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转科
社会心理是文学艺术的基础。把握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是欣赏文学和影视的重要方法。巴金、冰心等人新时期的散文奏出了新时期文学激昂动人的主旋律。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王朔的痞子小说势大力沉，占据了巨大的文化市场。谢晋、张艺谋、冯小刚是成就最大的三个导演。
社会心理与文学艺术
社会心理是文学艺术的基础，要真正理解欣赏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必须把握这个时代的社会心理。
朦胧诗所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现的信仰危机和怀疑情绪。所有时代的朦胧诗、朦胧文，产生的原因之一，便是有些话不能直接说明，因此便采用了朦胧的语言。例如北岛的《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
这首诗的关键文字是“我不相信”。不相信什么？不相信当时报刊上的宣传。这在当时是非常犯忌的。电视连续剧《雪城》的主题歌这样唱道：
天上一个太阳，
水中一个月亮，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哪个更高，哪个更亮。
山上一棵小树，
山下一棵大树，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哪个更高，哪个更大。
……
这首歌词的关键语言是“我不知道”。这可以理解为爱情生活中的迷茫，面临爱情抉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可理解为政治思想领域里的困惑。在政治生活领域，我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顾城最后沦为杀人犯。但他在1979年写的名为《一代人》的一首诗，也有当时时代的色彩：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江河的《星星变奏曲》云：
如果大地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光明，
谁还需要星星，谁还会，
在夜里凝望，
寻找遥远的安慰。
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无论是“文化大革命”前还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群众都实现了高度的思想统一，当时称之为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思想上的高度一统，虽然特殊但却是现实。朦胧诗的出现，明显表现出对主流思想和主流语言的背离。对这种思想危机的解释，有些人认为是“四人帮”的破坏，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恶果。通过拨乱反正便能解决。有一些人则逐渐认识到，主要原因是我党意识形态的不足、陈旧和失误，应当改革我们的意识形态，实现与时俱进，以保证我党思想文化上的先进性。实践证明后一部分人更深刻一些，更先进一些。
“西北风”的心理基础是非理性的冲动。与信仰危机、怀疑情绪同时出现并相伴随的另一种社会心理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或称之为宣泄的心理。反映并表现这种宣泄心理的文艺作品有名为“西北风”风格的流行歌曲，以崔健为代表的摇滚乐和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
典型的“西北风”流行歌曲有三首：
《我苦恋的故乡》（“我的故乡并不美……”）
《黄土高坡》（“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信天游》（“我低头，向山沟……”）
当时演唱这类歌曲的青年歌手为胡月、杭天琪，较后一些有范琳琳、李娜。“西北风”不同于民族唱法，更不同于美声唱法。只有“西北风”这样的曲，这样的词才能起到宣泄作用，使得唱者爱唱，听者爱听，哼者爱哼。这种唱法席卷歌坛，风靡全国。由郭达等人主演的小品《卖大米》则非常形象地表现了当时歌坛的这种状况。
说明宣泄心理存在的还有崔健的摇滚音乐。崔健最著名的一首歌为《一无所有》。其歌词曰：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笑我，
一无所有。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
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
我要抓起你的双手，
你这就跟我走，
这时你的手在颤抖，
这时你的泪在流，
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
你爱我一无所有。
歌名便是此首歌的关键词汇。认定自己物质上、精神上是一无所有，不满和反抗意识跃然“歌”上。歌词表现了信仰危机，而摇滚乐的形式及崔健个人的演唱风格，更能使听众产生共鸣，宣泄感情。《变化》一书记载，1990年1月28日，崔健在工人体育馆参加摇滚音乐会。“体育馆里座无虚席，如同沸水之锅”，“发狂的歌迷点燃打火机和火柴，有的点燃节目单在空中挥舞”，“演唱的确激情四射，压抑、宣泄、挣扎、颓废和激昂相冲撞，绝望和希望相交融，人类所有最强烈的情感全部喷薄而出。……他一边唱一边吹响小号，号声嘹亮，撼人心魄，这一来可真是火上浇油。……现在他的号声一响，万众唱和，不是在唱，而是在吼”。
著名作家谌容也发现了这种非理性的冲动。她在一篇散文中说，中国人活得很累，在家庭中，当父母的累，当儿女的也累。在单位里，当领导不自在，当群众也不自在。于是便有了压抑感，有了宣泄的冲动。
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正好适应了宣泄的需要。“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理想在艺术中得到了实现。
主旋律作品
主旋律作品必须符合“文以载道”的要求，且必须符合时代精神。王朔、冯小刚破坏力绰绰有余，建设理想人物形象方面略显不足。这不足便是与政治的隔膜。金庸的作品只有道德思想之道，缺乏治国富民的政治思想之道。相当多的文学和影视作品虽然在宣传政治思想，但不能与时俱进，他们能继承革命传统，却不能开拓创新，把握时代精神，因而对于充当主旋律，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真正能挑起历史重任的是以巴金、冰心为代表的主旋律派。
巴金新时期的代表作品是《随想录》。被人们称为第一本讲真话的书。巴金是文学界最早独立思考的人之一，《随想录》便是独立思考的结晶。其主要思想有：主张人道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强调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反对“文化大革命”悲剧的重演；反思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倾错误；对双百方针，对歌颂与暴露，对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等重大文艺理论问题都做出了正确的分析。
文学评论家吴泰昌评论说：“巴金的《随想录》再造了一个辉煌。它的文学价值，特别是社会影响，不逊于他早年的《家》、《春》、《秋》，甚至超越了这些作品。……有人认为，《随想录》是一部思想史，而不能简单地作为文学来看，因为这是对思想建设的贡献，是关心祖国命运前途的思考、建议、期望。巴金是用作家的语言表述了这些思想。”
冰心新时期的散文主要有两个内容。1989年那场风波之前，主要反对脑体倒挂，呼吁重视教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方面的文章有《空巢》、《万般皆上品》、《落价》、《无土则如何》、《我请求》、《我感谢》、《我呜咽着重新读完＜国殇＞》。那场风波过后，冰心心中有垒块，便反复强调民心向背的重要性。这样的文章有《谈孟子和民主》（1990.12）、《世纪印象》（1991.6）。在前一篇文章中，冰心写道：“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了权就可以胡作非为，什么民意，都可以不顾了！”在后一篇文章中，冰心写道：“五千年来中国的改朝换代，又何尝不像国旗的升降？一面国旗颓然无力地降下去了，又一面国旗欢然灿烂地升起来了，一切盛衰兴亡都以‘民心’为主宰，古人所谓之‘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也就是‘民心’，所谓之‘得民心者得天下’，说的就是毛主席讲过的事实！”
在主旋律文学中，成就重大的还有韦君宜的《思痛录》。有人讲这是继巴金《随想录》后第二本讲真话的书。杂文家何满子认为共产党员和科级以上干部应当人手一册。韦君宜独立思考的结果为：“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的总爆发。这种“左”倾错误在18世纪五六十年代便逐渐严重起来，在延安时期便产生了它的萌芽。其中重要表现，便是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偏见。
韦退休前的职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是我党的高级干部，原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热血青年。此书不仅有上述一些真知灼见，而且杜鹃啼血，富有真情。她写道：
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
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思索本身是一步步的，写下又非一日，其中深浅自知，自亦不同。更多的理性分析还是留给后人去做吧！至于我本人，至今还不可能完全说透，我的思维方法也缺少讨论这些问题的理论根据和条理性，我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
杨述是韦君宜的爱人，也是党的高级干部。在叙述完杨述含冤去世，韦和泪写道：
我哭，比年轻人失去爱人哭得更厉害，因为这不只是失去一个亲人的悲痛，更可伤痛的是他这一生的经历。为什么我们这时代要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发生得这么多？人们常说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间有一条沟，不能互相了解。我要哭着说：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这些老人，而且是老党员，实际是以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的。实际上我们是在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你能不承认吗？
韦君宜于2002年1月26日去世。冰心于1999年去世。在巴金封笔之后，冰心扛起了文艺界思想界主旋律的大旗。在冰心之后，夏衍、萧乾、陈荒煤、冯牧均有前仆后继的意向和实力，可惜天不假以时日。从20世纪末，21世纪开始，王蒙扛起了主旋律派的旗帜。王蒙新时期的代表作为《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其中有对胡乔木婉转的评价，有对丁玲实事求是的批评。还有对周扬的认识。可以说，王蒙对毛泽东热的解释，对王朔的评价，对文艺作用和双百方针的论述……使他的思想丰富性完全达到了巴金的水平。
除了上述提到的八位以外，主旋律派卓有成效的作家还有张光年，他的著作名为《文坛回春纪事》。还有著名作家从维熙，他的著作名为《走向混沌》。散文家季羡林、柯灵、黄宗江、施蛰存也有好的文章问世。
可惜的是，主旋律作品的社会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新中国成立前，以鲁迅、郭沫若、茅盾为旗帜的文化大军与人民武装并肩作战，业绩辉煌。但在新时期，上述主旋律作品一定程度上处于自在状态。与此同时，信仰危机、思想混乱的状态进一步加剧，金庸因而坐了头把交椅，王朔坐了第二把交椅。
谢晋与张艺谋
新时期初期最时髦的电影导演是谢晋。他连续成功地拍摄了四部电影。它们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人性美与政治倾向的完美统一，是谢晋电影的特色。
谢晋的电影有对过去历史的反思。因此，有人说，看了《天云山传奇》，心中五味杂陈。对《芙蓉镇》这部反思“左”倾危害的作品当时也议论纷纷。谢晋电影的政治倾向，政治教育的性质是非常明显的。谢晋电影是主旋律文学在电影领域的反映，是典型的主旋律电影。但在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那里，便与政治拉开了较长的距离。第五代导演最早的代表作品是陈凯歌的《黄土地》。这部电影能够直面落后，与过去文艺界歌功颂德、虚假宣传形成强烈反差。形式是长镜头，少口头对话，靠电影镜头来表现和叙述，更符合电影艺术的规律。与《黄土地》非常相似的另一部电影是滕文骥导演的《黄水谣》，葛优在其中扮演一个心狠手毒的土匪头子，比真土匪还像。第五代导演成就最大的是张艺谋。因为他在较短时间里接连拍出了几部成功的作品，这就是《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红高粱》对应的社会心理是非理性冲动。《菊豆》、《大红灯笼》对应的社会心理是反封建的思潮。《秋菊打官司》对应的社会心理是民主意识、人权意识的觉醒。张艺谋富有艺术创作的灵气，能体验到一段时期最新鲜的普遍的社会心理，并能找到表现这些心理的艺术形式，因此，得到了国内外的承认，成为继谢晋之后，新时期的第二个大师级的导演。
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王朔的痞子小说
金庸的小说可以说是道德小说，与亨利·菲尔丁、萨克雷的小说具有相同的性质，贯穿的主线是好人有好报。如虚竹、段誉、郭靖、张无忌等皆功德完满。金庸的小说还具有丰富的现代思想，如反对个人崇拜，尊重女性，平等博爱等。金庸的小说不仅故事性强，吸引人，而且建造了一个庞大的武林英雄的谱系，其中有些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小说史上绝无仅有的。如福将段誉、野心家慕荣博、慕荣复父子，伪君子岳不群，处于游戏境界的老顽童周伯通，还有为武术而武术的风波恶。丰富而现代性的思想，高超的艺术手法，再加上高度的娱乐性，使金庸的小说和影视风靡海内外。在金庸的作品中，最具阅读价值的是《天龙八部》。接下来可读性较高的作品是《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和《笑傲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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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小说在大陆的畅销程度可能稍次于金庸的作品。1988年，王朔的四部小说被拍成电影，1988年被称为“王朔电影年”。王朔参与编导的电视连续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创造了电视剧收视率的高峰。由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产生了最早的痞子电影系列。由王朔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产生了最早的一批痞子电视剧。新时期著名的痞子电视剧有《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过把瘾》、《海马歌舞厅》、《在梦升起的地方》等。王朔小说的代表作是《顽主》，米家山导演的电影《顽主》也是最好的痞子电影之一。王朔引起了评论界长期的争论。在否定派中，老愚的语言最有代表性：王朔是一只色彩斑斓的毒蜘蛛。肯定派中，施蛰存用文学发展的历史说明痞子文学是希望文学。王蒙则认为王朔小说的主题是躲避崇高，小说的语言也相当漂亮。笔者受王蒙启发，窃以为王朔作品成功的原因是迎合了人民群众对“假大空”宣传的厌恶心理和对精神娱乐的要求。
冯小刚的痞子电影
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宋崇厌恶王朔，称其为痞子，称其小说为痞子小说。冯小刚是电影界的王朔。冯小刚的作品按宋崇的逻辑便可称为“痞子电影”。实际上可用“民间小说”、“民间影视”来称呼王朔的作品和冯小刚的作品，因为他们的创作长期受到官方的限制和来自官方的压力。这里取“痞子小说”、“痞子电影”的名称，是对王朔与冯小刚的尊重。因为被别人指责为痞子，并不是王朔、冯小刚的耻辱，而是别人的过错。这样的名称体现了历史的真实。
继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作品之后，在中国影坛独领风骚的是冯小刚的电影。谢晋以四部作品，张艺谋以五部作品名重一时，冯小刚则连续拍出了七部成功作品：《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一声叹息》、《大腕》、《手机》、《天下无贼》。《夜宴》是冯小刚的第一次失手。后来拍摄的《集结号》与《非诚勿扰》又恢复了往日的水准。冯小刚作品中的《甲方乙方》可能是新时期最好的电影之一，唯有《黄土地》能与之一争高下。《甲方乙方》首先是部艺术电影，想象电影，其中超绝的想象力动人心魄。其次才是娱乐电影，让观众得到了充分的精神游戏。冯小刚的电影在精神上与王朔的小说完全相同，这就是躲避崇高。正因为如此，使得冯小刚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如同王朔的遭遇一样。笔者认为，冯小刚庸俗的说法纯粹是吹毛求疵。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冯小刚完全可以把矫情的盆子扣在对方头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文章如金玉，到底谁优谁劣，最可靠的标准是人民群众，是历史，而不是少数几个评论家。电影判断的标准也是这样。
冯小刚不仅成功的作品众多，而且建设了一只最富有战斗力的创作队伍。编剧有刘震云，导演是冯小刚自己，演员队伍中有影视界人气最旺的葛优。有人气两旺的傅彪，可惜的是傅彪英年早逝。张国立、英达、刘蓓、徐帆、何冰等大腕作为基本队伍，港台和内地其他明星也轮流参与创作。青年演员张涵宇的成熟，表明冯小刚的创作队伍后继有人。
冯小刚与王朔一样善于炒作自己。作为编剧出身，冯小刚的语言绝对是第一流的。刚出道时，冯小刚有两部电影没有通过审批。冯小刚讲了一个北京警察的故事，发泄不满情绪。说自己骑自行车莫名其妙地被叫停并罚款。询问原因，警察带他到一个很隐蔽的地方看一则交通规则的通告。为了不让他人受治，更为了不让这个警察坑人的勾当得逞，冯小刚豁出了一整天的时间站在距警察不远的上行道上，提醒骑自行车的人不要上这个警察的套。
冯小刚的电影长期得不到一些电影管理和评论官员的承认。冯小刚便讲了一大段话，说自己是中国电影殿外人。冯讲道：中国电影自创业以来，经前三代导演的艰苦奋斗，建造了中国电影这座宝殿。“宫殿”建成以后，一哨人马杀了进来，占领了这座宝殿，并把大门把得很死。他们创立了一种流派，别人要想拍电影，就得按他们的路子拍，但别人要按这个路子拍肯定拍不过他们。这一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有谢飞等人。
接着又有一帮人杀到。他们没走大门，“破窗而入”，自己创立了一种拍法。他们就是第五代导演，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张艺谋、陈凯歌等。以北京电影学院78班为主体的第五代导演同第四代一样，杀入中国电影宝殿后，把窗子关严了，这时，第四、五代导演一起住在宝殿中，也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第六代导演也杀入了这座宝殿。他们即没有走门，也没有走窗户，而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有张元、张扬。
冯小刚的电影能赢得观众的热爱却得不到国家奖项。2002年总算得了百花奖，但无论怎样却得不到金鸡奖。为此，冯小刚比喻说：“我年轻的时候特使劲追一个姑娘，没有追到。现在我老了，再遇到那姑娘，发现她也老了……”
冯小刚非常得意自己的成功，认为自己拍电影为老板挣了很多钱。但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承认，心中很窝火，便与媒体较上了劲。在与报纸连续冲突之后，冯小刚在杨澜主持的访谈节目中发出威胁：如果环境不容忍，便自行销声匿迹。
结论
在新的历史时期，主旋律文学铿锵有力，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作家和一系列优秀的成果。
电视的社会影响超过了电影，成为最重要的艺术形式。
流行歌曲异军突起，经久不衰。其社会影响力仅次于电视。产生了刘欢、毛阿敏等一大批歌星，产生了乔羽、庄奴、张藜等一批优秀的词作者，产生了施光南、王立平、徐沛东、雷蕾等一批优秀的曲作者。
意识形态的改革最为紧迫。以意识形态改革为主，辅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在内的其他社会管理工作，才能消除长期存在的信仰危机和思想混乱现象。
把握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是欣赏文学和影视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