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文化输出的形式并不仅局限于影视剧作的输出，各种文化因素对整个社会的心理乃至意识形态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北京申奥期间，在美国CNN等国外大众媒体上播放的北京形象片就为申奥增色不少，也让全世界了解新北京。最近，新西兰贸易发展局在香港开了全球首家“新西兰全接触”中心，市民可以在此体验、接触新西兰独特文化，商贸、教育、旅游及一系列产品和服务资讯。这个中心还是一个互动的商务平台，新西兰国内企业可以在此展示、出售产品，与消费者、国际买家接触。这样赋予了文化内涵的商务互动可以拉近与当地消费者的心理距离，对于开拓当地市场尤为有效，这种方式同样值得借鉴。
无论是从国家战略还是从地方政府的措施上看，要促进贸易出口，产品质量固然重要，但“酒香还要勤吆喝”，毕竟，当今世界物质丰富，卖酒的早已贴身肉搏了。可以说，文化输出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当西方的麦当劳、肯德基们在迅猛扩张的时候，现在的“韩剧”又来了，这反映出现代社会竞争的一种趋势，值得我们格外重视，并为此多花心思。当中国的文化产品也如韩剧一样刮起“汉流”的时候，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才能真正享受“一体化”的待遇。较之商品，文化的生命要长得多。
总之，作为一种流行文化，韩剧在海外地区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文化本身的内涵，现在，看韩国电视剧，听韩国流行音乐，吃韩国料理、穿宽松牛仔裤，“韩流”席卷了中国的大小城市，充斥着电视荧屏和时尚杂志，成为了受年轻人追捧的时尚生活姿态。韩国的影视文化带动了韩国的旅游业、饮食业、化妆品业、家电、手机、IT等产业的发展，“韩流”在海外国家作为时尚愈来愈流行，不仅提升了韩国的国际形象，也让韩国的文化产业在海外获得大量的经济收入。
2.文化产业在韩国占据战略性地位
韩国经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重创后，韩国政府深刻认识到不能单靠重型工业来支撑经济，还需通过知识型产业来提升国家的竞争力。为了推动文化产业，韩国政府从政策、立法、资金和政府架构上为其文化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1998年金大中任总统执政后，韩国的发展战略已经认定文化是其21世纪最重要的产业之一。金融危机后，政府许多部门都在裁减，只有文化部门不减反增。除增加预算外，1999年国会还通过“文化产业促进法”，给予文化、娱乐等产业以推进协助。在组织上，1998年成立游戏产业振兴中心，2001年又成立文化产业振兴院，每年可得到政府5000万美元资助。政府特别成立影音分轨公司，对韩文翻译为外语和制作的费用几乎给予全额补助。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韩国的文化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韩国文化产业的规模在1999年为171亿美元，2003年达到310亿美元，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韩国政府特别给予电影产业发展在经济、政策等多方面的推动和支持。从早期鼓励国内非电影产业的大企业投资，到后来对中小企业投资和独立制片人的鼓励，使韩国电影人在获取资金方面渠道众多。金大中总统执政期间，废除了《电影审查法》，从政策上给韩国电影百花齐放以沃土。韩国电影走出了一条典型的商业路线。与此同时，韩国政府也适时开辟了多个投资基金管理机构，比如韩国电影委员会（KOFIC）等，为林林总总投资电影的大小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系统专业的指导、管理和服务。这些基金为韩国电影业发展打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据了解，目前各种渠道的电影投资基金总额超过了1.5亿美元，充沛的资金让韩国电影有能力引进好莱坞的先进制作技术，同时也大大促进了韩国国内的影院建设。
此外，韩国也设置了推广韩国文化的众多机构，让“韩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包括首尔的“韩流发祥园地”，中国的“韩流体验馆”，民间机构“亚洲文化交流协会”，对出口的文化内容质量把关，防止因出口劣质文化产品而降低外界对“韩流”文化产品的信任度；对“韩流”文化盛行国家和地区的使领馆加派文化官员；成立“韩国文化振兴院”，在“韩流”影响大的国家和城市设驻外办事处；在韩国多个城市举办过多届“韩流商品博览会”等。总体而言，韩国制定的文化立国战略和一系列文化政策，为韩国带来了从经济到国际地位的一系列重大收益。
二、日本文化外宣战略的演变
日本直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还主要看重在经济上与各国制衡，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开始逐渐重视文化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首相提出“文化大国”的概念，他把“璀璨的文化之国”和“国际国家”结合起来作为日本的国家战略目标，表示日本应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而在“文化上、政治上对世界积极地作贡献”。1988年5月，竹下首相在伦敦发表“日欧新时代的开幕”演说，明确提出“国际协作构想”，积极强化国际文化交流，被视作日本政府推进文化外交战略的标志性宣言。竹下表示，日本作为先进的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员，为确保世界和平与繁荣，积极地发挥与国力相应的责任理所当然。作为“为世界作贡献的日本”的三大支柱之一，日本在加强“为世界和平强化合作”、“扩充ODA（政府开发援助）”的同时，也开始“强化国际文化交流”。
在日本企业大规模进军海外和日本公民出入境人数迅速增加的情况下，日本民间的国际文化交流越来越活跃。1989年5月，日本首相竹下登在国际文化交流恳谈会报告书中，在强调个人、民间团体、企业、地方自治体作为文化交流承担者的重要性的同时，特别强调政府的作用极其重要。而且，政府的作用包括对民间主体活动的协助、对以民间为主体进行国际交流困难的国家的支持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格局的瓦解和世界的多极化趋势，世界文化日益交融与碰撞，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注重国际文化研究的作品不断问世。世界各国政府更加重视文化这种“软实力”在对外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在日本国内，泡沫经济的破灭无情地粉碎了日本的“经济神话”，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今，在日本民族心理内部出现深刻的危机感和失落感，也迫使日本政治家摸索治国安邦的新疗法。
1993年5月，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在国际文化交流恳谈会最终报告《新时代的国际文化交流》中提出新的时代认识：在冷战结束和国际环境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中，要维持建设性的对外关系，增进和认识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推动世界的交流理解和尊重相互的文化，为解决全球性的问题而进行广泛的国际协作。
1996年7月，日本政府公布实施《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表示要继续扩大国际文化交往，在文化上做出国际贡献并传播本国文化。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提出“贸易立国”的目标，80年代又喊出“技术立国”口号，而“文化立国”新国家规划的出台，是日本政府适应形势变化而进行的新的战略调整，也反映了国际文化合作的时代价值。
1997年1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问东南亚五国时，在新加坡发表了被称为“桥本主义”的政策演说，特别强调要“建立丰富多彩的文化合作和交流关系，通过文化交流进一步培养亚太地区共同体意识”。1998年12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在夏威夷演说中提出要为亚洲构筑立足于人的尊严的和平与繁荣的世纪而努力，强调在重视亚洲再生和人类安全的同时进行知识对话。
21世纪之初，因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日本外交面临严重困难，小泉企图通过文化外交实现与亚洲各国“相互理解”的意图，并在文化上牵制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的发展。例如在2005年12月的首届东亚首脑会议上，小泉强调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所谓的普遍价值，并劝说作为东道主的马来西亚将这些内容写入共同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