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专诚
孟子与《孟子》
孟子，名孟轲（约公元前390—前305），字子舆，早期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的家乡邹国，春秋时称邾国，至孟子时改称邹国。邹国是小国，与鲁国相邻，后为鲁国吞并。邹国的旧址，就是现在的山东省邹城。孟子年幼时父亲亡故，幸好孟母不同凡响，终于把儿子培养成人。历史上有著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说的是孟母为了给孟子找到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曾经多次迁居。成人后的孟子也特别强调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所起的作用。
孟子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孔子学说。可是，孟子自己说，到他那时，孔子过世已逾百年，想直接从孔门学到些什么，甚至从孔子的一传和再传弟子那里学到些什么，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孟子自称他的学问是私下里向别人学来的，但具体是哪个人，孟子没有明言。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孟子的老师并不是杰出人物，二是孟子并没有过确定的老师。对于孔学的诸多传人，孟子几乎都有了解，但他唯独对曾子（曾参）倍加尊崇，同时他又认为，孔子的孙子子思继承了曾子的思想。所以，孟子的思想最有可能是受到了曾子和子思的思想影响。
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孟子也是积极的求仕者。他也像当年的孔子一样，带领着弟子们周游列国，推行他的以“仁政”为核心的思想学说。孟子的游仕范围不如孔子那么大，除了故乡邹国，就是邻近的齐国和魏国，间或也有宋国、滕国。这些国家的君主对他的态度都不错，这一方面是因为战国时代有礼遇人才的大气候，另一方面则是孟子本人所具有的才学和名气。但是，儒学从根本上不能适应战乱时代的需求，在孔子那里已经得到了证明。无论孟子本人如何坚信不疑，各国君主还是认为他的治国之道迂阔不经、中听不中用。所以，终其一生，与孔子一样，孟子也从未在任何一国得到过有实权的职位。在齐国，他做过一阵子客卿，类似于现在的政治顾问，只能出谋划策，没有决策的权力。
因为孟子思想的孤傲和褊狭，孟子弟子没有取得像孔子弟子那样的成就，但这并不妨碍孟子提出他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思想和方针。孟子弟子弥众，在孟子周游求仕的岁月里，追随其后之弟子达到过数百人之多。在《孟子》之中，留有名字的就有公孙丑、万章、乐正克、陈臻、公都子、充虞、高子、陈代、彭更、北宫、匡章、徐辟、咸丘蒙、桃应、屋庐子等十几人，虽然在人数上不及孔子弟子，但在当时来说也可以说是天下第一。由此也可看出，孟子对孔子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思想方面，在实际行动方面也多有效仿，并从这一方面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了早期儒家的政治和学术传统。
不过，《孟子》中的孟子弟子与《论语》中的孔子弟子相比，不仅在数量上有所不及，在思想水平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也有明显的差距。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孟子》中的孟子弟子很少有他们独立的思想表述。尽管他们向孟子请教的一些问题相当有深度，但却很少能与孟子展开更深入的讨论。更重要的是，孔子去世后，孔子弟子大发异彩，形成早期儒学的一次新的思想高潮。可是，孟子去世后，战国中后期的儒学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高潮，特别是在齐鲁一带，儒学的影响力甚至有下滑的趋势，根本无法与孟子在世时相提并论。当然，这可能与当时的天下政治重心逐渐向西方强大的秦国发生转移的事实有关，但孟子弟子集体影响力的平庸也是不可否认的重要方面。
孟子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孟子》这部书里。与《论语》一样，《孟子》也是孟子弟子所撰述，并且其中也不乏孟子再传弟子的增补。孟子大概也是效法孔子，决心述而不作。所以，他的言行只能靠弟子们记述。所不同的是，最早的《孟子》经过了孟子本人的审阅，而《论语》则产生于孔子去世之后。所以，在《论语》中有对孔子之过失的记载，也有孔子的自我批评，而在《孟子》中，孟子的形象就显得相当完美。《论语》中的孔子思想有可以讨论的余地，而《孟子》中的孟子思想则是不容置疑的。
据首次为《孟子》作注东汉学者赵岐所言，《孟子》本有内外篇，内篇七，外篇四。赵岐把内七篇中的每篇又分为上下两部分，即现在《孟子》的模样。七篇之名，与《论语》相同，是根据每篇篇首的字句而定，并没有特别的意义，而《孟子》的书名，却不知定于何时。全部七篇（或14篇）《孟子》共34600多字，260多章。外篇共有四部分，计有“性善辩”、“文说”、“孝经”和“为政”，赵氏认为它们思想肤浅，与内篇不合，是他人依托《孟子》之名所著，就没有注释，因此也就没有流传下来，大概在东汉时就亡佚了。
《孟子》是孟子思想最可靠的记载和最集中的反映，但在当时，由于其他学派的思想更有影响，《孟子》的名气并不大，以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作为诸子书中一种，竟忽略了它。汉朝立国后，儒术抬头。汉文帝时，《孟子》、《论语》、《孝经》、《尔雅》一起被朝廷立为传记博士。《孟子》真正发挥它的影响，或许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自赵岐首注《孟子》，历代注本迭出，但最有影响的当数朱熹《四书集注》中的《孟子集注》。而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清朝学者焦循的《孟子正义》最为详博。今人杨伯峻的《孟子译注》，在通俗读本方面先行一步，有比较广泛的读者基础。
荀子与《荀子》
荀子是先秦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既是儒学大师，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荀子出生在战国时期赵国的郇邑（今山西安泽县），是春秋后期晋国有名的大家族之一荀氏，也称中行氏的后人。荀子的在世时间，历史典籍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大约是在公元前300年前后。荀子姓荀名况，荀子是后人的尊称。后世也称荀子为孙况、孙卿、荀卿。荀子有著作传世，经过后人整理，称为《荀子》，汉代称《孙卿子》。《荀子》一书主要是荀子本人的著作，但因为其重点在学术方面，所以对他本人的生平事迹并没有正面提及。司马迁作《史记》，有《孟子荀卿列传》，称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那么，在50岁之前，荀子很可能一直生活在三晋地区。
荀子的思想来源，最早是孔子弟子卜子夏的思想。子夏是晋国温地人，年轻时追随孔子，成为孔子后期弟子中的佼佼者。在孔子弟子中，子夏对儒家早期经典最有研究，成为孔子时代儒家典籍的主要传承者。孔子去世后，子夏被魏文侯邀请回魏国，担任魏文侯的老师，并在魏国的西河（山西河津及其周围地区）设教，传播孔子儒学。西河与荀子的出生地毗邻，子夏之学的广泛传播使好学的荀子有机会接受子夏儒学。荀子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子夏思想，而且在早期儒家重要典籍的传承方面，荀子也是子夏一派的主要继承者。特别是《诗经》和《春秋》，更有明确的传承线索，证明了荀子之学对子夏之学的继承和发展。
可是，到了荀子时代，子夏儒学已经被三晋国家的政治保守势力和思想守旧的儒生所左右，他们无视子夏学说中反对学究作风、积极倡导学以致用的一面，而是用保守的儒家思想维护当政者在政治上的既得利益。反映在荀子思想中，就是荀子对所谓“子夏氏之贱儒”的非常刻薄的讥讽，说他们装模作样，只注重儒家式的外表，完全背离了子夏之学的根本精神。另一方面，在战国末期的赵国赵孝成王在位，昏聩无能，在长平之战中被秦国打得一败涂地，使赵国再也无力与秦国全面抗衡。赵孝成王虽然当面请教过荀子，但却无法接受荀子积极进取的思想，致使荀子对赵国完全失望，不得不到其他国家寻找政治出路。荀子在50岁之后离开赵国，再也没有回返。
荀子离开赵国，来到齐国，与齐国的“相”曾有过交谈。后来，荀子在齐国被人进谗言，不得已而离开齐国，到了楚国。在楚国，荀子被春申君所赏识，大约在公元前253年前后担任了楚国兰陵（今山东省南部苍山县兰陵镇）的行政长官。在楚国，当地人李斯曾经与韩国的韩非子一起在荀子门下学习。李斯随荀子学习政治学，学成之后，李斯看到了楚国正在走下坡路，终究无法与强秦抗衡，就决定西去秦国，谋求政治发展，最终成为秦国和秦朝政治的核心人物之一。荀子的另一位更有名的弟子韩非子，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以法、术、势为核心的法家思想不仅指导了秦始皇的思想和秦国政治，而且成为秦朝以后两千多年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主导思想。
秦昭王在位时（公元前306～前250年），荀子曾远赴秦国，亲自考察了秦国政治、军事状况，还与秦昭王和秦国的丞相范雎有过面对面的交谈。荀子虽然深受秦国法制成效的震撼，但还是希望秦国采纳一些儒家的思想，以免形成专制和暴政。显然，荀子很难与秦国君臣取得一致意见，只能选择离去。可是，秦国以至秦朝的政治发展的结果，却没有出乎荀子的预料。
荀子生逢战国之末，既有条件和才能总结先秦学，也以自己的不懈努力为后世学术树立了独一无二的榜样。在先秦诸子中，荀子的学术成就最为丰富。《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孙卿子》三十三篇”，现存《荀子》有32篇，基本反映了荀子的学术全貌。《荀子》文辞犀利而有章法，既有力度，又不乏“现代”意识。《荀子》的文章以论说体为主，但也兼有其他各种文体，比如长短句的语录体，夹叙夹议的文学体，容易上口的辞赋体，还有通俗易懂的诗歌体。荀子的思想启发了汉代的一大批思想家，如贾谊、司马迁和王充等；而《荀子》的文章则达到了诸子百家的顶峰，直接促进了汉代文学的发展。汉代学者的著述多称引“孙卿”，证明荀子在汉代的巨大影响。
大概在兰陵生活日久，晚年的荀子就在兰陵安了家，并没有回到战争连绵的三晋地区。荀子认识到他所处的世间政治混乱而又腐败，各国君主多半昏庸无道，不遵循大道，而是把国家政治的兴盛寄希望于各种迷信手段，同时，鄙陋的儒生目光短浅，还有像庄子一样的士人逃避现实，于是，荀子就担负起了矫正世俗思想弊端的责任。荀子此时应当是在80岁左右，不可能亲身在各国之间奔走，就选择了著书立说的形式，写下了几万言的著述，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荀子》十万言。
荀子去世的确切年代已无法得知，有人认为他可能活过百岁。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荀子著述中未谈及与此有关的事实，说明荀子并没有目睹秦始皇的统一事业。史书记载说，荀子去世后，弟子们把荀子安葬在了兰陵。兰陵距荀子的家乡郇邑并不太远，但因为中间正好有太行山的阻隔，而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把荀子安葬回家乡也确实不易。如果有幸，也只能让荀子魂归故里了。
孟、荀的“人性论”
善与恶的来源是一个久远的话题。《老子》认为不善源之于善，意思是说，正因为人们有意区分出了善，定义了什么是善，不善才得以彰显。这显然是一种哲学式的论证和说明，并不是具体说明善与不善的渊源。说到人性善与恶，首先要对人性有个定义。顾名思义，人性是指的本性，即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东西。人之所以成为人，首先要有生命，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一点上，人与其他生物相同，可以称作是人的生物性。但是，人又不同于一般的生物，人不仅能过群体的生活，还能够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就是人的社会性。古代的学者不太在意这个区分，以至于在人性的问题上多有偏颇之处，说不清楚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孔子的论断最为合理。他主张“性相近，习相远”，认为人的自然性是相近的，而只是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才把人的行为相区分，有了善与不善的不同表现。平心而论，孔子的观点更为客观，更为合理，更具有普遍意义。
与孔子一样，孟子也是首先想做一个政治家，所以，孟子的学说是定位在政治思想之上的。孟子思想的主干是仁政。围绕着仁政的推行，孟子展开了他的全部思想。孟子之所以认定仁政是天下政治的唯一正道，从人自身来说是基于人性的本善，从外部因素来说则有上古和近古历代圣王的事迹，以及他认为的由于没有推行仁政而引发的当时的社会矛盾。与孔子思想相比，孟子思想着意于在思辨性和系统性的显现方面有所加强，从而提出了一些关联明确的、前后一致的思想观点，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他的性善论。孟子的性善论并不是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人，而是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入手，为他的伦理学建立哲学基础。既然人的本性为善，每个人就都有着先天的做善事、成善人的基础，甚至都有着成为圣人、造福人类的义务。那么，为什么说人性为善呢？孟子的论证是比较简单的，而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认定。他的最有名的例证是所谓见到小孩子不小心掉到井里，任何人在突然之间看到都会受到心灵的震撼。在孟子看来，这除了人的本性中具有恻隐之心外，不能就其他的解释。而这样的恻隐之心，就被孟子认定为是人性为善的基础。如果说人性非善，就难以解释人的善良表现从何而来，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世上会有像“圣人”这样的纯善之人。
孟子强调善的重要性，说明了恶的作用是存在的。但是，对于恶的来源，孟子始终没有明确的说明，只是隐约暗示可能是环境使“恶”得以产生，但为什么人的外部环境会产生“恶”，孟子则没有进一步加以说明，这就导致了儒家内部以至整个中国古代哲学领域在人性论上的无休止的争论。
荀子的思想兼收王霸之道，并重礼义法度，抽出了“隆礼重法”的思想，力图弥补传统儒、法两家的不足之处。荀子思想对“法”的重视，与他对人性的看法有着直接的关系。荀子主张人性本恶，这也是荀子思想的哲学基础。
荀子未能与孟子谋面。但是，孟子在世时常在齐国，他的思想在齐鲁地区影响很大。荀子游历齐国，不可能接触不到孟子的思想。面对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望不到尽头的政治混乱，很难让荀子这样的性格坚毅的人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所以，荀子坚定地主张人性为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化性起伪、尊师重道的整体思想。可以说，虽然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论，但在思想路数上，荀子与孟子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他们的思想学说寻找最根本性的哲学基础所在。
《荀子》之中有《性恶》篇，专门阐述荀子的性恶论。
《性恶》篇的开首就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意思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而之所以有善的表现，是后天修养的结果。所谓人之“性”，是由天生而成，指那些不用学习和后天努力就会自然表现出来的东西；“伪”的意思则是人为，指对人性之恶的矫正，具体内容就是接受教育，学习礼义，遵循礼法。
为什么说人性是恶的呢？荀子注意到，人生来就有争利之心、耳目之欲，如果对此不加任何约束，这就是丑恶和罪恶的表现。荀子非常尖锐地指出，饥饿了就想吃，寒冷的时候想得到温暖，劳作的时候想得到休息，这是人的自然而然的反应和表现。可是，即使非常饥饿，在长者面前却不敢先下手去吃，一定要有所礼让；即使劳作辛苦也不敢休息，因为是在为长者服务。这样的表现虽然会得到肯定，但却有悖于人的本性的要求。这就说明，人的本性是恶的，而让人趋善的，正是后天要求的结果。
所以，从人的本性来看，本来是没有什么礼义的，礼义规矩都是通过思考和摸索而强求获得的东西。换句话说，人一生下来并不知道什么是礼义，既然不知礼义，无视规矩，当然就会无所顾忌，恶也就此产生。从人的成长历程来看，婴儿时期最能体现人的本性，但婴儿的表现却最好地证明了人性之恶。荀子说，婴儿饿了就哭闹，根本不在意父母的情形，这与成年人犯罪行为的表现是一致的。长大成人之后，经过了父母的教育，社会的熏陶的约束，人们才能考虑到其他人的想法和利益，做出良善之事。这就充分证明，人本性是恶的，善是受教育、受约束的结果。
那么，既然所有人的本性都是恶的，善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荀子认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说，礼义之类的导致良善行为的东西，都是圣人制作的，而不是人性中固有的，也就是圣人的“化性而起伪”。圣人的“伪”，人为的制作，就是礼义，有了礼义也就有了法度。可以说，圣人具有与众人相同的本性，但却有不同于众人的“伪”，即后天的努力，人为的制作。在普通人那里，如果兄弟之间有共同的财产，想得到就会去争夺；可是在圣人那里，兄弟间的共同财产会依照一定的规矩来划分，从而避免了相互争夺。
为了深化自己的性恶论，荀子也考虑到了相关的一些疑点。比如说，即使承认礼义是对人性的约束和矫正，那么，礼义的产生，也可以说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这不就是说，善也是来自于人的本性吗？对此，荀子回答是否定的。他解释说，陶工和木工制作陶器和木器，并不是由于工匠生来就会制作。同样，圣人制作礼义，也是后天人为的积累，并不是人性中自然生发的。如果说礼义也是来自人的本性，那么，为什么会有恶人与善人、君子与小人的高下之分呢？所以，说到底，尧、舜之类的君子之所以能够为善，是因为他们能“化性”，能“起伪”，能够改变人的本性，而不顺从人的本性，从而制作出礼义，迫使人们表现出良善的行为。
荀子的性恶论，既有现实的促动、内在的思索，也有像孟子所主张的性善论的激发。荀子成名之时，孟子去世已有百年，但荀子还是提出了对孟子性善论的直接批判。荀子的批判主要是采取反诘的形式。他说，如果认为人性本善，那么，历史上的圣王还有什么意义，礼义法度还有什么作用，一切依靠人性本有的良善就可以了。可是，现实中充满了依靠性善而难以解决的罪恶，所以，圣王才制作礼义，对罪恶加以“正理平治”。如果去掉君主的管理，去掉礼义的约束，势必会出现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混乱局面。总之，如果认为人性本善，圣王和礼义就会失去意义和作用；如果坚持人性本恶，就会显现出圣王和礼义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荀子的性恶论，表现了荀子思想中始终如一的战斗精神。平心而论，孔子和孟子的思想是比较理想化的，而子夏和荀子的思想则相当注重实际。子夏思想孕育了早期三晋法家，而荀子的思想则为法家思想的最后完成奠定了理论基础。特别是荀子的性恶论，事实上已经成为法家思想的基石。荀子的弟子韩非子和李斯，都是性恶论的实践者。特别是韩非子，就公开倡导不要救济贫困者，因为贫困的原因来自于懒惰和挥霍；一个正常人，如果遵纪守法，勤勉劳作，用后天的努力约束自己先天的欲望，就不会陷于贫困之中。
一些西方哲学家认为，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恶的力量，从西方的历史发展来看，这样的论断确实有其可取的一面。西方社会之所以在近现代以来步入法制化，正是崇尚性恶的结果。基督教的“原罪”说，虽然不能完全与荀子的性恶论相吻合，但却推动了西方法治精神的发生和发展。既然人的本质是恶的，当然就需要在外在的约束上、在法治的建设中下大功夫。在中国古代，虽然荀子的性恶论被法家所继承，但韩非子却并没有把这一思想完全贯彻在他的思想中。韩非子法制思想的最大不足之处是把君主排除在法制的约束之外，并把君主个人的统治术作为贯彻法制的关键，这就削弱了性恶论的作用。另一方面，当君主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天下人之上时，就不得不用正统儒家的性善论作装饰，这就更使荀子的性恶论难以发挥其作用；不仅如此，荀子的性恶论在唐宋以来还不断受批判。所以，当性善论最终成为正统思想时，法制的必要性也就可有可无了。
荀子批评孟子的性善论时，认为性善无法解释恶的来源；同样，荀子的性恶论也未能合理解释善的起源。荀子大概也意识到了这种困惑，所以只能把善的起源归之于不同于普通人的圣人的努力。这样的证明未免有些循环论证的嫌疑。根据荀子的论点，圣人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因为圣人制作了礼义；而礼义之所以产生，又是因为圣人的不同凡响。韩非子为避免荀子在这个问题上的不足之处，就提出了折中观点。他认为，在人类之初，人们为了维护各自私利，不断进行争斗，以致于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在这个时候，有见识非凡的人出来，制定共同遵守的规矩，使人类得以继续存在下去。在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著名学者卢梭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人类的文明就是在无休止的争斗中相互妥协、订立契约的结果。
用人性的善与恶解释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善与恶，一直上升到解释国家政治的得与失，这是先秦儒学的一大思想贡献。在孟子和荀子之前，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更多的是从环境的变化、环境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解释人的行为的善与恶、政治行为的得与失的相关问题。孟子和荀子更深一步，从人的本性上做文章，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善与恶的问题。孟、荀的人性论尽管未能彻底解决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但却为后世学者对人性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开了先河。到了汉代，一些最知名的学者，如董仲舒、王充、扬雄、荀悦等人，纷纷就这个问题发表宏论，或认为人性有善有恶，或认为人性善恶相混，或认为性善情恶，这些不同的观点，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人性问题的认识。到了宋明理学时代，几乎每一位理学大师都有自己的人性观，直至发展出“天理人欲”之类的极端之论。所有这一切，都与孟子和荀子这两位儒学大师的人性论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荀子的性恶论，由于对法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历史上的作用更为突出。
在整个儒学史上，孟子的地位虽然不及孔子，但他也有自己的长处。严格来说，孟子是儒家学派的实际建立者。虽然孔子弟子光大了孔子的学说，但孔学与儒学是有区别的。在孔子弟子的时代，孔学有它内部的百花齐放。可到了孟子时代，出于抵制其他学派之冲击的需要，以及孟子本人的学术倾向，孟子特别强调了由曾子经过子思传递而来的偏重于内省的孔学，并最终使孔学逐渐丧失了它的面向实际政治和现实生活的一面，成为一种纯学术的学问，即儒学。而孟学之所以在宋明理学时代备受推崇，甚至超过了孔学的影响，也是因为孟学具有更强烈的唯心倾向。这样评论孟学并没有贬损孟子的意思，而是想进一步突出孟学的思想特色。
荀子及其思想在秦汉之际很受学者们的重视，对当时的政治也很有影响，直到隋唐之世，荀子还以其博识深思而受到学者们的推崇。最有影响的《荀子》的版本，就是唐代学者杨的《荀子》注本。两宋以后，由于理学大盛，荀子的思想逐渐受到理学家们的贬斥，这主要是因为荀子的讲求实效的学说与理学的浮妄作风格格不入。到了清代，理学开始衰败，实学兴起，荀子之学又重新受到了重视。近现代以来，荀子思想越来越引人注目，甚至有人称之为“荀学”。我们相信，随着对于《荀子》和荀子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荀学的影响一定会一日高过一日。光芒四射的荀学不仅是三晋文化的一朵奇葩，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