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理念的力量: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
9333400000028

第28章 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2)

这个老人家的理念,了不得。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高考制度的恢复。我自己是77级大学生,可以说是这一政策的直接受惠者。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动要求分管教育和科技,因为他认为教育、科技是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教育怎么搞?“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学都停办了,后来毛泽东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讲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怎么招生呢?那时候“红”比“专”重要,学习好没用,重要的是思想要好,但是谁的思想好?鬼知道。所以上大学就靠推荐,从“工农兵”中选拔,形成所谓“工农兵学员”。

当然,推荐这个体制,一开始还不算太离谱,推荐上的人也不是很差。其实好多坏体制一开始都不太离谱,但过两年大家已经找到它的漏洞,就开始利用它牟私利,就开始变坏了。邓小平说,上大学推荐,有些人小学毕业,连初中的东西都没学过,就上大学,这怎么行呢?邓小平决定要恢复高考,用考试的方式选拔大学生,然后让教育部门去办。但当时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不是很想得通,说毛主席决定的事我们怎么能改呢?那时候“两个凡是”还没有被否定。所以他们就尽量拖延,给邓小平汇报说,恢复高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需要长期的、认真的准备,今年(1977年)肯定来不及了,建议今年还是按照过去的方式推荐。

邓小平怎么讲?邓小平说,你们能干得了你们就干,你们干不了,我知道谁干得了。就这几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这就是领导力!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别给我找什么借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领导力,就可能说:“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希望你们好好研究一下,多征求专家的意见,待方案成熟后再实施。”但邓小平不是这样的领导人,你没有办法忽悠他。所以,77级高考是12月举行的,还不是全国统考,而是各省组织考试,有些省早,有些省比较晚。还有,当时纸张缺乏,没纸印试卷,邓小平批示说,把印毛选五卷的工作停下来,印考试卷子。这真是了不起的一件事,你想想,他居然敢把本来印毛选五卷的纸拿去印考试卷子。这就是邓小平,他有理念,伟大的人物一定是有理念的。

加入WTO也是前二十五年的一个重要决策,这是江泽民和朱镕基做的。我前面讲了加入WTO对我们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其实还有一点没讲,就是WTO也阻止了我们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倒退。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没有在2001年加入WTO,过去十年的体制倒退可能会更大。有了WTO以后,我们就有了一个来自国际的约束力,你不能太不像话。但是加入WTO的时候,分歧很大,反对的声音既有来自观念的,也有来自既得利益者的。比如原来我们很多的国有企业,就是靠着关税和配额的保护,才能生存。靠关税来保护,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但是有利于一部分人(包括分配配额的官员),这也是一种既得利益。

当然,有些人反对加入WTO,是观念、理念的问题。不管什么原因,阻力是很大的。所以朱镕基被人骂成是“卖国贼”,主持谈判的龙永图也被骂成是“卖国贼”。但是,江泽民、朱镕基他们当时很坚决,因为他们相信这一点:加入WTO对中国利大于弊。也就是说,像江泽民、朱镕基这样的领导人当时有这样一种理念,就是相信加入WTO、进一步开放会给中国带来好处。所以必要的时候多做点让步也没什么。据说争论激烈的时候,李鹏都说过这样的话:“管他呢,先加入再说。”这很了不起。

总之,理念和领导力对一个国家的改革非常重要。没有邓小平、胡耀邦这些人的理念和领导力,怎么可能要去改革呢?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说法是:“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到90年代,江泽民、朱镕基这些领导人也是有理念的,也有比较好的领导力。

但是很遗憾,过去十年我们的理念没有太大进步,有些方面甚至倒退了。改革前二十五前,我们相信市场,当然我们对市场的信念经过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一开始也不完全相信,后来等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我们真正相信市场了。有时候,市场的力量真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谁能想到包产到户几年之后,中国就出现了粮食过剩?谁又能想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中国人的收入就开始翻番地涨?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但是过去十年,我们变得越来越不相信市场了,我们越来越迷信政府了。我们制定了好多强化政府作用的政策,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产业政策”。政府在产业政策的名义下保留了许多计划经济时的权力。计划经济时代最重要的政府部门是“计委”。本来,改革过程当中计委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小,但过去十年,这个计委的权力越来越大。当然它的名字变了,原来叫“计委”,2003年改名叫“发改委”,穿了个马甲,但是我们都还认得它。这个发改委现在相当于第二国务院,权力大得不得了,几乎什么经济活动都要经过它的审批,有些审批项目改名为“备案”,但本质上还是审批,甚至比审批还糟糕。但结果又如何呢?是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和投资浪费。2009年政府提出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四五年过去了,我们知道,凡是政府要振兴的产业都一塌糊涂。最典型的是光伏产业,政府一折腾,问题就出来了。本来有些民营企业家按照市场的规律发展得挺好的,但政府一勾引他,给他各种补贴和扶持,就忍不住了,就开始膨胀,最后是产能过剩,资不抵债。

改革前二十五年,我们越来越相信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比重不断降低,最后在一些竞争性行业基本上退出了。

但过去十年,情况发生了逆转,从“国退民进”转向“国进民退”。现在国有企业又什么都做,全面扩展,原来退出的又进入了,并且强行收购民营企业。当年成立国资委是作为改革国有企业的一个机构,但国资委成立以后,变成了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一个机构。怎么做大做强?就是搞垄断、重组,欺负民营企业。

改革前二十五年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矛盾要在发展当中解决,在不断做大蛋糕的过程当中解决。但过去十年,我们不再讲发展是硬道理了,而是更多地着眼于财富的分配。本来,财富的分配公平不公平,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游戏规则是不是公平、公正,是不是机会均等。如果你的游戏规则不平等,你要有一个公平的分配是不可能的。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说市场是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导致不公平,所以需要政府进行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然后使最终的收入分配变得公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初次分配为什么不公平?就因为政府权力介入太多,使得有特权的人可以做生意、可以赚更多的钱,没有特权的人就做不了生意、赚不了钱。中国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不是市场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些政府部门破坏市场导致的问题。最大的不公平是特权导致的不公平。现在国务院说要出台收入分配方案,动机良好,但如果思路建立在“市场本身是有问题的,只能靠政府解决问题”这样一个假设上,这个收入分配方案一定失败。一个国家只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立公平的游戏规则上,剩下的才是小问题。如果游戏规则是公平的,市场本身也有许多再分配机制,包括民间的救济、慈善事业等,这些再分配机制通常比政府的再分配机制更有效。如果游戏规则本身是不公平的,靠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就像盖大楼一样,如果你这个承重墙本身是不行的,你把泥巴一层一层往上抹,抹得再厚,该塌的还是会塌。这是我们现在考虑收入分配时必须认清的一个问题。不要相信那些理论,说市场导致不公平。

市场确实会产生收入差距,但如果这种收入差距是在机会均等(或者大致的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形成的,就是可欲的,不能说是不公平。如果没有政府权力的干预,市场上,收入分配在不断洗牌,今天的富人可能变成明天的穷人,今天的穷人也可能变成明天的富人。不像过去的传统社会,不洗牌,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永远是平民。市场每天都在洗牌,特别是有了互联网以后,24小时都在洗牌,因为人们在网上买东西,你做得不好,随时可能完蛋。

过去十年我们还有一个理念的倒退,就是法治理念的倒退。十年前,我们强调建立法治国家,现在是“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稳定,就不讲法治,结果是社会越来越不稳定。什么样的社会最稳定?法治的社会最稳定。在法治社会,老百姓有问题,可以用司法的途径解决,无需用政治的手段解决。但在没有法治的社会,本来是法律的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就要看谁的声音大,所以人们就把小问题闹成大事件,就出现了好多暴力事件、群体事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引起领导的关注。你不走到那一步,没人理你。

法治倒退最典型的就是过去几年的“重庆模式”。薄熙来在重庆,以“打黑”的名义乱抓人,公检法联合办公,那已经回到“文化大革命”了。如果我们整体上没有法治理念的倒退,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吗?不会。薄熙来的做法没有合法性,肯定被阻止了。出现了“李庄案”这样的事情,连律师的权利都得不到保证,老百姓的权利怎么得到保证?我们中国人有个奇怪的观念,好像为罪犯辩护就是坏人。为什么要律师?就是为了保护我们每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为了给律师创造工作岗位。

因为作为个体,我们是弱者,我们随时可能会受到侵害,我们需要有人帮我们,所以才有了对律师的需求。有一个故事很有讽刺味道,一个省的政法委书记被抓之前知道自己要出事了,就给一个在律师协会工作的朋友打电话,说:“我进去以后,你一定帮我找一个好律师。”朋友嘛,肯定要帮助,但这个朋友私下里跟我讲说:“当时我就很想问他一句,你现在想起律师了,你在位的时候是怎么对待律师的?”薄熙来可能也有这个想法,希望有一个好律师给他辩护,但他在位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法治原则破坏了,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了。

过去十年改革的停滞乃至倒退,与两种错误思潮有关。第一种思潮出现在2004、2005年,就是所谓的市场化改革失败论。有人说中国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收入差距,看病贵看病难,上不起学,环境污染,地区不平衡,等等,都是新自由主义主导改革的结果,是市场化的结果。怎么办呢?就是要加强政府的干预,加强国有企业的力量。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就停了,其他的一些改革也停了,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市场化的改革措施失去了正当性。但到了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好像是“风景这边独好”,我们的自信心马上来了。

为什么前面说改革失败了,现在突然变得好了呢?这就出现了所谓的“中国模式”,说我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模式”,中国没有接受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没有走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的道路。“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对经济的主导。这两种思潮表面上不同,前者说我们改革失败了,后者说我们改革成功了,但本质上是一样的。改革失败论是否定前二十五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模式论是反对今后的市场化改革,就是中国改革到这一步正好,之前的改革不能否定,但之后不能再往前走了。如果说改革失败论为2004年后的反市场化政策提供了正当性,中国模式论则为2009年后的大规模政府投资和国进民退提供了正当性。

我们可以看到,错误的思潮,错误的理念,如何阻碍了我们的改革进程。如前所说,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市场化改革,这个理念应该得到重申,否则改革就会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