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20世纪重庆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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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新时期以来的重庆文学(8)

新时期以来的重庆戏剧影视文学

第一节 概述

新时期重庆话剧是从平反和声讨开始的,一方面是为被“四人帮”诬陷的话剧作品平反并声讨“四人帮”罪行,另一方面是批判兜售“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剧作。前者的代表是话剧《针锋相对》得到解放,后者的代表是独幕方言剧《想一想》遭到批判。1971年由重庆市话剧团集体创作的话剧《针锋相对》以1945年上党战役和重庆谈判为背景,描绘了我党我军遵循毛主席制定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方针,克敌制胜的英雄业绩。此剧在内部试演后,经过不断修改,希望在纪念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30周年时正式演出,和更多的观众见面,但却遭到四人帮的扼杀,认为这出戏是为某某人树碑立传,被打入冷宫。1977年此剧重新搬上舞台。

揭批“四人帮”、歌颂表现“文革”中受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剧作,是1976到1979年剧坛的重要内容。针对林彪、“四人帮”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种种攻击与诬蔑,重庆话剧团陆续排演了在全国很有影响的话剧《丹心谱》、《最后一幕》、《转折》、《陈毅出山》。《丹心谱》歌颂了周总理为人民服务的一片丹心,歌颂了执著于科学研究的医务工作者。《最后一幕》是描写党领导下的演剧队在国统区的工作和斗争。他们不怕威胁,不受利诱,用戏剧做武器和敌人斗争;在国民党发起全面内战时,遵照党的指示,全体安全撤回延安。《转折》通过西南某地兴建的乌岭工程,展开了人民与“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斗争,并衬以40年前长征途中发生在同一地点的广大红军战士与王明路线斗争的历史画面,塑造了老一代革命干部的光辉形象。《陈毅出山》刻画了陈毅豪爽豁达、幽默风趣的性格,塑造了一位运筹帷幄谈笑风生的将军诗人、诗人将军的形象。

1979年《胡世合事件》由市中区文化馆业余话剧团集体创作并演出。剧作以重庆解放前电厂工人胡世合惨遭国民党特务枪杀的真实事件为背景,着力描写了事件发生后,重庆工人阶级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团结各界人士,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的一场政治斗争,最终迫使反动派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条件,惩办了杀人凶手。1979年话剧团演出话剧《虎穴英华》[田广才(执笔)、赵锵、石曼、徐立起编剧]。话剧以皖南事变为背景,描述了一位满怀抗日热情的远东问题专家位梓林在这次事变后,在周恩来的教育和帮助下,从不愿介入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成长为民主斗士的经过。作品从侧面展现了周总理在险恶的环境里,不顾个人安危,耐心细致地团结、争取位梓林等名流,生动表现了总理对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关怀爱护,孤立了顽固派,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作品构思巧妙,把人物放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里去组织故事情节,开展戏剧矛盾冲突,展现了敌我之间、敌人内部和我方内部的种种矛盾,成功再现了抗战时期处于大后方的重庆的典型环境。对周总理的刻画,既展示了他伟大的一面,同时又是富有人情味的普通人。当位小林冒充妈妈护送婴儿去延安,周总理细致询问她,如果遇到敌人盘问:什么时候结的婚,什么时候生的孩子该怎样回答,这些细节蕴涵着周总理周密细致的工作习惯,以及对干部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很快不再满足于话剧舞台的政治化,必然产生新的审美需求,呼唤着话剧舞台的丰富化,期待题材的新突破与主题的进一步开拓。在随后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剧坛迅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影响较大的有描写解放前地下工作者的革命事迹的电影文学剧本《一双绣花鞋》,作者况浩文。在电影《一双绣花鞋》正式拍摄、放映前,原作的手抄本曾在群众中广泛传阅。《一双绣花鞋》的电影文学剧本内容丰富,人物众多,线索复杂。话剧不同于电影,它需要更集中的人物、场地和时间。重庆话剧团对《一双绣花鞋》进行了改编和演出。此次改编和演出,较好地体现了原作的精神,情节的安排紧张曲折,既合情合理又不是一览无余,如地下工作者沈兰在救起伪兵工署长林南轩的独生女儿林晶后,成了林公馆的座上客,取得了林家父女的信任,成了林小姐眼中才貌双全的情人。但“情人”很快又成为敌人,双方各自为不同的理想和事业进行着复杂的、殊死的斗争。剧作在表现人物时,充分运用了原作中许多富有表现力的细节,使沈兰的机智沉着和林南轩的阴险狡猾,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影响较大的还有反映青少年教育题材的方言喜剧《糊涂爹娘》。此剧描写两个家庭的家长对子女的娇惯、袒护、纵容和粗暴,导致两个孩子步入歧途;后来在教师、民警的关怀下,糊涂爹娘终于醒悟,顽童也在迷途中被教育挽救了过来。

此外这一阶段值得关注的是1979年重庆市庆祝建国30周年群众文艺会演,出现了一批扎根生活、针砭时弊、尖锐深刻的小戏,如《双喜临门》、《两个医生》和独幕方言剧《高明的曾主任》。《高明的曾主任》反映的是某商店领导曾主任听说一个参观团要到美味熏鸭店参观,为了给参观团留下深刻印象,开始了一连串的弄虚作假,而自己也出尽了洋相。剧作从饮食行业特定的生活中,提炼出了许多生动有趣的细节,令人捧腹。如:当曾主任看到他下令增设的早点“清汤水粉”无人问津,就自己掏钱请客,让职工装扮成顾客摆样子给参观团看;为了表示生意兴隆,把还没熏好的鸭子拿到店门口招徕顾客;他还善于观风,发现店堂里的批判专栏还是第一期,于是叫人在一字上面加上一竖,改成了“第十期”;当得知参观团推迟来店,又没有了熏鸭时,他坦然地翻出了“修理内部、暂停营业”的牌子。剧作对诸如此类的高明手段给予了有力的讽刺。这些剧作标志着新时期话剧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和复苏。

进入80年代,一方面由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们的社会心理逐渐发生了变化,群众欣赏戏剧的重心已由寻求政治上的共鸣,转向追求艺术审美的愉悦。再加上人们业余生活的丰富多彩,艺术选择自主权的失而复得以及影视的冲击,话剧面临着观众流失的严峻形势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中西文化撞击、交汇、渗透,不少剧作家在求新尚异思潮的影响下,借鉴、吸收西方的戏剧理论与表现手法,并积极开始了新的探索。

这一阶段话剧虽然陷入低谷,出现危机,但绝大多数剧作家仍执著于戏剧事业,创作和演出中进一步拓展题材、挖掘主题、丰富表现手法,并倾心于提高剧本自身的艺术品位,追求人物形象鲜明的个性特征、浓郁的时代色彩与较高的审美价值,摸索、探求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这一阶段的主调仍是现实主义戏剧。主要作品有《深夜静悄悄》。剧作吸取了推理小说的手法,设置了扑朔迷离的悬念。主人公霍然樱遭十年牢狱之灾,刚获释放,就要平反时,又被谋杀致死。杀死她的是公安局的卢处长,他背后还有一个市委副书记。剧作启示人们:黎明虽然战胜了黑暗,在静悄悄的深夜,仍需警惕。剧作情节性强,在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刻画了人物的命运。1980年重庆话剧团演出《救救她》。这是一出表现挽救犯错误青少年的剧目。剧中主人公李晓霞被“四人帮”迫害,离开学校下农村,后又走上歧路,经过了监狱、管教所,最终在爱的感召下,走向新生。剧作歌颂了爱的力量,包括老师的关怀、公安人员的挽救、父母的正确对待,尤其是同学徐志伟的真挚爱情。1980年话剧团演出《白莲花传奇》,白莲花不堪忍受恶霸地主的欺凌压迫,揭竿而起,后参加红军。1981年话剧团演出六场话剧《张灯结彩》,通过轻松活泼生动的喜剧情节,鞭挞了封建的买卖婚姻、彩礼习俗,歌颂了年青一代在婚姻恋爱上的新风尚。改编自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法国作家诺思?米歇尔的小说《断环重合》的话剧《断环》揭露了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腐蚀,以及人们对金钱和地位的奴性崇拜,人与人的关系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1982年,重庆话剧团创作演出了六场话剧《好人难当》(刘国康编剧)。剧作主题鲜明,结构紧凑,第一场就展开了矛盾冲突,房管所工人冉蔷分得了一套新房,但她看见从小教育她的郝老师住房狭小,决定把房子让给她,结果遭到来自家人、未婚夫以及丁副所长的反对和冷嘲热讽。她坚持让房,可假公济私的丁副所长千方百计来争夺这套新房,最后在老工人和党支书的支持下,战胜了不正之风。剧作反映了现实生活,切中时弊,发人深省。人物各有个性:坚持做好事,不怕打击压制的冉蔷;任劳任怨的教师郝淑玉;对上逢迎拍马、对下冷酷无情不择手段利用房权为自己谋私利的丁立等。

讽刺喜剧《三换新郎》以漫画笔法,辛辣嘲讽了待价而沽的高价姑娘和把女儿当摇钱树的母亲。剧作结构巧妙,以白爱仙三换新郎为主线,中间穿插白爱光和李芳、周明和林燕两对青年的爱情副线,紧凑灵活,结尾以周明的朋友、海员老艾乔装成华侨前往白家,巧妙索回被她们骗去的钱财,最后突然抖开包袱,造成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话剧《陪都新闻》发表于《红岩》1988年第1期。(夏祖生、陈飞、白路平编剧)以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震惊一时的周恩来的助手李少石被枪杀的事件为主要情节线索,表现了周恩来的光辉形象。“李案”是暗杀还是偶然事件,周恩来在悲痛中最初判断是国民党暗杀,但当他亲自调查,弄清案情后,救出了“最不该死”的国民党士兵田贵福,纠正了自己最初的判断,并在追悼会上应张治中的要求把中华民国国旗盖在李少石棺木上。剧作表现了周恩来既有普通人的人性和感情,又有共产党人的党性与理智,更具备党的领导人的宽阔胸襟和远见卓识,顾全大局,维护了统一战线。大胆表现周恩来的失误,这是剧作对领袖人物塑造上的一个突破。对蒋介石的刻画,也比较成功,避免了外表形体的漫画化、性格特征的脸谱化和思想感情的兽性化。剧作引起了争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对塑造领袖人物形象的创新;一种认为表现了周恩来的过失,有损周恩来的形象。张蒙:《关于〈陪都新闻〉论争的症结问题》,1986年2月4日《重庆日报》。

争议声中,话剧发展没有停下脚步,话剧演出的样式也逐渐多样化。《禁止的游戏》演出中穿插了时装表演和舞蹈表演。红衣红帽红裤子的青年女工“小红帽”一出场就是一副轻蔑的眼光,咄咄逼人的架势,看人偏头斜目。她曾被师傅欺骗,于是发誓要“报复每一个追求我的男人”。当研究生罗立行为了她要毁灭生命时,美好的感情开始萌动,虽声言不准任何人“插轮子”,却又口称姐姐,赞美争夺罗立行的对手,理智地成全了他人。小红帽的夹枪带棒的充满火药味的语言,把女主人公的复杂性格和心境表现了出来。

这一阶段的重庆剧坛还出现不少剧作者在话剧创作领域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探索。这些探索,既有剧作结构、形式、手法上各种新尝试,也有剧场艺术方面不同表演手法、演出方式、观演关系上的多种新探索;既有对西方戏剧流派的表现方法、艺术手法的借鉴,也有对民族戏剧审美传统的继承。代表作品有阳晓的《信不信由你》、《会议室的幽灵》,刘国康、戴克(兼导演)编导的《街头巷尾》等。

《街头巷尾》展现了一条街上的故事,人物众多,但各具性格。善良的高俞林在街上卖瓜子,虽没有钱,但乐于助人,他舍弃把腿治愈的机会,把钱用在供丁娜深造上。个体户胖妹拿出两千元钱支援大集体,未婚夫离她而去,她虽伤心却无悔。柳玉是个弱女子,为母亲治病借用了张文武的钱,当发现张文武把公款中饱私囊时,及时报告了张文华。剧作突出之处在于大胆地在表现形式上进行创新,打破舞台的框式结构,在观众心理上造成一种立体感和真实感。剧作采取了全景无场次和小剧场的演出形式,布景、灯光、人物、观众似乎都融合在一起,没有大剧场人多空间大的容易游离戏外的缺陷。这种形式在全国并非首创,然而在重庆则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街头巷尾》吸取国外全景戏形式之长,不仅在戏剧创作观念上有所革新,而且用得比较贴切,在表现生活、塑造人物方面也比较成功。

20世纪90年代话剧很不景气,外部受电影、电视、流行歌曲等各类文化娱乐方式的影响,就话剧自身而言,几十年来,受为政治服务的影响太深,1949年后,文艺为政治服务,甚至为具体政策服务的要求加剧,大量公式化、概念化作品泛滥,造成了观众对话剧的淡漠。

在“内忧外患”夹击中,重庆话剧作品主要有《山魂》、《一个美国将军在重庆》、《手足之间》(王逸虹编剧)等。大型无场次话剧《一个美国将军在重庆》表现了史迪威将军支持中国长期抗战的业绩,歌颂了史迪威助华抗日的精神,再现了他与宋庆龄等的友情。《手足之间》塑造了革命家陶铸的光辉形象,着重通过他与哥哥陶自强价值取向、人生道路的歧异,表现了人生选择的主题。在《手足之间》作品讨论会上,重庆戏剧界的人士普遍流露出了对本市话剧艺术发展的焦虑。1994年,重庆承办了第二届西南地区话剧节。这次展演显示出了部分戏剧工作者探求戏剧生存之路的不懈努力。

在1992年9月5日结束的“全国戏剧小品比赛”上,重庆曲艺团的凌宗魁创作并参加演出的话剧小品《打针》、《无处可投》获创作和表演三等奖,编剧优秀奖。《打针》夸张手法奇妙,喜剧效果好。《无处可投》选材新、寓意深。凌宗魁集编、导、演于一身,曾创作小品《爸爸妈妈别这样》、《会议在进行》、《棒棒鸡》、《王老三卖桃》等作品,并相继出版了《凌宗魁谐剧精选》、《天府美声》等磁带。

歌舞剧方面,1994年重庆市歌舞团推出了解放以来重庆第一部自编自导的大型舞剧《三峡情祭》(编剧、总编导宁永忠)。《三峡情祭》把三峡地区的民风民俗融为一体,以春夏秋冬四季为主线,通过拉纤、祭江、哭嫁、搏浪、悬棺等独特的舞蹈语言,讲述了一个撼人心魄、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作品展示了川江人民闯三峡、战恶浪、斗险滩的宏伟场面,反映了他们渴望改变穷山恶水的愿望和冲出夔门奋进向上的决心。在音乐的处理上,大量采用船工号子、山歌、小曲等巴渝民间音乐素材,全剧气势恢弘,充满了浓郁的三峡风情和巴渝情韵。该剧1995年荣获政府在舞台领域的最高奖――文化部文华新剧目奖、编导奖和男女主角表演奖。

歌剧方面的主要作品有歌剧《火把节》(陆?编剧,金干、杨宝智作曲,获文化部1982―1983年全国优秀剧本奖。此外影响较大的还有重庆市歌剧院推出的四幕歌剧《巫山神女》,剧作以三峡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创作素材,编织了一个浪漫的故事,刻画了巫山神女、船工水旺等一系列形象。剧作以动人的音乐、出色的演唱、恢弘的场面和精致的舞蹈,展示出人类与三峡奇特自然环境进行较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该剧1998年获文华新剧目奖。

第二节 阳晓

阳晓(1943―),重庆市人,曾就读泸州化工学院,生活经历丰富,卖过老荫茶,修理过钟表,因热爱曲艺,师从评书艺术家逯旭初,也因此走上戏剧之路,现为重庆戏剧家协会主席。已发表、上演(拍摄、播放)的主要戏剧作品有方言喜剧《人与人不同》、《麻辣烫》、《信不信由你》、《老树发新枝》等,川剧《渝州盗》、《复国哀》、《攀枝花传奇》,话剧《人、鼠、猫》,电视剧《赤诚》、《魂系天涯路》、《蓝盾、白雾、闪光》等20余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沙洲坪阳晓剧作选》。他曾获文化部“文华剧作奖”、“文华新剧目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级奖,是重庆创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剧作家。

阳晓剧作充分表现出了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1982年市中区曲剧团演出阳晓编剧的滑稽戏《人与人不同》。剧本以市劳模易延梅的事迹为依据,歌颂了在废品收购站工作的一群年轻人,他们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总是不断发展提高的,这就会有丰富的废旧品资源,供人们回收,再利于生产建设,因此,他们在处理恋爱婚姻问题上,不因旁人的讥笑和非议动摇自己对工作的信心。剧作正视现实,批判了社会上残存的把职业分成高低贵贱的封建思想,以及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反映出来的门阀观念。剧作的艺术形式是滑稽戏,具有四川地方特色,剧中人物的语言、唱腔、音乐曲调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与上海滑稽戏风格迥异。细节令人捧腹,且适度得体,谐而不俗。

阳晓是有独创意识的剧作家,他努力革新戏剧,运用西方表现技巧,创作探索性剧作。方言喜剧《信不信由你》(1985年市曲艺团在首届雾季艺术节上演出)、话剧小品《会议室的幽灵》发表于《戏剧与电影》1989年第9期。等剧作表现了剧作家多方面的戏剧探索,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充分调动观众的想象,促进观众的参与和交流。《信不信由你》主要情节是马工程师平时默默无闻而临死才得以“追认”党员,“追分”房子,后来弄清楚马工程师其实并没有死,“追认”的党员,“追分”的房子又统统被撤销。剧作彻底破坏了舞台上的生活幻觉,反复提醒观众这是假的,是在演戏。整场演出,大幕一直敞开着,台上是四副大张着嘴“脸”组成的“景”,意味着那是“炮制英雄”的“说好说歹都是你”的大口;台上四位唱着流行曲调,跳着迪斯科的歌队演员,具有多种功能:或者直接充当剧中角色,这时他们将精巧的面具取至胸前做领结,而当戴上那眼镜式的面具,他们就充当叙述人,或者叙述故事,使情节组合连贯,或者对剧中人进行评价,以此制造出“间离效果”。剧作把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中“间离效果”的手段与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原则相结合,运用夸张、变形、手法,使舞台上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应,把生活中的荒诞展现了出来。多种艺术手法使人物的内心世界得到了充分的立体的展示,郑书记和吹鼓手们给“鬼魂”戴上各种高帽后,竞相从“鬼魂”身上掏摸“名”与“利”的徽章及“功劳”与“成绩”的条幅,使他们的灵魂得到了有力的揭示。当马烽宣读“遗嘱”,发出“请多多关心活着的人,尊重活人的价值”的呼声时,使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会议室的幽灵》则讽刺了开会迷。勤杂工告诉新提升的金会长,总看见已经死去的老会长的幽灵坐在会议室。金会长从不信到看见幽灵,继而回想起老会长死在会议室的情形,那是本会今年的第365次会议,会议由当时是副会长的自己主持,还没宣布会议结束,老会长就倒下了,想到此,金会长突然明白了,赶紧大着胆子走进会议室宣布会议结束,而且是永远地结束了,果然,幽灵离开了会议室。剧本构思巧妙,情节既荒诞又合情合理。

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许多文学艺术家纷纷把目光投向这里,面对着将被淹没在滔滔江水之下,人们曾经纵情歌舞的舞台,加之三峡本身极富特色的人文和地理环境为艺术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使重庆剧坛形成了三峡题材创作热,并打造出了有全国影响的精品。三峡工程是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也是世界上水库移民最多的移民工程,广大库区人民识大体顾大局,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阳晓也以剧作《沙洲坪》表现了这个重大题材。

无场次话剧《沙洲坪》是一部反映三峡百万大移民的剧作。作品通过对生活在三峡地区巫山县的一个普通小村镇的描述,透视出移民们在大搬迁中的种种复杂心态。故事发生在三峡库区一个普通小村镇――沙洲坪,三峡工程动工在即,沙洲坪将永没江底,沙洲坪人也将离开这块祖祖辈辈用心血汗水浇灌的丰饶热土,这引起了全村阵阵躁动和不安。村长望西陵为移民工作身受种种辛劳和委屈,却得不到父亲“老天牌”的理解。对土地的热切依恋和对旧秩序被打乱的强烈不满,使老人始与儿子矛盾,继与老友“神仙幺公”反目。而以申立新为代表的年青一代却为大移民给家乡所带来的必然巨变而欢欣鼓舞,决心紧抓机遇“换个活法”,努力开创沙洲坪人崭新的未来。这时,重病垂危的喜鹊也回到了阔别的故土,准备把即将成为孤儿的傻儿子托付给孩子的父亲――村长望西陵,引起“老天牌”勃然大怒。沙洲坪人历经心灵的搏击、艰难的抉择,最后毅然以“为大家、舍小家、建新家”的博大胸怀举村迁向高处。他们在举行过古朴隆重的“祭地母”仪式之后,告别故土,走向新家园……全剧通过三峡地区一个普通小城镇――沙洲坪和它负载的沙洲坪人,描写了移民们由于大搬迁所引发的种种复杂心态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阳晓剧作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关注当代现实生活,表现时代生活中的重要课题,展现了对现实生活的洞察和批判能力。他以严肃的态度追求社会整体的发展与改造,试图用艺术的手段为改造社会、推动时代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虽然对现实关注的结果和层次并不能一概而论,但这种可贵的努力既有现实的原因,即中国社会需要大规模的、彻底的改造,需要摆脱长期以来封建主义的旧体制,选择更有活力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又始终流露出了剧作家未曾忘怀的社会责任感。其次是世俗性平民性特征。阳晓所刻画的人物多是普通人,并且专注于他们的普通日常生活,因此总能给观众留下平易可感的印象,富有人情味。再次是喜剧性。阳晓擅长以一种幽默诙谐的方式表现严肃而深刻的主题,挖掘事物内在的矛盾,揭示其中的荒诞性。《信不信由你》第五场“鬼魂”出场时,马烽扮成父亲的模样进入空相框内,充当遗像,并从镜框内伸出手脚来,偷换桌上的悼词,由此使郑书记念悼词读出了“高山青、涧水蓝”,收到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另外,阳晓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从中国传统戏剧和西方戏剧理论和实践中吸取营养。

第三节 方言电视剧

重庆电视剧的创作和拍摄始于80年代。1983年重庆电视台的张鲁、陈俊中、何为、潘小扬共同组建“重庆电视台青年摄制组”,创作出了多部电视剧《山那边是海》、《昨天,昨天的故事》、《巴桑和她的弟妹们》、《天地之间》、《特殊案件》、《南行记》、《嘉陵江边的小屋》、《车流》等。其中成就最大的编剧是1998年被评为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家的张鲁。张鲁(1952―),重庆武隆人。1969年下乡插队,1982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重庆电视台工作。现为国家一级编剧,创作作品多次获奖,1997年入选中国文联首届“中国德艺双馨”中青年艺术人才。电视连续剧《昨天,昨天的故事》(编剧张鲁,导演潘小扬、陈俊中)反映了三代地质工作者的生活和精神,第一代地质学家韩无成抗战时期只能卖烧饼,第二代地质工作者肖啸生已为革命捐躯,重担落在了第三代肖玉琪这一代人身上,可她却感到自我追求的失落,生活给予自己的太少,祖国给予自己的太少,想要离开地质队。祖国的需要和自我的需要产生了尖锐冲突,最后在另一个年轻人柳迎春的质问中,她重新唤起了对祖国的感情。

此外重庆电视台还拍摄了《杨?公》、《大进攻序曲》、《新华方面军》等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六集电视连续剧《杨?公》再现了大革命时期四川党的卓越领导人杨?公的光辉形象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杨?公被捕后面对酷刑和死亡毫不动摇,悲壮地献出了29岁的年轻生命。

重庆电视剧开始真正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是一系列方言电视剧的创作、拍摄和播出。“方言剧”的概念比较宽泛,新时期以来,随着“越有地方性,就越有世界性”这一艺术经验逐渐成为共识,地域文化特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出现了不少具有浓郁巴渝文化特色的戏剧影视作品。重庆电视台自1982年开拍第一部方言剧《人与人不同》后,18年来该台集中人力、物力,成功拍摄了《凌汤圆》、《傻儿师长》、《山城棒棒军》、《方脑壳》、《空了吹》等10多部深受观众喜爱的方言剧,其中《傻儿师长》、《山城棒棒军》等片还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电视剧《凌汤圆》由刘德益等人创作。刘德益11岁入川剧团学艺,1957年考入重庆川剧艺术学校,20世纪80年代开始电视剧创作。为了创作《凌汤圆》,作者查询了大量重庆工商历史资料,拜访当年工商界的老人。《凌汤圆》的创作,善于通过准确、生动、有趣的方言和歇后语来塑造人物,以幽默机趣来刻画那时的蜀人心态,并且把川剧结合运用,使作品呈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开创了中国戏剧创作的新局面。1992年,刘德益等又创作演出了电视连续剧《傻儿师长》。剧作展现了傻儿师长在抗战前后的传奇经历,社会生活广阔,人物众多,行走在达官贵人和三教九流中的傻儿师长在“傻痴”中又大智若愚,机智幽默地化险为夷,加之个性化的方言俚语和真实生动的细节,使傻儿师长这个形象血肉丰满,呼之欲出。剧作充满乡土气息,具有浓郁质朴的四川地方色彩,多角度融合了四川歌谣、川剧艺术、四川民俗等,风格质朴、明快、刚烈,幽默。《傻儿师长》1993年在北京第二届国产优秀音像制品“双向奖”颁奖大会上,获连续剧一等奖,同时获优秀编剧、优秀导演、优秀男演员三项单项奖。

四川方言电视剧历史题材的成功,促使剧作家实现向现实题材的跨越,1996年重庆电视台拍摄播出了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山城棒棒军》(编剧王逸虹),语言上一如四川方言的机智、幽默、犀利、生动。王逸虹(1950―),重庆江津人。1970年7月参加工作,1990年7月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研究生毕业,获文学(艺术)硕士学位。国家一级编剧职称。曾任重庆市文化局创作室主任、重庆市文化局影视艺术中心主任。现任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山城棒棒军》讲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数十万山乡农民手持一根一米长的竹棒,棒子上系着两根尼龙绳,涌进山城,沿街揽活。由于重庆的特殊地形,整个城区依山而建,出门就是爬坡上坎,搬运东西成为难题,他们就成了重庆街头的临时搬运工,城里人只须付出两三元钱就可避免爬坡负重之累。这支“棒棒军”构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打工阶层”,栖居在陋室棚舍,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作品主要塑造了梅老坎、毛子等“棒棒”形象。精明的梅老坎有一个“嘴脸影响市容”的堂客,接连给他生下了3个女儿,为了养家糊口,让三个女儿进学堂念书,便到重庆当了“棒棒军”;憨实的蛮牛与于芳青梅竹马,于芳当了小工厂的厂长,蛮牛自视与于芳之间的差距而疏远她;30还未娶亲的老小伙毛子当棒棒的唯一目的就是挣钱娶媳妇,却单恋上了舞女王家英,吃尽苦头依然乐此不疲;赵嘉陵夫妇进城想在火锅店帮工假冒兄妹,赵权且当棒棒,生怕自己的老婆与店主巴倒烫产生恋情,巴倒烫果然爱上了赵妻,一时间,一连串的喜剧冲突爆发了。没有豪华的场景和深刻的经济改革活动,但却又实实在在地反映了普通老百姓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涌动和变化。剧作生动地展现了农民搬运工――棒棒军,在城市打工的酸甜苦辣,表现了他们自食其力求生存和发展的艰辛。剧中人物形象鲜明,如憨厚的毛子、刁横的胖妹、老练的梅老坎,由此塑造了独具特色的群体形象。剧中表现了市民对“棒棒”的嘲弄和歧视,折射出城里人的丑陋的一面:孟小渝受雇扛花瓶,雇主反诬他损坏花瓶企图敲诈;毛子费尽力气把货物抬上高楼,主人却溜走不付工钱。相反,“棒棒”之间以及他们对城里人却不乏关照、帮助和友善。但对这一阶层人物的内心世界,挖掘不够,较多停留在对人物外在形象的描述上,并用夸张的胖与瘦等形体表演来换取笑声。

重庆电视台拍摄的这几部热播的方言剧,主要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方言剧中运用了生动活泼的俚语、谚语、歇后语等四川方言反映市井生活,塑造普通市民形象,这是方言剧最鲜明的特色。方言本身就具备丰富的娱乐喜剧素材,具有亲和力,特别适应包括本土观众在内的大众的思维方式和欣赏习惯。另外在人口众多,区域广大的方言区内,人们虽然讲同一种方言,但区域内不同地方又有各自不同的土话,方言戏剧往往利用这些土话来增加作品的喜剧气氛和地方色彩,并且善于联系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富有生活气息,也由此体现了浓郁的巴蜀文化色彩。

方言剧的资源渠道和取材都本土化,因此对四川乡风民俗的生动展示是方言剧的又一特色。风俗是一定区域的人们世代相传约定俗成的习惯,承载着丰富的地方现实和历史文化信息。既反映着人们生存的现状,又反映出历史的延续性和纵深感。重庆独具特色的婚丧嫁娶的仪式、大街小巷高低错落的建筑、变化万千以辣为主的饮食等在方言剧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风俗总是与人情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千百年来人们共同遵守的习惯,风俗对人们的性格特征以及生存状态产生了极大影响,对风俗的表现使剧中人物活动的舞台更具有了跨越时空的历史感。

平民性的追求是四川方言剧的第三个特色。方言剧中的人物形象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反英雄,而是充满世俗欲望和情感需求的市井小民、普通百姓。即便是地方历史名流,如凌汤圆、傻儿师长,他们的是非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是市民化的,往往依靠个人的智慧和才能来解决问题,充满了市民的机智、狡黠甚至刁钻。剧作家不是以知识精英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来批判和挑剔这种平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情趣,而是带着理解和同情去表现他们的人生态度和感情,表现出了一种入世近俗的人生态度和以俗为雅的文化趣味。

方言剧本质上表达的是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和对家乡的一种认同。重庆是西南地区的大城市,虽然近现代以来随着市井社会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活跃,市民文化发达,但仍具有浓厚的乡土文化色彩,方言剧表现了乡土文化和市民文化的交融和冲突,但对这两种文化缺少更具超越性的反思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