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啊——我不该喝了那三杯猛酒，”他严肃地说。“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刘主任硬要我干掉——嗨，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黄说要跟刘主任去算账呢，要质问他为什么要把我灌醉。你看！”
一谈了这些，他赶紧打开皮包，拿出一张纸条——写几个字递给了主席。
“请你稍为等一等，”主席打断了一个正在发言的人的话。“华威先生还有别的事情要走。现在他有点意见：要求先让他发表。”
华威先生点点头站了起来。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弯。“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弯。“兄弟首先要请求各位原谅：我到会迟了点，而又要提前退席。……”
随后他说出了他的意见。他声明——这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常务理事会，是一切救亡工作的领导机关，应该时时刻刻起领导中心作用。
“群众是复杂的。工作又很多。我们要是不能起领导作用，那就很危险，很危险。事实上，此地各方面的工作也非有个领导中心不可。我们的担子真是太重了，但是我们不怕怎样的艰苦，也要把这担子担起来。”
他反复地说明了领导中心作用的重要，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个宴会。他每天都这么忙着。要到刘主任那里去联络。要到各学校去演讲。要到各团体去开会。而且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人吃饭。
华威太太每次遇到我，总是代替华威先生诉苦。
“唉，他真苦死了！工作这么多，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点，专门去做某一种工作么？”我问。
“怎么行呢？许多工作都要他去领导呀。”
可是有一次，华威先生简直吃了一大惊。妇女界有些人组织了一个战时保婴会，竟没有去找他！
他开始打听，调查。他设法把一个负责人找来。
“我知道你们委员会已经选出来了。我想还可以多添加几个。由我们文化界抗敌总会派人来参加。”
他看见对方在那里踌躇，他把下巴挂了下来：
“问题是在这一点：你们委员是不是能够真正领导这工作？你能不能够对我担保——你们会内没有汉奸，没有不良分子？你能不能担保——你们以后工作不至于错误，不至于怠工？你能不能担保，你能不能？你能够担保的话，那我要请你写个书面的东西，给我们文抗会常务理事会。以后万一——如果你们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要负责。”
接着他又声明：这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这里他食指点点对方胸脯：
“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你们办不到，那不是就成了非法团体了么？”
这么谈判了两次，华威先生当了战时保婴会的委员。于是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华威先生挟着皮包去坐这么五分钟，发表了一两点意见就跨上了包车。
有一天他请我吃晚饭。他说因为家乡带来了一块腊肉。
我到他家里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对两个学生样的人发脾气。他们都挂着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徽章。
“你昨天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他吼着。“我叫你拖几个人去的。但是我在台上一开始演讲，一看——连你都没有去听！我真不懂你们干了些什么？”
“昨天——我去出席日本问题座谈会的。”
华威先生猛地跳起来了：
“什么！什么！日本问题座谈会？怎么我不知道，怎么不告诉我？”
“我们那天部务会议决议了的。我来找过华先生，华先生又是不在家——”
“好啊，你们秘密行动！”他瞪着眼。“你老实告诉我——这个座谈会到底是什么背景，你老实告诉我！”
对方似乎也动了火：
“什么背景呢，都是中华民族！部务会议议决的，怎么是秘密行动呢。……华先生又不到会，开会也不终席，来找又找不到……我们总不能把部里的工作停顿起来。”
“混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你们小心！你们，哼，你们！你们！……”他倒到了沙发上，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妈的！这个这个——你们青年！……”
五分钟之后他抬起头来，害怕地四面看一看。那两个客人已经走了。他叹一口长气，对我说：
“唉，你看你看！现在的青年怎么办，现在的青年！”
这晚他没命地喝了许多酒，嘴里嘶嘶地骂着那些小伙子。他打碎了一只茶杯。密司黄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个寒噤说：
“明天十点钟有个集会……”
1938年2月（原载1938年4月16日《文艺阵地》第1卷第1期）
作品导读
张天翼（1906—1985），“左联”中优秀的讽刺小说家、儿童文学作家。代表作包括短篇小说《同乡们》、《包氏父子》、《脊背与奶子》等，童话《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等。
《华威先生》发表于1938年，收入短篇小说集《速写三篇》。这篇小说虽短小，引起的文坛风波却不小。在此后数年的时间中，整个文坛都围绕着这篇小说讨论一个问题：抗战文学要不要排斥暴露。《华威先生》之所以成为论争的导火线，是因为1938年日本作家将这篇小说翻译到日本，登载在《改造》杂志上。华威先生到了日本，在不少评论家眼中，这样的人物形象会让敌人更加“轻蔑”我们，且增强他们侵略中国的信心。因此，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暴露社会弊端的小说是否会影响到抗战的士气，让“仇者快”，这是批评者最忧虑的事情。张天翼显然不能认同这种观点，在《关于〈华威先生〉赴日》中，他反驳道：“我认为我们的自我批判，被敌人听见了也不要紧。为要我们自身更健康，故不讳自身上的疾病。这一点，日本人民会拿去与他们本国的情形对照一下的。”由此更引申出抗战文学要不要暴露、如何暴露、文艺的真实性和社会功用等一系列问题。
《华威先生》这篇“速写”，集中展示出张天翼的讽刺才华。张天翼的讽刺小说不重在写故事，而是将人物放在中心地位。用最经济的白描笔法，画出人物的面目，是张天翼追求的小说美学。他说过：“我认为那些笨重沉闷的心理描写最好能够避免：每个人物都拿举动来说明他。写景也愈少愈妙。”（张天翼《文学大众化问题征文》）《华威先生》完全用行动来“介绍”人物，并未交代人物的来龙去脉，然而到处赶场的大忙人华威先生内心深处的领袖欲、虚伪、夸夸其谈等特性已经如此鲜明。
《华威先生》显示出鲜明的文体风格：以人物为中心，充满戏剧性的场景和情节，用夸张的笔触、漫画化的手法勾勒人物；在叙述语言方面，张天翼则形成明快、机智而尖刻的鲜明风格。张天翼的讽刺艺术，在此时显然已经成熟，其不足之处，在于他笔下的人物，多性格鲜明而略显单薄。
随着抗战的深入，关于文学要不要暴露的讨论已经成为过去，1940年代的中国文坛又引来了讽刺文学的发展高潮。争论虽已平息，《华威先生》的“威力”却没有消失，有人将他和鲁迅笔下的“阿Q”作比较，认为两者都是中国国民性的代表。1949年1月，茅盾发表短篇小说《春天》，讽刺对象是一群官僚政客，他的主人公也叫“华威先生”，这也许是这一文学形象魅力的最佳证明吧。
拓展阅读
张天翼：《包氏父子》
张天翼：《张天翼文学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吴福辉：《带着枷锁的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
（凌云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