、新闻专业规范以及媒介技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伴随国际信息传播的是文化和媒介资本的流动。其结果表现为文化全球化中的融合与博弈并存，以及媒介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从而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和资源整合提供了系统性的支持。
此外，经济、技术以及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国际传播的不同主体在信息的获得和传递上存在很大差异，即“信息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富庶地域与贫困地域、高收入水平与低收入水平的人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落差，而这种落差在互联网时代被不断放大，并影响到国际传播场域中的力量对比。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空间的骤然拓展，使得各国开始用全新的眼光和视角来观照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单一的、尖锐的政治竞争日渐被多元的、活跃灵动的经济、文化竞争所覆盖。在这种背景之下，国际传播过程中的跨文化交流，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世界各国逐渐普遍重视在跨国传播中打好“文化牌”。第七章主要论述国际传播本身就具有跨文化性，它也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传播中，存在着文化差异，文化差异包括文化表层结构和文化深层结构方面的差异。表层结构方面的差异，主要有表达符号、服装、饮食、生活习惯等差异；深层结构方面的差异，主要有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差别，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心理和集体无意识的差异等。国际传播活动，普遍要受到文化差异的制约和影响，这就提醒我们，必须了解、尊重文化差异，同时还要有针对性地调整跨文化交流的策略，改进跨文化交流的技巧。
在国际传播活动或事件中，要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首先应该考虑从宏观层面调整跨文化交流的策略，即通过文化对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求同存异，互通有无。具体途径主要有文化适应、文化转换、文化融合等。
文化差异和文化对接，是全球传播中普遍存在着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共同思考。而对于中国媒体而言，要寻求文化对接，加强跨文化交流，还有着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特殊需求。加强中国媒体的跨文化交流技巧，应从多方面与国际社会接轨，有几点要素可供探讨，概括起来就是“立场、议程、表达”，即民族故事、世界表述，议程设置、把握全局，提升技巧、学会沟通等。
第八章主要研究国际传播语境下的公共外交问题。在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的枝丫中，公共外交是一顶稚嫩的芽瓣。它起源于以经验和实用主义研究著称的美国，在人类战争的火焰中得到实践的炙烤，并在冷战的旋涡中奔涌而出，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利器。新世纪到来后，随着国际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显，公共外交理论研究和实践呈现出全新的面孔。人类群体之间如何进行富有成效的交流成为其研究核心。总体上说，现代公共外交承担过四种角色：战争宣传工具、冷战意识形态对抗工具、意识形态拓展工具和人类理解与交流工具。虽然其范畴上和国际传播不尽相同，但是这一概念的诞生本身就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策制度设计的结果，并从那一刻开始就是国际性的，更成为跨越国境、跨越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
全球媒介事件（Global Media Events）是指通过新媒体、电视、报刊等各种技术媒介，在国际主要媒体有持续重要报道的全球性事件。它不但是国际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也对事件发生国的国家形象构成重要影响。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的民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当今国家形象建构和传播的一个主要途径即为全球媒介事件。全球媒介事件是一种独特的传播行为，这种行为不仅关系到各国政府，而且涉及全球公众。全球媒介事件能够得到全球各国媒体的极大关注，从而积淀起全球公众对目的国家形象的认知。上述两个问题是第九章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书在第十章辟专门章节论述新中国的国际传播。新中国的国际传播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国国际传播的探索阶段（1949～1978年）；中国国际传播的发展阶段（1978～2000年）；中国国际传播的开放阶段（2000年至今）。“探索——发展——开放”，既是对新中国60年国际传播历史的扼要描绘，同时也是对中国国际传播未来的一种前瞻。
中国国际传播一些主导的政策理念在最近一段时期悄然发生变化。“坚持正面报道为主”虽然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但是一味片面、刻板地抱守所谓的“坚持正面报道为主”，会在我们的新闻工作中造成相当大的危害。
近年来我国的对外报道，已经从对外的宣传逐渐转变为面向国际的传播。相比较宣传，在国际语境中传播则是一个中性词，它强调的是信息的共享以及信息传播过程中建立的关系。淡化宣传、强调对外报道的国际属性，是近年来我国新闻体制逐步向国际传播理念衍变的重要特征。
全书写作遵循着从国际传播的基本要素到相关的专门问题不断深入和相关领域逐步拓展的逻辑，也力求符合受众的阅读和认知的一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