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决了第一个环节即如何面对生活的问题之后，广播影视剧作者进入了写作的实质性阶段。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就是：从哪里入手？或者说，从哪里开始讲故事？
法无定法
在说到从哪里开始讲故事，以及如何在舞台上、银幕上、广播中讲故事的一些具体方法、技巧等问题之前，需要把一个带规律性的思维前提说清楚。
广播影视剧的写作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思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象思维是主要的，同时，也需要一定的逻辑思维，或者说，不排斥逻辑思维。当然，这不是本书的议题。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个思维过程具体体现在不同的个体即不同的剧作者身上，其特点是不一样的。因此，从哪里开始讲故事，怎么讲故事，一百个剧作者有一百种路数、一百个点子。这就是中国古人常说的法无定法。法，这里指的是艺术思想、创作手法等的模式、定则，或者说表现生活的手段、规律。一般说来，任何一种艺术样式，任何一种艺术样式的创作，都是有一定模式、定则、手段、规律的。如何看待这种模式、定则、手段、规律？答案就是：法无定法。这里的法无定法，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承认广播影视剧创作的确有“法”，并努力熟悉、了解这些“法”，做到烂熟于心、游刃有余；更重要的是第二层意思，那就是不用僵化的、板滞的眼光看这些“法”，而以自由自在的心态超越这些“法”，突破这些“法”，既看到“法”是带个性的，有特殊性的，更看到“法”是变化的，因为艺术本身是不断发展的。当艺术和艺术个性充分发展之时，如果“法”不能随之变化，“法”就可能成为对艺术和艺术个性的一种束缚和阻碍。因此，“法”本身也必须不断修正，不断补充，不断突破，不断更新。所谓“定法”（不变之法）是不存在的。总之，法无定法，强调的不是法，更不是定法，而是剧作者的个性充分张扬，自由创造。一切都不是固定的，所谓大体则有，定体则无，这是我们和大家讨论从哪里开始讲故事这个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也是此后我们讨论一系列关于如何讲故事的方法、技巧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的前提。总之，我们后面讲的所有关于怎么讲故事的方法、技巧等等只是无数方法、技巧中的一种，而且是你未必认同的一种，最先打动你的是什么，让我们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从哪里开始讲故事？
有人主张，开始应当确定故事的主题；有人主张先要弄一个故事的梗概或框架；还有的人主张先给未来作品中的主人公列一张履历表，等等。
我们建议大家换一个思路：以一个观众兼作者的眼光来讨论这个究竟从哪里入手的问题。
每一个剧作者都是一名普通观众，而且首先是一名普通观众。
在生活中，你是一名参与者或旁观者，在艺术中，你是一名创造都或鉴赏者。
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艺术活动中，你都会遇到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最先打动你的是什么？
让我们先看看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景。
“5.12”汶川大地震中，当日本搜救队员将被掩埋在废墟中的一位母亲遗体找到的时候，他们看到，年轻的母亲怀中还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全体队员将这对遇难母子的遗体轻轻的安放在地上，肃穆地站成两排，向这位伟大的母亲和她的孩子默哀。太大的打击、太重的灾难，让地震中的国人在痛苦中几乎失去记忆，但是，这个揪心的细节却一再沉重地撞击着每个人的心灵，让人长久地失声呜咽，掩泪悲泣。还有，那一只从废墟下伸出的僵硬的小手，沾满灰土，指头已经发黑，然而，这只小手却紧紧地握着一支笔；还有，小小郎铮在被解放军从废墟中抢救出来之后，躺在担架上向解放军叔叔敬了一个军礼……。这些都是细节，最先打动人心，最能打动人心的细节。
再看看影视艺术作品中所描绘的情景。
在斯皮尔伯格执导的《辛德勒名单》中，德国法西斯在犹太人居住区进行疯狂屠杀，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城市。德国士兵们残暴地翻腾空房子，向抵御的人们开枪，把剩余的人驱赶到卡车上。这时，黑白片的画面中，突然出现了一点红色——一个小女孩表情呆滞地穿梭在这恶梦般的景象中，没有人顾得上理会她，她爬上楼梯，藏到了床下。斯皮尔伯格给小女孩的上衣着上的红色，突出了她的形象。这个细节令观众十分感动。另一个相似的细节与这个细节形成呼应：不久，一辆装满尸体的手推车从画面上推过。这辆手推车明白地告诉观众小女孩的命运——车上的尸体堆里，有一个小红点儿。这个细节再一次更强烈地震撼着观众的心。
同样是表现二战时期犹太人的遭遇，意大利导演罗伯托·贝尼尼执导并主演的影片《美丽人生》，是一部以喜剧手法处理的令人无比心酸的悲剧。二战爆发前，天性快乐的犹太青年圭多与他心爱的姑娘朵拉喜结良缘并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约舒亚。在约舒亚5岁生日那天，纳粹抓走了圭多和约舒亚。圭多带着儿子上了开往集中营的火车。在绝望的人群中，圭多以欢快的声音告诉儿子：一场复杂好玩的游戏就要开始了。这是一般人想参加都参加不了的游戏，爸爸费了好大的劲才搞到最后两张车票。小约舒亚相信了爸爸的话，高高兴兴上了火车。此后，他们见到了许多惨酷的场面，圭多机智风趣的让儿子相信，所有这些疯狂情景都不过是一场游戏，只要严格遵守各种规则，积够一千分，就可以得到一辆真正的坦克回家。“游戏”快结束时，圭多被纳粹杀害。盟军的坦克真的开进了集中营，德国法西斯垮台了。影片最后的一个细节让人欲哭无泪：坦克开来了，约舒亚冲向那辆来之不易的真坦克。盟军士兵将孩子抱上了坦克，坐在坦克上的约舒亚发现了人群中的妈妈，他兴奋地挥动着小手向朵拉大喊：“妈妈，我得到了坦克了，我们赢，我们赢了！”
如果说，作品和生活是一种奇遇的两张面孔，那么，面对这两张面孔，艺术家和普通人一样，首先注意到的都是细节，首先留下印象的总是细节，首先被打动，也往往与一些细节有关。
不少影视剧或小说作者的写作，就是从细节开始的，从与故事有关的一些细节开始的。
上个世纪70年代末，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构思他的电影《芬妮与亚历山大》时，一些童年记忆中的细节给了他最初的灵感。他开始了对未来影片的细节的设想：“我经常想到英格丽·褒曼，我想帮她写一些不太费劲的东西。我脑中浮现了一幅雨中的夏日景象。她一个人在家等候她的儿孙回来。时值午后。……绵绵细雨将自然界的事物装扮得格外朦胧皎好。她开始在通电话。”接着一些细节跟着从脑海里跳出来：“家中的猫蜷缩在沙发上喵喵地叫；墙上的钟摆嘀答嘀答响；夏日的气味。她站在门廊，向外眺望长着橡树的草坡、旧桥与海湾。”
《推销员之死》是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最重要的剧作。剧中的主要人物威利·洛曼身上，可以依稀见到密勒家庭生活的痕迹——密勒的父亲雇员推销服装，密勒的哥哥推销地毯，密勒的第一个妻子的父亲推销保险单。而在写《推销员之死》时，最先在密勒脑子里出现的，也是他少年时代的家——布鲁克林的一所小木房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这出戏出自一些简单的景象。一所小木板房座落在一条尽是小木板房的街上，里面喧嚷着男孩的喊声，后来空下来了，寂静无声。”
在小说家那里，从细节开始也并非个别现象。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小说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谈到，别的作家有了一个想法，一种观念，就能写出一本书来，而他总是先得有一个目睹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往往是一个细节。他说：“《礼拜二午睡时刻》我认为是我最好的短篇小说，它是我在一个荒凉的镇子上看到一个身穿丧服、手打黑伞的女人领着一个也穿着丧服的小姑娘在火辣辣的骄阳下奔走之后写成的。”而他的名著《百年孤独》也起始于这样一个细节：“我记得，我们住在阿拉卡塔卡的时候，我年纪还小……有一天，我对我外祖父说，我还没见过冰块呢，他就带我去香蕉公司的仓库，让人开一箱冰冻鲷鱼，把我的手按到冰块里。《百年孤独》就是根据这一形象开的头。”
在西方被视为现代经典作家的威廉·福克纳，是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人物。在谈到他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时，他坦率地说：“首先我心里有一幅画，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幅画有象征意义。画里有个女孩坐在梨树上，裤子沾了泥巴。她透过窗口看到家里在为祖母举行丧礼，并且把看到的情形报给树下的兄弟听。”
另一位美国现代作家托马斯·沃尔夫在他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史》一文中，详细回顾了自己的写作历程。他在30岁那年放弃了在纽约大学的教职，前往法国开始他的新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在巴黎，他的思乡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这种情绪使他内心翻卷起汹涌澎的旋涡。他坐在露天咖啡馆里观察着巴黎街头的景象，突然，脑子里出现了美国大西洋城浴场上防护木板上的铁栏杆。“我所回忆起的图像是十分具体实在的：沉重的用粗锌铁制的栏杆和把它们牢固地配制在一起的接合处。”接着，许多细节涌了出来：“……架在美国某条河上的铁桥的形象、通过这座桥的火车声、支架的闷闷的轰鸣声、河岸的肮脏样子、河中缓慢流动的浓稠的黄色水流、一半灌满了水的，在肮脏的岸边笨重地微微摇晃着的旧平底船，……”一股无法遏制的冲动，让沃尔夫仿佛听到这些细节在召唤：拿起笔来，开始吧！
编故事容易，找“零件”难
细节，不仅仅是写作的起步处，而且是优秀作品的支撑点。
细节，是故事这部“机器”上的重要“零件”。
记得，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四川省文学界在温江召开了一次文学创作会议。老作家沙汀、艾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就小说写作讲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当时，沙汀老人说的一句话，让有幸参会的人无不感到震撼。他把细节称作“零件”，颇有感慨地对大家说：“写小说，编故事容易，找‘零件’难”。
31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觉得有反复深入领会这句话的必要。
沙汀先生首先在把写小说看作是编故事的前提下，将细节描写放到了小说写作诸要素中的突出位置上。在许多优秀的作品中，人物以及围绕人物展开的场面、事件的支撑点，往往是被一些人忽略的细节。
试想，抽掉了中国古代戏曲《桃花扇》中的那把扇子，也就是说抽掉了与这把扇子有关的细节：侯朝宗向李香君赠扇、李香君鲜血溅扇、杨龙友用画笔将染有血痕的扇面点染成一枝桃花……，这出戏还会有如此震撼心灵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