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湖和杭州城郊，一共有三百六十个寺院。那几年里，几乎每一个寺院都留下了苏轼的足迹。越是四处游历，苏轼越是觉得自己对杭州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他甚至相信，自己前生就是杭州的一个和尚。据说，他到杭州后，有一天和朋友一起到西湖寿星寺游玩。他从来没来过杭州，更没到过寿星寺。可是，一进门他就觉得这地方曾经来过，一切都十分眼熟。他对朋友说：“从院门到经堂应当有九十二级台阶。”派人一数，果然是九十二级台阶。这就是他在一首诗中写的“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
深情所至，使清醒的苏东坡有时也犯糊涂。
我们理解这种美好的湖涂，因为那是深情所至。
通判，是个副职。用今天的话说，杭州的太守，是一把手，而通判，是二把手。刚到任时，除了审理案件，大事不多。杭州的州府衙门，就在紧靠西湖南岸的凤凰山头。苏通判几乎每天都与西湖见面。有时候，苏轼干脆把办公桌搬到湖边，一边欣赏湖光山色，一边处理公务。花朝月夕，雨雪阴晴，西湖以它四季如画的美景，深深打动了诗人的心，征服了诗人的心。诗人决定尽量逃向大自然。
大自然，是温柔而神奇的。大自然，可以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可是人类的生命却不能离开大自然而生存。没有了大自然的抚慰和滋润，任何心灵都会变得生硬、枯涩、萎缩。
在大自然的感召下，苏轼心灵的泉水喷涌而出。苏轼一生献给西湖的诗共有一百六十多首，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他在杭州任通判时写下的。现存的苏轼词集表明，苏轼填词，也是在杭州任通判开始的。
西湖，不断给苏轼以灵感，雨中的西湖，尤其令他怦然心动。在他眼里，西湖，简直就是那位绝代佳人西施，浓妆淡抹，天生丽质，无论晴雨，总是那样风光旖旎，令人心旷神怡。有诗为证：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这首题为《饮湖上初晴后雨》的七言绝句，成为了千古绝唱。
这位36岁的杭州通判，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把西湖比作西子的天才。
“西子湖”于是名扬天下。
（画面依次为：杭州城郊凋敝的农舍、道路上饥饿的农夫、监狱中衣衫褴褛的囚犯。干旱的田野，枯竭的深井、淤塞的运河、荒草丛生的西湖水畔，等等。绿水长流的运河，西湖上的白堤、苏堤、苏堤上的六座桥，及杭州病坊遗址等。）
解说词
林语堂先生谈到苏轼这一时期的生活时，曾经这样奉劝读者：“我们最好记住，即便是在天堂般的杭州，也不是遍地荷花牡丹的。”
是呵，严酷的现实社会生活，远比人们身边万紫千红的大自然色彩暗淡。
在官场上歌舞酒宴、迎来送往的后面，是普通老百姓维持基本生存的困苦与艰难。严重的自然灾害不断地降临到这块多难的土地上，水旱无常，蝗灾又带来饥荒。由于盐价太高，农夫往往吃不起盐。上任不久，苏轼就奔忙于四乡八县，组织抗灾，赈济灾民。越往下面去，他越是真切地体会到民众的疾苦，越是痛恨那些深居高堂、对百姓的死活不闻不问的官僚。有一年春末夏初，正是麦子将要成熟的关键时刻，偏偏遇上阴雨连绵，农民急得直直地瞪大两眼仰望苍天。可是，统治者高高在上，对这一切漠不关心。面对这种“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的惨痛情景，苏轼忍不住在诗中借题发挥，对他们进行无情的讽刺和指责：
“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
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他多么想以大腕力，用大手笔改变这一切，多么想给他深爱的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带来真正的天堂般的生活。然而，他毕竟只是二把手，没有决策权。他所能做的工作，就是协助太守将杭州城里已经淤塞了的六口废弃的水井，重新治理修复，让甜甜的井水重新滋润杭州市民的心灵。
苏轼的愿望实现了，可是没有彻底实现。
苏轼改造杭州的蓝图变成了现实，又没有完全变成现实。
十五年后，苏轼再度来到杭州。这一回，他是以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知州的身份走进杭州城的。苏轼一展当年抱负的时刻终于到了。
1089年7月，苏轼重回杭州，走马上任。“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54岁的时候，他还能与自己梦牵情绕的西湖再度亲近，再次见到当年“白雨跳珠乱入船”的美丽情景。
这一回，他是一把手，可以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干了。
杭州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老市长为民众办的三件大事。
一到杭州，迎接苏轼的，就是严重的灾情。从年初起，水灾连旱灾，整整侵袭了半年。粮食颗粒无收，米价猛涨，老百姓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按照惯例，新官上任，绝对是报喜不报忧。苏东坡就是苏东坡，他一反中国官场陋习，一再上奏朝廷，如实申述灾情，请求缓交一部分上供的大米。在他不屈不挠的要求下，朝廷终于决定拨给杭州大米20万石，宽减杭州当年的上供米三分之一，并拨给救灾款22万钱。苏轼当即决定将救灾款连同原来计划用来整修政府办公楼的经费，全部拿到外地购买粮食，有计划地投放市场，平抑物价。这样，大灾之年，百姓免于受大难，杭州城乡，没有饿死一个人。
古老的杭州，古老的中国，就是这样，从一次接一次的灾难临头和一批接一批的志士崛起中走过来的。
灾难刚刚过去，瘟疫又开始流行。在古代，中国从来没有最基本的公共医疗卫生设施，甚至没有公共医疗卫生设施这个概念。一旦疾病传播，只能是人心惶惶，坐以待毙。苏东坡属于那种在当时的中国人中绝不多见的智者。他从来就注重保健养身，因此，对医疗有着浓厚的兴趣。平日里，总不忘阅读医书、搜集单方。一见城乡疫病开始流行，他立即组织了一批懂得医术的僧人，在官吏的率领下，走街串巷，为老百姓治病。他自己又掏钱购买大批药材，配制成一种名叫“圣散子”的药剂，命令工作人员在街头架起大锅煎熬，过往行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必须喝一大碗。这一措施，迅速有效地制止了疫病的蔓延。事过之后，苏轼产生了创立一所专为民众治病的医院的想法。说干就干。他首先从公款中拨出二千钱，自己又捐赠黄金五十两，在杭州众安桥建起了一所名叫安乐坊的病院，然后请来懂医术的僧人坐堂诊治。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专门面向民众的官办医院，从此诞生。
中国古代有一部书叫《国语》。那上面说：“上医医国，其次疾人。”中国多么需要苏轼这样才足以治国的上医，多么需要苏轼这样把广大民众的疾苦时时放在心上的上医呵！
苏东坡在杭州最出名的政绩，是对西湖进行了全面治理。这项工程，是在对沟通大运河和钱塘江的两条河——盐桥河、茅山河进行了成功的疏浚之后开始的。
自从汉代，西湖与钱塘江分开而独立成为一汪明净的湖水以来，泥沙缓慢淤积。到苏东坡当太守时，湖底上升，水面缩小，原来浩浩淼淼的湖面只剩下十分之三那么大。西湖，不仅是游览胜景，更是杭州农田灌溉、居民饮用的主要淡水资源，还是保证运河航运通畅的重要水源。西湖若不及时治理，再过20年，恐怕就会在地球上消逝了。“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广大民众看到这一点，苏东坡也想到这一点。于是，在广泛调查、察访、周密规划安排的基础上，一个为平民百姓谋利，为子孙后代造福的浩大工程，拉开了序幕。
公元1090年4月，治湖工程正式开工。随着时间推移，从湖底挖出来的淤泥越来越多，无法处理，势必堆积如山。这时，每天都到湖上巡视的苏轼想出了一条两全之策：用这些挖出来的湖草、淤泥在湖中筑起一道长堤。这条长堤南起南屏山，北至栖霞岭，堤上还修建了六座桥，沟通里湖和外湖。在工程最紧张的日子里，苏轼干脆留在工地上和民工一起吃饭。经过半年的苦干，费工20万，终于清除了全部的水草和淤泥，一条长880丈的南北大堤屹立湖上。长堤两岸，遍植芙蓉、杨柳，并修建了9座亭阁。彩虹卧波，三潭映月，柳浪闻莺。沉睡的西湖一觉醒来，发觉身边多了一条春朝涌动的长堤，自己也显得更年青，更漂亮了。
为了纪念苏轼，杭州人民把这条长堤命名为“苏公堤”。
潮涨潮落，云起云飞。
一个世纪的日历，随着潮水流逝了；一百四十多位历史上的杭州太守，随着白云飘远了。苏东坡留了下来，苏公堤留了下来，苏东坡那些吟咏西湖的美妙诗句留了下来。
苏东留给我们的，仅仅是那些诗句和这道长堤吗？
第四集
（画面依次为：齐鲁大地辽阔的平原和起伏的山岭、巍巍泰山、曲阜孔庙、胶东湾的海面、山东诸城的远景、中景以及蓬莱的人文景观等。）
解说词：
在中国的版图上，你似乎可以清晰地见到齐鲁大地上那座巍巍的泰山，可以贴近地听到离它不远处大海的呼喊。
山东，这就是东临苍海、西靠黄河的山东，这就是山连着海、海连着山的山东。
远古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告诉我们，山东半岛，以至整个黄河下游一带，是华夏文化的繁生之地。商代的人们最早就居住在山东半岛。这里是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古代中国人精神的太阳，是从这里升起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唐代诗圣杜甫登上泰山时的这种感觉，绝不仅仅是因为特定的地貌而引发的感觉，更是由于特定的文化座标和精神高度而产生的感觉。
此刻，苏东坡站在齐鲁大地上。时间是公元1075年，他刚刚四十岁。这一年的秋天，苏轼在杭州三年任满，朝廷将他调任为密州知州。这密州府的所在地就是今天的山东诸城。十年之后，苏轼又在登州当了五天的知州。这登州，就是如今的蓬莱。
没有文字记载苏轼到达山东之初是否去过海边观海。估计他当时也没有这份心情。投身宦海，已有十多个年头了，苏轼深深感到，比起自然界的大海来，中国官场这个大海才真叫波涛汹涌、深不可测、险象环生。八方暗礁、十面埋伏、十二级风暴，稍不留意，就可能处在千钧一发之际，性命攸关之间。
所有帝国时代的中国官场，都是专制主义集权统治下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官吏集团垄断了国家机器，尤其是垄断了暴力，制定并操纵着法律，把巨额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资源以国家的名义控制在极少数人手里。而支配和制约这个集团的精神原则，并不象他们在口头或书面信誓旦旦宣称的那样，一定要遵循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洁等等原则。那些原则，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在这个集团内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只有一条，那就是现实的利害关系。一切从一己的私利出发，一切以如何趋利避害为转移。
那些真正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考虑的人，那些真正想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有所作为的人，很自然的会被这个集团、这种体制视为异己，遭到排斥、打击。
苏轼之前，汉代的司马迁是如此；苏轼之后，明代的海瑞也是如此。
苏轼最终也只能如此。
然而书生气十足的苏轼并不明白这一点。
他只是明显感觉到，越来越多的明枪暗箭直逼向他：这样那样的流言蜚语包围着他。
他想伸手抓住什么，可是，什么都没有，除了冷冷的寂寞，就是深深的痛苦和失望。在一些人眼里，苏轼的存在，就是对他们的威胁。早在到杭州任通判之前，苏轼就被诬告。一伙小人跑到皇帝面前告状，说苏轼利用官船贩运私盐、木料和瓷器。而且有人兴师动众来进行过追查。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只好不了了之。
有人说，苏轼一生的政治生涯，可以用“一塌糊涂”四个字概括。其实，苏轼自己是十分清醒的。他明白，京城乃是非之地，朝中多险恶之心。他要求外放，就这样先到凤翔，再到杭州，又到了密州。然而，哪里都有百姓的啼饥号寒，哪里都存在小人的陷害和攻讦。
苏轼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十年寒窗，朝夕苦读，真的就这样付诸东流？远大志向，一腔抱负，难道就这样无法施展？他有时候甚至悔不该读书、识字、明理、作官，给自己招来这么多的烦恼和忧患，禁不住在诗里发出激愤之声：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然而，朝命在身，苏轼哪里能休？他不能不匆匆赴任，匆匆赶到密州。
(画面依次为：灾害中荒芜的田野，大片大片枯萎的庄稼；月色下的松林、山坡、流水、独木桥；一望无际的平原、起伏的山岗、密州超然台景观，圆圆的中秋明月，朗朗高挂天上。)
解说词：
密州，用一场空前严重的蝗虫之灾迎接这位新上任的知州。
苏轼深知蝗虫的危害。几个月前在杭州，他刚刚亲自组织过所属各县捕杀蝗虫。他还清楚地记得，那铺天盖地的蝗虫从西北飞来，嗡嗡的轰鸣声压过了江水的波涛声。飞蝗之阵降落在哪里，那里的庄稼就会在瞬息之间被糟蹋得精光。
蝗虫，遮天蔽日的蝗虫，把恐怖两个字，写满田野，写在人们心上。
那个时代，消灭蝗虫的唯一办法，就是在春天到来之前，捕杀它的幼虫。一到密州，苏轼就全身心地浸泡在消灭蝗虫的过程中，他深入到老百姓当中，向老农求教，广泛动员和组织民众用火烧土埋的办法驱除蝗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