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东坡赤壁”成为中华民族一个特有的人文专有名词。
苏轼活的就是一个信念，一种理想。他的人生信念、自然观念、社会理想，同样生动地表现在广为传颂的《赤壁赋》和《后赤壁赋》里。围绕着赤壁之夜而铺排开来的这两篇赋，有说理，有写景，有叙事，都是诗人对于人生、自然、宇宙的透彻感悟。经过几年来的大起大落，尤其是经过黄州这儿年的痛切反思，苏轼的思想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他在对天地万物与人的关系的参悟中，进一步获得并且巩固了自己乐观旷达的人生观，使精神世界得到了救赎与解脱。
大江东去。900年前，苏轼和朋友们荡舟于赤壁之下，朋友常常羡慕这条永不止息地滚滚东去的长江，常常为人生的短暂而发出深深的悲叹。苏轼这样对朋友说：“你没看见江水和月亮吗？千万年来，江水总是这样日夜奔流，却从没见长江流逝掉；月亮总是这样由圆到缺，却从没见月亮有所增减。自然界和人一样，有变动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从变动的角度来看，天地万物每一个瞬间都在变；从不变的角度来看，人与自然的存在又是没有穷尽的，始终没有变。你又何必去羡慕长江和明月呢？”这真是大彻大悟的“大我”之见，“真人”之见。不必沮丧，无须叹息，物我浑一，生命长存。长江边上，站立看一个温和亲切、自然率真的苏东坡，一个超越世俗、充满智慧的苏东坡，一个宁静淡泊、乐观光明的苏东坡。人们看到，长江边上还站立着、行走着一个文化的赤壁。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这首《浣溪沙》词，正是苏轼在黄州时写的。这首词里，苏轼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浑身上下充满了勃勃生机。
中原千里，晨烟四起，雄鸡报晓，大地已是一片曙色。苏东坡披衣起床，推开窗户，轰隆隆的涛声与朝霞一起涌进屋来。
赤壁，骄傲地屹立在霞光里。
大江东去，大江东去……
第七集
[画面依次为：黄州雪堂、东坡旧迹等；美丽险峻的庐山全景、香炉峰；石钟山，石钟山下的滔滔江水；古金陵城，王安石半山堂遗址等。]
解说词
苏东坡要离开黄州了。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的一天，久已读不到苏轼新诗文的神宗皇帝在一次与众朝臣谈话时，问起众人：“苏轼可与哪位古人相比？”大臣回答：“颇似李白。”神宗说：“不然。李白有苏轼的才气，却没有苏轼那么深厚广博的知识。”也就在这时，黄州突然传来苏轼病重去世的消息，神宗闻之，大为惊痛；可是没有多久，又有消息证实，这只不过是一个以讹传讹的谣言而已。神宗这才松了口气，放下心来。就在这失而复得的一惊一喜之中，神宗掂出了苏轼在自己心中的份量。他明白，像这样一个天才出生在自己的朝代，那是上天对他这个皇帝的眷顾，是作为一个人君难得的福气，而现在那天才已经在黄州被贬谪那么多年了，自己折磨得他也够了，要杀他的傲气也杀得差不多了，再这么关下去，那自己这个一向自诩为明君的皇帝，只怕要让后人唾骂。
元丰七年正月的一天，皇帝突然手书一扎：
“苏轼黜剧思咎，阅月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
诏令将苏轼改授汝州。
初春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黄州的大地上，又一个春天来到了。所有的一切都在快快乐乐地生长。苏轼漫步在东坡之上，蹲下身来仔细地拨开一丛禾苗，目光里满是欣喜。这里是他的家，眼前是浇灌着他的汗水长大的一棵棵庄稼，他此刻无比热爱这个家，热爱他的东坡。就在这时，朝廷的诏书到了。
接到诏书，苏轼百感交集。世事如棋，自己只不过是局中的一粒棋子，随人摆来摆去。随着年岁渐高，苏东坡已对风波无定的官场心生惧意，想真正歇下脚来，在黄州终老天年。没想到皇上现在又想起了自己，而且还下了那么一份诏书。皇上没有忘记自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作为一个臣子，还有什么比这更暖人心的话吗？尽管黄州已经住出感情来了，但汝州毕竟离京城要近些，物质条件也要好些，皇帝一番好意，也不好太推却。万般不舍之下，“走马兰台类转蓬”，苏轼还是离别住了六年的黄州，踏上了去汝州的路途。
这一次，东坡并不着急，带着儿子一路游山玩水，尽情赏略沿途风景。因为与子由分别日久，兄弟情深，东坡计划顺路去筠州看望兄弟一家。
到了九江，这里有诗人仰慕已久的庐山，庐山位于浔阳县东三十二里处，古已有名，是一绝美的去处。既然到此，岂可不游？这天一大早，苏轼和参寥、刘格等人相携着登上庐山。但见奇峰异石，山谷秀美，五步一景，十步一画，景随形换，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苏东坡在这里一连游玩了几天。也就是在这里，他写下了那首颇富哲理的小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诗人强调亲身实践与反复的接触对于认识事物的重要性，以生动形象而又短小精辟的语言表现了苏轼在认识论上的见解。经年的修持显出了哲理的光芒，他追求包容万端的开放心灵，超越了自身狭隘的视野，更客观、更全面地观照事物，理解人生。东坡此诗一出，以前或以后诸多描写庐山的诗词尽皆泯然不显矣，人们再上庐山，记起的只有李白《香炉峰》和苏轼的这一首《题西林壁》。
游完庐山，东坡和儿子又来到湖口县鄱阳湖出口处，这里有一座很有名的石钟山，但山名的得来却一直被苏东坡视为一个疑案，他不认同郦道元关于石钟山是因潭水中水石相击声如洪钟而得名，也不赞成唐代李渤所讲是因为两块石头被敲击时其声似钟鸣而获名。东坡非要自己去考察一下。这一夜，月光如银，江水滔滔，滚滚东流而去。苏轼带着儿子苏迈，乘一艘小舟来到江边绝壁之下，夜访石钟山。耳边，江水的涛声缕缕不绝，岸上怪石嶙峋，形如鬼魅；夜间崖石里的枭鸟发出了一阵阵怪叫，令人毛骨悚然。一行人感到有些害怕，心里发毛，正想要返回之际，突然间，“大声发于水上，噌宏如钟鼓不绝。”鼓起勇气驾船到发出声音的地方察看，“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深浅，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原来是潭边山石多隙，波浪冲进石缝，水石相搏，击打出钟鸣一样的声音，石钟山由此而得名。东坡为此撰写了著名的《石钟山记》，又一次显出诗人认真而率直的个性，万事都要寻个究里。石钟山也因此而更加名声大振。
这样一路走一路看，经池州、过芜湖，再到当涂，于六月底，一家人水陆颠沛，终于到达了金陵。也就是在这儿，发生了一件中国文学史上值得记取的大事，这一年，苏东坡和王安石见面了。
此时的王安石已经退休多年。昔日叱咤风云的一代名相，现在成了一个退隐江湖、不问世事的员外郎，静静地守在金陵的老家里。这几年来，蜀犬吠日望中原，已是风物暗换，时光流转，王安石便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已经回天无力。熙宁九年，长子王病逝，王安石遭此打击，更是大病一场。病好之后，时人常见他只带一两名僮仆，骑着一头毛驴，目光恍惚地踯躅在旷野里。
苏东坡被贬黄州多年，王安石时时关注着这个在政见上与自己格格不入的当代英才。抛开政见不说，对于苏轼的才华，王安石一直是非常欣赏而且引以为同类的。每当碰到有人从黄州来，他都要问：“子瞻近日有何妙语？”一日，有朋友带来苏轼的新作《胜相院经藏记》，朋友对王安石绘声绘色地讲起，此文乃是东坡在临皋亭夜半醉梦而起，一气呵成的杰作。王安石读之再三，不住称赞：“子瞻，人中龙也！”
现在，苏轼就泊舟于金陵，乍闻此信，王安石又高兴，又感慨。尽管两人过去曾经有过十分尖锐的对立，但是转念一想，当年的争执双方都是出于公心，与私人恩怨无涉，东坡江湖漂泊多年，自己也在渐渐步入衰朽，能与他晤一晤面，那是多么难得的机会！王安石兴奋极了，来不及更衣一身便服去江边迎接苏轼。
东坡正在舟中，远远看见王安石奔来，一别十四年，当年英姿勃勃、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如今已是这样孱弱的老人了！苏轼一阵鼻酸，下了船迎上前去。两人执手相看，心潮起伏，一时无言。
半晌，东坡回望自己，笑道：“荆公见谅，苏轼来不及换衣，竟以野服来朝见大丞相了！”
王安石朗声笑道：“礼仪岂是为我辈而设！”
十年隔阂，顿时冰释。两个同样伟大的人物，两颗同样宽宏的心灵，在金陵江边融到了一起，中国文坛上留下了一段文人之间难得的相互体恤、相互仰慕的佳话。
苏轼在金陵足足逗留了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成了王安石家里的常客，频繁出入于半山园中。甚至，在王安石的劝说下他还打主意就在金陵安下身来，请求皇帝让自己在此养老。然此事没有办成。八月十四日苏轼离开金陵，特地到半山园与王安石道别。王安石十分不舍，分外伤感。苏轼离去后，他久久沉浸在忧郁中，对门客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画面依次为：江水，不绝的江水。常州苏轼故居。北宋都城开封旧景，苏轼在京城所作诗文书影等。]
解说词：
东坡足足在路上走了一年多。说实话，他实在不想去人生地不熟的汝州，一路上表请求皇帝另外安排地方，自己也考察安居之地，每到一处便着手求田问舍，准备安下身来。后来，他选中了常州的宜兴，向皇帝呈上《乞常州居住表》，希望朝廷能够批准。元丰八年（1085），东坡才得到朝廷诏令，准许他在常州居住。
五月，东坡一家舟车劳顿，好不容易到达常州。在众人的帮助之下，东坡觅得一处房舍，倾其所有买了下来，一家人欢欢喜喜地搬了进去。这天晚上，东坡月下散步，到一村落之中，却听得一老婆婆在灯下悲哭，问其情由，竟是不肖子将祖上仅有的房产卖了出去，如今上无片瓦，居无定所，因而哭泣。东坡再一细问，老婆婆的祖屋竟是自己刚刚买下的房子。苏轼想了一想，拿出房契凑到灯火上点燃，告诉老妇人，自己就是买房的苏学士，现在把房子还给她，然后将那儿子叫来，把房子退给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钱的事。
第二天，一家人又搬出了只住了一夜的房子，另外租了一处民居住下。积蓄都已经花光，苏轼再也没有钱买房子了。
元丰八年，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年号元。元年六月，苏东坡接到朝廷诏书，诏令他以朝奉郎起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军州事。六年闲废的贬谪生活暂告结束。
在登州不到一年，苏轼又奉诏回京，开始了他一生中官阶最高的宦海生涯。
先是礼部郎中，半月后，升任起居舍人，“曾未周岁，而阅三官”，第二年，再升翰林学士兼侍读，成了年幼皇帝的老师，官居三品，好象一条青云之路，从此铺开。但是，检阅苏东坡，我们发现在居京官的三年时间里，他并无多少传世文章出现。
如今不同了，现在的苏轼身居高位，整日交游契阔，诗酒酬酢，诗人忙得很。官场与民间毕竟不同，政治的一面在诗人内心占了主导主位，诗性和灵感被挤到了一边。过去，无论在黄州还是苏州，只要远离政治，他尽可以在文学诗词的领域里纵横驰骋、乐而忘返，在那里，他可以主宰一切。但在政治领域里，他却始终是一个不合时宜者，处处碰壁。元之后，朝中主政是司马光。就像当年反对新政一样，如今的苏东坡又反对司马光和高太后复旧。这一点，连力主起用他的高太后也大为不解。
在朝中与司马光政见不同，相互之间格格不入，自己的观点根本得不到司马光的理解，这使苏轼很感气闷；繁忙的工作，不能有半点闪失的宫廷教师职责，又使得他的空闲时间大大减少；再加上目前生活安乐，内心缺少冲撞，文章憎命达，创造超时空杰作的条件没有了，闲下来时，不是呼朋引伴，就是作些吟风弄月的诗句，很少有真正发自内心的佳构。这个时候，他开始怀念那些在黄州、杭州等地尽管是贬居但却悠然自得的日子。写不出好作品，心灵焦躁而烦乱。他孜孜以求，大谈写文章的乐趣：
“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也。”
苏轼回来了，朋友们又啸集在他的身边。他的文章诗词，他的风趣机智，他的精神世界，都那么强烈地吸引着大家。作官之余，他把许多精力都放在了与文朋诗友们出游寻乐、吟诗作对之上。也只有徜徉在诗友们之间，他才感到一丝恬然惬意。一时之间，苏轼俨然成了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苏门四学士”也应运而生。不仅在朝内人人争读东坡词、个个爱载“子瞻帽”，就是在辽国、西夏、高丽等地，三苏的文章诗词也流传甚广：“谁题佳句到幽都，逢着胡儿说大苏”，连外国使节在出使时也以能随口引用苏轼的诗词而为荣。苏东坡的声誉达到了顶点。
这时，他还能与弟弟子由同殿为官，兄弟俩日日相见，不再像过去那样聚少离多，天各一方。每天下朝之后，苏辙总要顺道和哥哥一起回家小坐片刻，有时候谈谈诗书，有时候看看子侄们读书写字。回想当年“江湖夜雨十年灯”的零落时分，兄弟俩都感到了眼前安宁生活的可贵。家人们也不再颠沛流离，夫人王闰之也能专心地念她的佛了。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苏轼也保持着一份清醒的超然：
“江湖流落岂关天，禁省相望亦偶然”
——《和子由除夜色日省宿致斋三首》之一
随着年岁渐长，苏轼向上之心日淡；加上官场又艰险难测，他感到这个官当得越来越无味，于是，更加向往陶渊明：“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岂独好其诗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他认为，只有像陶渊明那样生活，才算是真正的“得已”，而不如此，就是失掉了自我。他一生喜欢陶渊明，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但是向往归向往，此刻却是圈在官场里脱不得身。而且，后来更是与程颐兄弟俩发生了所谓的“洛蜀党争”，使苏东坡再一次看到了世情的难测和人心的险恶，这一回他采取了主动的避让政策：元四年，向朝廷申请外任，离开了“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