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春芝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诗句形象地说明，做一个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最终被后世认定为英雄的人物实在不易。
根据1994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统计，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2270年中，经过权威专家们层层筛选，有幸记载在这本国家级的历史卷中的人物只有区区633人，而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
曾国藩生于辛亥革命发生前100年，即清王朝开始衰落的1811年（嘉庆十六年），1872年（同治十一年）去世，他为后人留下《曾国藩全集》30册共1500余万言。
晚清史上的曾国藩是一个复杂的人物。
除了道德修养、修辞文章等方面曾国藩有出色表现外，他一生主要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是创建湘军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二是率先创办洋务被誉为“洋务运动之父”。
对于清王朝而言，他因此尤其是因为成功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得到推崇与赞许，被称为“中兴名臣”，死后谥号“文正”。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在世时就很“享大名”。其门生故吏甚至视他为圣人加以顶礼膜拜。
后世也有人称，古人认为人生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三者兼备很难，而曾国藩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少数能兼备的人物之一。
甚至有人把他排在孔子、朱熹之后，认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三块里程碑。
青年毛泽东曾经评论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蒋介石则一生推崇曾国藩。曾国藩的文治武功给了蒋介石终身无法磨灭的印象。因此，他不仅自身以曾国藩为效仿的榜样，而且教育子弟、部属和学生以曾国藩为做人的楷模。
然而，另一方面，曾国藩在世时就曾先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遭人唾骂；后因处理天津教案中表现妥协被时人批得体无完肤。
在他去世30多年后发生的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对他的批判更甚：因为他维护清王朝而对他口诛笔伐，称其为“汉奸”、“刽子手”、“卖国贼”。孙中山先生就曾痛骂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以汉攻汉”的汉奸行为，“廉耻道丧，莫此为甚”。
抗日战争后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范文澜先生在其《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书中指责“曾国藩是封建中国数千年尤其是两宋以下封建统治阶级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体现者，又是鸦片战争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们的‘安内攘外’路线的第一个大师”。
总之，对于曾国藩的评论正如民国时期著名学者章太炎所言：“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从寒门子弟到位极人臣
曾国藩（1811—1872），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都（乡）白杨坪人。出身寒门，耕读之家。乳名宽一。名子城，字居武，号涤生。后改名国藩。
23岁（1833年）中秀才。
24岁（1834年）肄业于岳麓书院，中举人。
28岁（1838年）会试中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改名国藩。
30～42岁（1840～1852年）“十年京官”。30岁（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七品）；37岁（1847年）升内阁学士（从二品），给其弟信：“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39岁（1849年）起先后任礼、兵、工、刑、吏五部侍郎（正二品），确是“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42岁（1852年8月）充任江西乡试主考官，行抵安徽接母丧讣闻，由九江登舟回籍奔丧。年末在巡抚张亮基和好友郭嵩焘劝说下，征得父亲同意，移孝作忠，墨出山帮办湖南团练。
43岁（1853年）以罗泽南千名湘勇为基础，仿戚继光成法编练，并改革军制，于是与八旗、绿营有别的一支近代军队雏形——湘军产生。次年开始率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
50岁（1860年）因率领湘军连挫太平军有功，6月署两江总督。8月实授，加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51岁（1861年）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上台秉政。奉旨督办苏、皖、浙、赣四省军务，为东南王。
54岁（1864年）克天京。被授一等毅勇侯爵（清代以文人封武侯第一人），太子太保衔。此时湘军30万人（一说20万人），其中嫡系7万人。为免“拥军自重”惹祸，主动裁撤湘军。
58岁（1868年）授武英殿大学士（正一品），调任直隶总督。
60岁（1870）处理天津教案“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调回两江总督任上。
62岁（1872年）逝于两江总督府。谥号“文正”（在清王朝统治的268年中大臣谥号“文正”者共八人）。
创建湘军与创办洋务
1.创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1851年1月11日，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后，太平军势如破竹，八旗、绿营兵望风披靡。两年后的1853年3月19日，太平天国攻破南京，定都天京，建立起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咸丰帝不得不下令长江流域地方在籍官员举办团练以解燃眉之急。
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早已腐败不堪，“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根本无力担负剿灭太平天国的重任。而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则“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旁观，哆口而微笑”。探其原由，则缘于兵为国有，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为彻底改变清军“胜则相忌，败不相救”的弊端，曾国藩决心变革军制，变“兵为国有”为“兵为将有”。为此，就须亲自练就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的只听命于自己的“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酒杯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誓不相弃之死党”的军队，并亲自统率这支新型的军队扑灭太平天国，以挽救清王朝即将覆灭的命运。
（1）建军战略思想——原籍招募，强调“忠义”
1853年，曾国藩以罗泽南千名湘勇为基础，仿戚继光成法编练。1854年2月湘军正式成军。
曾国藩建军思想的一个特色，就是以孔孟的“忠义”为建军的宗旨，目的就是为了使湘军效忠朝廷，忠于他自己。
一是在湘军的建制上实行厚饷和层层招募制。绿营士兵每人月银1～1.5两，不足吃饭，靠做生意养家。湘军士兵每人月银6两，营官260两，统领400～650两。官兵各级一律招募而来。从主帅—统领—营官—哨官—士卒，层层自选。这样，各级官兵感上级长官挑选之私恩，于是层层效忠，“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由此形成一种私属性质的上下级关系，军队遂成为主帅之私家军。
二是在选拔官兵的标准上强调“忠义血性”。将领主要由绅士、文生充任，要求“才堪治民”、“不怕死”、“不急急名利”、“耐受辛苦”；招募士兵则“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而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由此从官兵来源成分上把好对“忠义”要求的第一关。
三是采用原籍招募的办法。由于地域观念和同乡感情有利于加强内部团结，湘军一般在湖南长沙、宝庆二府募兵，尤以湘乡最多。所以，湘军将领之间、官兵之间、士兵之间非同窗好友，即同乡亲戚，一举变绿营中“卒与卒不相习，将与将不相和”为对上级“忠”，对亲友“义”，由此强化了军队内部的凝聚力，奠定了“忠义”的根基。
（2）治军战略思想——“礼、诚”为根本，“勤、恕、廉、明”为要义，训练为日课
史家认为曾国藩治军思想亦颇具特色。
一是以“礼”和“诚”为治军之本。“礼”，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曾国藩治军的理论是：“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诚”，则是礼之可居之处，是维系国家和民族命运之纽带。他甚至将“诚”发挥到极致，上升到“血诚”，要求对朝廷、对上级绝对“忠信”。
二是以“勤、恕、廉、明”为具体要义，要求各级将领做到此四字，“缺一不可”。
“勤”即“勤以治事”，就是要求各级将领做事勤快，力戒懒散作风。
“恕”即“恕以待人”，就是要求各级将领对待下属要宽容，讲求“仁”、“礼”，以笼络人心。
“廉”即“廉以服众”，就是要求各级将领廉洁自律，改变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等腐败现象。
“明”即“明以应务”，就是要求统兵将领既有远见卓识，又须熟悉营务，决策高明办事精明。
此四字结合，大大地提高了湘军将领的军事素质。
三是以兵勇训练为日课。曾国藩建军初始就十分重视兵勇训练。其中，“训”侧重政治与思想方面，包括纪律教育和封建伦理教育；“练”侧重军事与技艺方面，主要为上操、演习武艺阵法、巡逻放哨、点名签到等。湘军兵勇的训与练均为日课，尤其新勇训练更紧。曾国藩常常亲自给兵勇训话，自称“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苦口滴杜鹃之血”。曾国藩对于湘军官兵严格要求是湘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最终能够战胜太平军的重要原因之一。
（3）军事战略规划——“争夺上游节节进击”，“剪除枝叶并捣老巢”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为确保天京的安全，派出军队西征，至1856年5月先后夺取长江中游武汉、九江、安庆三座军事重镇，建立安徽、湖北、江西根据地。军事上达到鼎盛时期。
为了尽快彻底地摧垮太平天国，曾国藩精心制定了周密的军事战略规划。
一是“争夺上游，节节进击”。早在湘军正式成军之前的1854年1月，曾国藩就向朝廷提出要与太平天国“争上游，争要地，由上而下，节节进击”的战略方针。并在湘军建成后立即付诸实施。
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闹分裂，发生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事件，形势急转直下。湘军乘虚而入，至1858年5月先后攻占武昌、九江，夺取了太平天国湖北、江西根据地，随即四路出兵进攻安徽。
二是“剪除枝叶，并捣老巢”。1859年11月，曾国藩又提出“剪除枝叶，并捣老巢”的战略方针。目标首先锁定安庆，其次攻破天京周边地区并合围天京，最后攻占天京。
在上游的武昌、九江相继失陷后，安庆就成为天京西部唯一的屏藩。其对于太平天国的重要性正如洪仁言：“安庆一日无恙，天京一日无险。”“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
曾国藩深知“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十分清楚：“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
因此，双方都倾全力争夺此战略要地。
由于曾国藩对安庆死咬不放，至1861年9月5日终于实现攻克安庆的目的。
安庆被攻克后，曾国藩立即移驻安庆坐镇指挥，部署兵分三路：曾国荃围攻天京；李鸿章赴上海，由东向西，夺取苏南；左宗棠由南向北，攻取浙江。李、左二人负责“剪除枝叶”扫清外围，以助曾国荃“拔其根本”之功。整个战略布局宏大、缜密，环环相扣，形成对天京的战略包围圈。
至1864年5月，太平天国苏、浙根据地全部丧失，天京遂成为一座孤城。7月，曾国荃发起攻击，天京城顷刻陷落。所以，毛泽东称，收拾洪杨一役，无人能比曾国藩更为完满。
2.创办洋务为“洋务运动之父”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战败的清王朝被迫与英国等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国门被打开。1856年，正当清王朝倾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起，不堪一击的清王朝再次以割地赔款开埠的屈辱代价换得苟延残喘。有识之士震惊于“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倘若再不思变革，就真的国将不国了。曾国藩决心以夷为师来挽救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焦头烂额的清王朝。
（1）洋务思想——“师夷智以图自强”
1862年曾国藩同幕僚宾友谈话：“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弹、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这段话包含整顿吏治与兴办军工两个方面，是曾国藩针对外国侵略的具体对策。表明他的洋务思想即“师夷智以图自强”。
中西文化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文化，而西方文化的本质则首推器物技艺。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知名理学家，却能够成为引进西方科技的带头人、洋务运动的开创者，史家认为其原因有两点：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具有的特性——开放进取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能够吸收其他学派的长处，不断完善自己。比如理学就是儒学在吸收佛教禅宗的思想与做法后，不断发展而形成的。可见儒学虽有封闭保守性，但也不乏开放进取性。所以到了近代，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体系之入侵，一些传统士大夫亦能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对策，与之抗衡。
二是曾国藩自身的特性——学者型政治家。作为学者型的政治家，他学习一切学问的目的都是为了用以解决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所以他虽为知名理学家，治学却并无门户之见。对一切有用的知识、学问，他都主张全盘接受，融会贯通，应时切要，择长而用。对于西学亦如此。西方坚船利炮的先进性给曾国藩以深刻的印象，促使他决心师夷长技以自强。
（2）洋务业绩——创办近代企业，首派留学生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是中国由闭关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近代的里程碑。曾国藩则是洋务运动的开创者，是最早把“师夷智以图自强”从书本、口头化为实践的先驱。
一是创办近代企业。
1861年9月攻占安庆后，曾国藩即建成中国近代第一个军械所——安庆内军械所。该所“全用汉人，未雇洋匠”，利用手工操作，开始仿制新式枪炮、子弹、火药。这是洋务派仿造西式船炮的开端，是洋务运动起步的标志。1865年造出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木壳火轮船“黄鹄”号，船长16.52米，重25吨，顺流时速14千米，逆水时速8千米，是中国自造的当时最先进的轮船。
1863年曾国藩派容闳赴美国采购“制器之器”。1865年曾国藩会同李鸿章在上海虹口区创办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机器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春，容闳将从朴得南公司购到机器百余种悉数运抵上海，曾国藩将其解归江南制造总局。因原场地狭小，在曾国藩的大力支持和运作下，在城南高昌庙购地4.7余公顷兴建新厂。新厂规模宏大，设备齐全，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由此成为中国第一家大型的近代化工业基地，迈出中国钢铁工业的第一步。
1868年8月，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艘真正的近代化火轮船“恬吉”号完工。该船长62米，宽9米，载重300余吨，逆水时速35千米，顺水时速60千米。至1871年该局已造出轮船四艘，第五艘也即将竣工，约合一年造成一艘。
为了真正把洋人的技术学到手，曾国藩又采纳容闳的建议：在制造局之下附设一兵工学堂，招收中国青年入学学习机械工程的理论与实践，培养各种工程师人才。此外，还在局内设立翻译馆，专译有关制造机械船炮的西书，并大量刊印，广为散布。“泰西（西方）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
二是首派赴美留学生。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急需更多的科技人才。1868年《中美续增条约》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提供了条约依据。1870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曾国藩、李鸿章转达容闳提出的尝试选派学生赴美留学设想。得曾国藩、李鸿章的赞同，随即曾、李数次联衔入奏，得朝廷批准。其中1871年8月上呈的由曾国藩拟定、李鸿章会衔的《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折》对派遣留学生的意义、可能性、经费、办法等作了全面陈述。
虽然1872年初，曾国藩去世，但第一批留美学生30人，仍于是年夏由容闳、陈兰彬等率领启程赴美。至1875年，先后四批总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
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加上美国掀起排华逆流，清廷于1881年下令分批撤回留学生，使第一次派遣赴美留学事件半途而废。
幼童赴美留学虽然中途终止，但5～9年的留学生涯还是有一定成效的，其中有两名取得学士学位。他们回国后大多成为外交、海军、航运、电报、铁路及其他科技工程的骨干力量。其中不乏一些出类拔萃的外交家、教育家、科技专家。如举世闻名的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学士），著名采矿工程师邝荣光，著名教育家、曾任清华学堂校长的唐国安，做过袁世凯国务总理的唐绍仪等。
更重要的是，曾国藩开留学风气之先。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到海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由此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科技、教育近代化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正如容闳所说：“故文正种其因，虽未获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
曾国藩兴办洋务的业绩不能与李鸿章相比，在抵抗外来侵略上更无法与左宗棠相比，然而中国由闭关自守转向对外开放，在开风气之先上，其地位无人可以取代。经他之手，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其功不可没。所以人称曾国藩是“洋务运动之父”，中国近代化之父。
封建社会“末世英雄”
曾国藩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要成就“内圣外王之业”，做“天地之完人”，并为实现这宏伟理想付出了一生的努力。
1.政治抱负——治国平天下
曾国藩本是湖南湘乡偏僻山区一家道殷实的寒门子弟。由于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祖、父两辈期望，曾国藩青年时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
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在任京官期间，他就多次上疏提出变革措施，如《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以及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以至险遭不测；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看到八旗、绿营不堪一击，便怀着“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创建新型军队，消灭太平军以挽救清王朝；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埠，他又率先创办洋务以图自强。
总之，他一生的政治抱负就是效忠朝廷，建功立业，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2.政治才干——知人之明，重视民心，拒绝称帝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完成创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创办洋务开洋务运动之先河这两大历史重任，并在位极人臣之后还能够得以善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具备杰出的政治才干。
（1）具有“知人之明”
《清史稿·曾国藩传》：曾国藩“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
曾国藩认为，清王朝腐败没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才匮乏，必须举天下之人才汇于一，方可平天下兴国家。他在做京官时期就提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创建湘军和创办洋务时，他都是把培养人才、善用人才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
首先，重视育人。主张“勤教严绳”陶熔造就。
曾国藩认为人才中大才乃天然生成，非培养而成；中等以下人才则可通过培养教育造就出来。所以他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教育。他的幕府实际上有两大功能，一则治事，一则育人。所以其幕府不似军营，反倒略似私塾。他与幕僚之间犹如严师教弟子，馆师课蒙童。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是：读书、历练、言传身教。
他在专为幕僚拟定的条令中就规定，凡入其幕府者，必于军、政、饷、文四事中精习一事，并结合实际进行学习，增长才干。同时，他还利用茶余饭后之隙谈古论今，向幕僚传授自己的读书心得和实践经验。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他也通过书信和批札进行培养教育。
其次，善于用人。主张“广取慎用”。
广取——取之欲广。凡具一技之长者即广为延揽，多多益善，唯恐遗漏。
曾国藩一向爱才如命，求贤若渴。尤其做了总督后，更是如此。行军打仗，每到一地必广为访察：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至，收为己用；闻有德才并称者，更是不惜重金，驰书礼聘；若有不明去向者，则具折奏请，请求各省督抚代为查明，护送来营。
慎用——用之欲慎，使用时小心谨慎，务必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据说每逢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一一观察：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钱粮；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经过较长时间观察使用，感到了解透彻，确有把握时再根据各人才能和功绩，奏保官职，委以地方之责。
经过多年努力，曾国藩培养出来的“疆臣阃帅几遍海内”。据不完全统计，湘军将领幕客中先后充任总督者有13人，巡抚13人，布政使和按察使20人，道员22人，知府15人，提督24人。
（2）注意争取民心
曾国藩认为民心向背对于战争胜负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军纪对于民心的向背具有重要影响。太平军由于军纪严明，所到之处，深受百姓拥戴。为与太平军争夺民心，湘军初建时，曾国藩也十分重视湘军军纪，经常对士兵讲“不扰百姓”、“秋毫无犯”，还亲自编写《爱民歌》教士兵传唱。
当然，由于湘军本质上是地主阶级的武装，其阶级局限性不可避免地也烧杀抢劫，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所以《爱民歌》只能是表面文章。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之初，为争取人心，亲自撰写《讨粤匪檄》，煽动民众对太平天国之仇恨。说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册，一旦扫地以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旁观，不思一为之所也”。檄文抓住尊孔、儒学问题大做文章，影响极大。大批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因此投入到曾国藩幕府和湘军。
（3）拒绝背清自为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曾国藩创建的湘军迅速崛起，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当时人言：三千里长江上下，无一不挂曾字旗。这是清开国以来从未有之事。因此，自咸丰皇帝至慈禧太后虽然先后授予曾国藩大权以利用他扑灭太平天国烈火，然而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戒心始终存在。此并非庸人自扰。事实上，当时确有不少湘军高级将领和幕僚（包括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王凯运等）都曾劝曾国藩背清自为，另建帝业。
曾国藩深知朝廷最不放心的是自己手中的30万（一说20万）军队。湘军本不是国家经制之军，而是应急之师。现在一则太平天国已平，二则湘军已十分腐败，失去战斗力了。于是，他决定裁撤湘军。上奏后，朝廷很快批准，到1865年除了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湘军得以保留，其余基本裁撤殆尽。
史家认为曾国藩不敢反清自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上与其所受的忠君爱国教育有关。曾国藩的儒学根底很深，忠君报国思想根深蒂固。他起兵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保卫名教，维护清王朝。他追求的是做一个中兴名臣，封侯拜相，光宗耀祖，绝无非分之想。
客观上曾国藩也不具备称帝的条件。因为曾国藩的军事实力实际上很有限。当时虽然清政府江南大营被歼，但尚有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强大的骑兵队伍驻扎河南中原腹地，虎视东南；而镇压了太平军之后的曾氏嫡系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湘淮将帅不可能联合反满，就是左宗棠、李鸿章等也未必真的愿意臣服曾国藩；并且广大湘军官兵当年是因曾国藩以保卫名教和忠君保国相号召而集结的，假如曾国藩背清称帝势必丧失人心众叛亲离。可见，一旦曾国藩真的举起反清大旗，局面必是为曾氏夺皇位者不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少。再则，以英国为首的外国在华势力也未必会承认曾国藩。
总之，根深蒂固的忠君报国思想和背清称帝条件的不具备，促使曾国藩最终选择自剪羽翼，继续走做大清王朝的忠臣之路，这正是曾国藩的高明所在。如果他头脑发热，贸然称帝，其后果必将落得个身败名裂的悲惨下场。曾国藩拒绝称帝，不仅有利于他个人保持“中兴名臣”的美誉得以善终，而且客观上避免内战再起，有利于中国的统一，是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件好事。
3.曾国藩的悲剧——生不逢时
曾国藩对英雄的看法：“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他从青年时代就有建“内圣外王之业”，做“天地之完人”的英雄志向。倘若生于清王朝繁荣辉煌的康乾盛世，以他的心智才干，或许可以做一个千古流芳的“创业垂统”之“盛世英雄”；然而却不幸生于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道咸乱世。因此，他别无选择，只能以“心力劳苦扶危救难”为己任，做一个“末世英雄”。
所以，曾国藩的悲剧首先在于他生不逢时。他忍辱负重，殚精竭虑，极力维护的伦理纲纪是一种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效命终生的清王朝是一个对内残酷压迫对外软弱妥协的腐败政府，他的奋斗目标与历史发展方向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他更未意识到，他为镇压太平天国改革军制“兵为将有”却促使封建国家机器从根本上动摇；他为挽救大清朝创建机器工业、派遣留学生等却从根基上挖了清王朝的墙角……总之，他所做的一切本想加固封建王朝的大厦，其结果却是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曾国藩的悲剧还在于他在生前就已经看到清王朝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1861年11月，那拉氏和奕成功发动政变执掌大权。其时，曾国藩曾满怀希望地提出“师夷智以图自强”的口号，并身体力行率先开办一系列洋务，希望以此挽救日渐没落的清王朝。然而，清王朝的无可救药却无情地粉碎了他的希望。
1867年7月他与心腹幕僚赵烈文对话谈及北京“气象甚恶”时担忧“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答：“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势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国藩沉默良久，提出清廷南迁，意思是效仿晋、宋南北分治。赵烈文说，清朝“国初创业太易，杀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曾国藩闻此言如五雷灌顶无言以对，默然良久方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古代宗庙里放神主的石室——引者）之陨。”
没多久，曾国藩又觉得凭着那拉氏的“威断”和奕的“聪颖”或许能够使朝廷振作起来，不致发生“抽心一烂”、“根本颠仆”的情况。为此又多次与赵烈文争论。
直到1868年末曾国藩进京陛见，亲自与那拉氏对话，并和各军机大臣会面，方才接受赵烈文对时局的判断。离京返回保定后两人见面的当晚，曾国藩就迫不及待地向他倾诉自己的悲观心情：“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祥）、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总之，清王朝“抽心一烂”不可避免，再没有复兴的希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一天天地走向死亡。1872年3月12日（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心情抑郁，双眼几乎失明，身心憔悴的曾国藩怀着对清王朝的无限眷恋和补天无术的万般无奈走完了他“末世英雄”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