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交流在很多国家被日益广泛地采用，因为其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影响面广泛，在对外宣传中往往能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尤其对民众的影响更有成效。这一宣传形式的有效性，正在于它的随意性，看起来没有明确的目的，没有刻意的雕琢，因而有更高的可信度。相比之下，专门的对外宣传媒介虽然有较高的专业水准，表现艺术上乘，但由于其目的性、功利性过于明显，加之国家政府的宣传背景，容易引起宣传对象的戒备，加强其自我防御，反而不利于宣传目标的实现。
在民间文化交流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形式的文化外宣媒介也发挥着积极作用。比如，文化产品输出的影响不容小觑。文化产品作为一种承载着丰富文化内涵的特殊商品广泛进入海外市场，这些产品不仅少有宣传味，更具有实用价值和潜在影响力，目前，文化产品已经成为一项引人注目的产业受到国际的普遍重视。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产品的生产还有一定差距，还需要加大建设，快速发展。此外，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后，中国的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一些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形式在各国迅速推广。如春节、端午节等，有的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有的进入外国主流社会，受到一些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广泛认可。
总体而言，不同的文化外宣形式都是我国文化外宣的重要组成力量。对于对外宣传的各类媒介形式，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如果能够很好地交叉使用，将会大大提高对外宣传的效果。
三、影响文化外宣传播效果的因素
文化外宣以文化为主要的传播内容，其传播效果往往是隐性的和长期的。
传播效果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在文化外宣的传播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环节和因素，其中每个部分都可能对文化外宣传播效果产生影响。总体而言，传播效果的产生要受到传播主体特点、传播内容特点、受众心理因素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结合到我国文化外宣的具体情况，可以从如下一些方面加以分析：
1.文化外宣的主体与传播效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二战后“冷战”时期，“耶鲁学派”社会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针对传播效果做了一系列研究。他的学说指出，对于“谁能成为最好的传播者”这个问题，认同感是个关键因素。当传播主体被认为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可信度的同时，最大的传播效果就已经产生了。具体来说，如果受众认为传播主体在传播时并无个人利益掺杂其中，信赖程度就会增加；如果传播主体能赢得受众的喜爱，那么被接受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在我国，因为特殊的国情，人们通常习惯将自己的信任交给政府和“官方”的传播者，因为他们代表着信息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但作为对外传播活动，文化外宣的主体并不能以对内宣传时的同一“面孔”示人。那是因为，对外宣传中有“官方”宣传和“民间”宣传的不同，而国际社会的公众普遍倾向于认为非官方的立场才是客观的、可信的。所以，即使对外宣传的传播主体与政府有着一些联系，但在外宣过程中也往往不公开宣传这一点，而是倾向于宣传自己的非官方立场，以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在文化对外宣传和传播过程中，我们的传播主体更多的要以“民间”的姿态出现，或者尽可能地多加入“民间”成分，以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
2.文化外宣的受众与传播效果
对外传播最大的特点和最大的挑战就在于国外受众与国内受众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下的。他们自身有着与我国公众迥异的文化背景，使用不同的语言交流。因而，如何与他们进行有效沟通，达到传播效果，是对外传播工作中的重点问题。文化传播作为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应该在与国外受众沟通时突显自身的特点和优势。面对不一样的国度，不一样的受众，我们在进行文化外宣时应该注意“求同存异”。从受众心理角度分析，通常情况下，受众比较倾向或乐于接受同自己固有观念大体一致的信息，而文化则不同。中国历史悠久、与西方迥异的文化特色，其实正是抓住西方受众“眼球”的大好素材。虽然如此，对外文化传播也同样存在受众心理特点的问题，这就要求文化外宣应该特别考虑到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的接受能力，和与他们之间进行交流的有效“契合点”。一定不要去冒犯或伤害到受众所属的或所倾向的群体，大到某一民族、国家或宗教，小到某一具体的团体或个人。
譬如，在谈到中国文化和历史悠久时，美国朋友以诙谐的口吻说：“当我们的祖先还在森林里做猴子的时候，你们的祖先早已是文明人了。”出自美国人之口，当然无所谓，但如果是我们中国人对美国人这样说，当然就不妥了。因此，唯有具体分析传播对象的特点，才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正如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1998年一次谈外宣影视创作的讲话中说到的，要了解国情和外情，“这样在宣传、介绍自己时，就不会说一些自高自大的语言、一些刺激外国人的语言，无意中树立很多对立面，我们现在有些片子比较自负，自以为是，起了反作用。”
3.文化外宣的内容与传播效果
在传播活动中，对传播效果产生影响最大的就是传播内容。在文化外宣这一浩大的传播“工程”中，我们慢慢摸索，逐渐发现一些传播内容能引起国外受众兴趣的共性和特点。
第一，根据传播学规律，信息的接近性越大，受众的关注程度越高。这里的接近性包括时间、空间上的接近、利益（利害关系）上的接近以及心理（思想感情）上的接近。而作为与外国文化迥异的中国特色文化，包括“人和生活”的内容却往往具有心理和思想感情上最高程度的接近。几十年以来，从国外受众的反应以及同外国人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们特别喜欢接触和了解普通中国人和他们的生活。正如在《今日中国》举办读者访华旅游团的日程中，访问本社职工家庭，一起“包饺子”，总是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因此，多举办类似亲近接触中国的活动可以作为文化外宣的一个特色活动之一。
第二，在传播内容上要讲求“平衡”原则。关于对外传播，邓小平曾针对外宣工作提出建议：“切不可过分夸张自己的成就，切不可把我们的事情说得太美满了。说得太美满，看得太简单，这一点反映到了我们的宣传工作上，就是把我们的国家描绘得如何漂亮，好像现在什么困难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享福了。”
赵启正在《谈外宣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也指出，“我们的宣传如只注意介绍繁荣的一面，而忽略落后的一面，也有负面效应。”这样的指导方针，同样也适用于我们的文化对外宣传。
第三，传播内容要有创新性。在对大量文化外宣活动的考察中发现，现今介绍中国文化的方式主要是集中在对历史悠久的文化精华的介绍，而缺少与时代的链接和文化的传承。加大现代中国的创新文化和现代中国人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应该会成为文化外宣中的一个亮点。
结语
文化外宣是以文化为载体，以海外受众为主要对象、向世界宣传介绍中国的一项对外宣传工作。文化外宣不断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是我国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的国际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全球化时代中，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日益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在所难免。只有凭借具有强大说服力的文化外宣活动，使本国的文化为外国民众所接受、感染，进而达到精神上的“归化”，才能够对他国的政策和国际活动产生影响，同时也为自身的安全发展提供良好保障。
当前世界处于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各国之间的较量主要集中在“软实力”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跨文化传播和软实力上都处于领先地位，主导着世界文化与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世界信息和文化传播中这种西强东弱的态势，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播主权和文化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文化外宣的责任更为显著。因此，在和平时期开展文化外宣工作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