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我面对着青年朋友们的询问，问我对当年的决择是否“后悔”时，我仍然坚定地说：“不后悔。我一点儿也不后悔。”是啊，在一颗年轻的心里，我有自己敬仰的对象，他们都是人类文化的精英，我是通过阅读认识他们诸位的。他们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对人类命运的不断关注，展现出了他们高尚的人格。他们的生存方式也是我所欣赏的。比如，我崇敬的冰心先生，后来也是我的传主之一，她老人家在八十岁时曾经宣布：“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到了九十岁时，还在写作。我崇敬的另一位前辈作家萧乾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一次，我陪着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节目组去萧家录像，记者问萧先生：“您准备何时停笔？”萧先生答：“在我停止呼吸的那一天。”这样的回答是多么地鼓舞人心哪！他老人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逝世后的第五天，发表了他生前写的最后一篇作品。我佩服这样的人生。当我把自己的论调向年轻朋友们坦诚相告时，他们都表示理解和赞同。
我为什么会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选中
我是世代祖居的老北京人，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小学、中学、大学读的都是重点学校，发音标准，说规范普通话，而且“本钱”（指嗓子）非常好。
举个例证：我先生的一位文友，从未与我见过面，对我们的家庭成员也一无了解，某天他从广州打来长途电话找我先生，我接听后，他不问青红皂白，顺嘴便说：“找你爸爸！”其时我已到了耳顺之年，他凭听觉判断，误认我为年轻人。
再举例证：韩国汉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汉学家李秉汉先生，是我丈夫的朋友，1992年至1994年我在高丽大学中文系任客座教授时，一天他来电话，很客气地邀请我和当时正在汉城访问的一位广东著名作家S先生，到他家里做客。李先生从未与我见过面，而他与S先生是老朋友且年龄相仿。他与我通过电话后，就询问S先生说：“林非是否娶了一位很年轻的太太？”S先生回答说：“没有啊！”他又问：“那么肖凤多大年纪了？”S先生回答说：“大概五十多岁了吧？”李教授很诧异地说：“听声音只有二十五岁呀！”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我的学生们经常有人给我打电话，他们在话筒那边说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您的声音真年轻啊！”如果读者朋友想要印证我的声音有多年轻，就请给我打电话吧（开个玩笑）。例证太多，不再赘述。
我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教室里和图书馆里度过的。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曾经代表母校黄城根小学去参加全北平市的小学生演讲比赛，还获了奖。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的时候，我喜欢上了朗诵。“大海，自由的元素！”“既然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大堰河，我的保姆！”“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普希金、雪莱、艾青、臧克家等等诗人的句子，激荡着我年轻的心弦。在中学校园和大学校园的大礼堂里，同窗们总是用极其热烈的掌声来答谢我对诗歌的诠释。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把我找去，让我担任了学校广播站播音组的组长，当然这是业余的，广播站的全体成员都是来自各系的同学。每天下课后，我们都利用中午和晚饭的两段休息时间，向全校师生员工广播。内容除了全国和本校的新闻外，还有音乐，我常常为大家播放斯特劳斯、柴可夫斯基、贝多芬等人的乐曲。
大学四年级的某一天，老师带着我和另外几位同学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欢，在“神秘的”播音组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过去“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齐越先生、夏青先生、马尔芳女士等前辈。播音组的老师们让我读了一篇新华社的新闻稿，又让我朗诵了一篇自选作品，我选了普希金的诗作。联欢会后，我返回学校，仍然钻入图书馆和教室，继续我的读书生涯，没有多想。面对着书本时，我是一个思维活跃的人；而面对着社会关系尤其是人事关系时，我却是一个“低智商”的人。
1959年，我大学毕业。其时，所谓的“反右派斗争”和“教改”刚刚告一段落。因为我熟读契可夫的小说《变色龙》以及类似的作品，鄙夷“变脸术”，更不会“揭发”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的同窗，所以正被有的“左派”指斥为“犯了右倾温情主义错误”。毕业前夕，在填写“分配志愿表”时，我就写上了“服从分配”的字样，心里已经做好了被分配至黑龙江或者内蒙古的准备。虽然我很依恋自己的故乡北京，但在当时那样的情境下，也只能听天由命了。这一段时间，我很苦闷，看着我很钦佩的一位同学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看着我不钦佩的同学忽然之间耀武扬威起来，看着我很崇敬的教授被无缘无故地赶下了讲台，看着功课不好的同窗走上讲台给坐在教室里的我们上课，漫天胡吹，不知所云，种种，我实在理解不了此等现象。但我无能为力，也不敢对任何人说。我只能继续躲进图书馆里，在阅读中寻找解脱。而只要我捧起一本书，我就会沉浸其中，暂时忘却周边的现实，我的心绪也就会渐渐地平静下来。
有一天，班主任找我谈话了，在讲她的谈话内容之前，先说几句与谈话无关却与时代氛围密切相关的话。——我的班主任其实是低我一级的师妹。老师们大都成了“右派”或“右倾”分子，没有资格担任班主任了；比我高两届的那个很有才华的班级，一共四十人，被他们同班的一个不学无术、心狠手辣的班干部划了二十二名“右派分子”，开批判会时，要从低年级学生中借“群众”凑数，否则“左派”加“中间派”的人数还不如“右派”多，毕业时，她把被打击的同窗们分配至黑龙江或内蒙古，而把她自己分配进了北京的某个大部委。比我低一届的同学，在“鸣放”期间尚未走进大学校门，没有人掉进“阳谋”的陷阱，都是纯洁的。所以，就给我们派来了一位小班主任。这位小班主任是个又善良又正直的姑娘，她很温柔地通知我说，她代表系里找我谈话，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选中了我，让我去当播音员。大概是系里和学校都很了解我吧，我一向是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老实听话，胆小谨慎的学生，因此，虽然有人一直在用“右倾”的帽子罩着我，却也没能挡住我的去路。顺便说一句，时光流逝了这么多年，我和我的小班主任一直保持着友谊，不久之前还见过面。
想用自己的语言说话
我拒绝当播音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离不开文学。
文学对于我，就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也可以这样说——文学就是我的第二生命。
我怎么会爱上文学，这与我的身世有关。
少年时家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抚育我长大的亲爱的祖母突然病逝。而恶毒的继母不允许我这个优秀学生继续读书。从初中起，我就被迫离开了曾经是无限温馨的家园，住进了学生集体宿舍里。关于这段经历，我在自传体中篇小说《父母双全的孤儿》（香港《文汇报》1993年2月27日至5月12日连载）中，已经向读者朋友们讲述清楚了。总而言之，自从祖母去世以后，我的处境与往日相比，已是天壤之别。物质的匮乏与精神的苦闷都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为了寻找情感的慰藉，我开始钻入文学书籍的海洋里。记得非常清楚，我捧读的第一本小说，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周末，同学们都回家去了，我一个人待在女生集体宿舍里，捧着这本厚厚的书，看着，激动着，流着眼泪。女主人公薇拉的庸俗的母亲，令我联想起自己恶毒的继母，而两位男主人公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诺夫的高尚品德，令我深深地感佩。原来书籍里有这样美好的世界，有这么多善良而高尚的人，有如此真诚而高贵的情感。那一年，我只有十三岁。从此之后，我就对文学着了迷，一本接着一本地读下去。高尔基在他的人生三部曲中描写的外祖母，让我更加怀念亲爱的祖母；《双城记》里的西德尼·卡尔登，为了所爱者的幸福，代替朋友上了断头台；《人间喜剧》系列小说里的包比诺律师，为了“真相”，蔑视金钱和权贵，等等，等等。在这些人物和故事里，显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光辉，征服了我的心，我沉浸在由善良和高贵构筑而成的文学世界里，躲避开现实生活中的不快。几十万字的一本书，我轻而易举地就能一口气读完，兴趣盎然，完全沉醉在大师们创造的空间里。屈原、司马迁、鲁迅、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等，等等，这些人类文化的精英们，他们从笔端流淌出来的智慧，让我折服。他们对真、善、美的歌颂，对假、恶、丑的揭露，深深地震撼着我。我与他们进行着心灵的对话，在他们创作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里找寻知心的朋友。他们的作品给予我安慰，给予我向上的力量。这种与文学为伴的生活方式一直持续到现在，不论社会氛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对文学的热爱痴心不改。
每当我感觉孤独、苦闷、困惑的时候，只要我捧起一本书来读，一切的苦恼都会烟消云散。后来，我读到一位俄国作家，大概是乌斯宾斯基吧，他说：“文学是属于弱者的。”看到这句话，我立刻产生了“醍醐灌顶”的感觉。是啊，我当时只是一个少年，除了读书以外，我还有什么力量来对付种种不公正呢？我就这样不知疲倦地读着。可以说，文学是我最亲密的伴侣，是我终身都不会放弃的东西。
正是因为读了不少书，心里就崇敬那些有思想的人，崇敬那些时刻关注着祖国命运和人民大众生活状况的人。虽然当时我还很年轻，比起真正有头脑的人士来我还很幼稚，但是我毕竟长着自己的大脑，是有个性的人。
50年代末的播音员，在工作方式上，与目前的节目主持人，有本质的不同，那时候的播音员只念新闻编辑们剪贴好的新华社新闻稿，全国范围内，上下左右一致。可以说与“文学”的距离极其遥远。
读者朋友，如果你是我，你每时每刻都要说别人让你说的话，而不可能说你自己想要说的话，你的感受会是如何呢？
我从前的一个学生现在是我的好友的G教授，对我讲过这样的经历：“十年浩劫”期间，她正在某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她是一个既善良又正直的人，她看着手里拿着的写满了谎话的稿子，就问她的播音搭档说：“这上头写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那位男播音员回答说：“假话。”她问：“那么咱们播还是不播？”答曰：“咱们还得播。不播怎么得了？”她后来对我说：“天天对着扩音器向广大听众说谎话，心里痛苦极了。尤其是，你自己知道这是谎话，却不得不硬着头皮说，这种滋味真是太难受了。”
我庆幸自己在“十年浩劫”开始前就离开了这样敏感的地方。否则，我不知道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还有，当我刚从自己熟悉并喜爱的大学校园进入播音组之后，我的顶头上司是个好人，她也是一位中年女士，又善良又正直，我至今仍很怀念她。但是因为她读书不多，不能理解我的阅读量，她认为几张报纸（当时全国只有为数很少的几张报纸）就够我学习一个上午的了，假如我觉得无事可做很无聊，偷偷地溜出办公室，跑到图书馆里去看书，有人向她打小报告，说我擅离岗位，她就会很温和地提醒我，让我明白，只要是上班时间，不管有事没事，都必须永远待在办公室里，哪儿都不能去，包括图书馆和资料室。只可以看报，认真地学习报纸。可我是个嗜书如命的人，几张报纸半个小时就消化完了，之后就呆呆地坐在那里。与我属于同代人的同事里面，大部分是来自北京几所中学的高中学生，少数几位是从军队文工团里转业的，我很想在办公室里跟他们谈谈文学，谈谈我所关心的话题，但是苦于没有能够沟通的对象。读者朋友，假如你是我，你的感受又会如何呢？
一个小计谋，得以脱身
此前，我一直“服从”着领导们的安排，比如，我高中毕业时，当时的《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几乎天天都在刊登和播送祖国迫切需要师资的消息。我就读了六年的中学时代的母校师大女附中，是全国唯一的一所教育部直属重点中学，我班共有四十个学生，其中十五位考上了清华大学。可是校方不让我和另外的几位同学参加高考，而是决定保送我们几个去北京师范大学继续读书，因为根据历年的政策，女附中每年必须向北京师范大学输送几名德才兼备的优秀学生。我服从了，放弃了自己本来志愿中的大学，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对此，我也一点儿都不后悔。当时我们的系里，聚集着多位一流学者，他们教给了我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敬业精神。文学塑造了我的个性，使我对善与恶格外敏感。可是现在，我面临着的，却是可能终生远离文学。而让我放弃文学，实在是极其痛苦而办不到的事。
于是我决定向有关领导提出请求。然而当我开始提出想要离开播音组的时候，几位都表示不予考虑。可是我的决心已经下定，非走不可。因为这关系着我的一生如何度过。我只想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教教书，有点儿自由时间，看书写作。当然，后来我才知道，大学里也是并不安静的，不过这是后话。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得想点办法，让领导们同意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