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是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〇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〇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搭，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揿钮。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意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
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有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份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顾眼，中装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撤手吧？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原载1943年12月《古今》半月刊第34期）
作品导读
张爱玲在小说方面的才华有目共睹，不过在有些人眼中，张爱玲的散文甚至更精彩过她的小说。比如谭惟翰，在1944年《传奇》的讨论会上便说：“读她的作品，小说不及散文，以小说来看，作者太注重装饰、小动作等，把主题盖住，而疏忽了整个结构。读其散文比小说有味，读随笔比散文更有味。”时人评论张爱玲，也确有“章不如段，段不如句”之说。以张爱玲文字上特立独行的风格，散文这种更无拘束的文体，当然是展示其才华的大好天地。
《更衣记》原是用英文写给《二十世纪》杂志发表的。这份1941年10月创刊的英文月刊，读者对象是羁留亚洲、特别是上海租界内的西方人。散文原名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并配有作者自己手绘的12幅发型与服饰的插图。中文版则改名《更衣记》——一个更具中国古典韵味的名字。以张爱玲对服饰的痴迷，她写流行服饰的更替，应该是最拿手不过的题材。果然，从晚清、民国女子身上走马灯一样变幻着的衣饰中，张爱玲读出的远远不止于“衣服”本身，却是时尚背后的社会心态和历史变迁。
熟悉张爱玲的读者，对她小说中不厌其烦的服饰描写一定有很深的印象，单单是关于颜色的词汇，在张爱玲笔下也要比旁人丰富许多。据同时代人的回忆，张爱玲对衣服有着特别的兴趣，她会自己设计服装，其大胆和前卫常常令路人侧目。她甚至曾打算和好友炎樱一起开服装设计店，近来有学者从上海小报《力报》上，发掘出张爱玲的一篇佚文《炎樱衣谱》，据说便是为这服装店所写的“广告”，也可以看作《更衣记》的姊妹篇。衣服在许多人眼中看去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张爱玲那里却是“一种语言”，从中能读出人生的多种况味来。在散文《童言无忌》中，张爱玲说张恨水最喜欢的女性装扮是一袭清爽的蓝布罩衫，罩衫下微微露出红色旗袍的一角，这天真老实中带点诱惑的女性，恰是一般男性心目中的理想。这种描写则是从衣服直接写到男性心理，聪明到有点刻薄了。
张爱玲的散文写作是典型的“私语”型写作，她毫无顾忌地谈论“衣食住行”，开拓了文学领域中一向被人忽略的“私人生活空间”。在她看来，人生的所谓乐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小事里面。当然，张爱玲风格的写作，更迎合了沦陷区内特定体制下，不得不回避政治话题的市民读者的心理需求。这方面恰如柯灵所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她机会。”
拓展阅读
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中国人的宗教》
陈子善主编：《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凌云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