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理念的力量: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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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未来三十年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历史有两次真正大的结构性变革,第一次大变革是从封建制到帝国制的改变,第二次大变革是从帝国制到民主社会,过去三十年和未来三十年,或许是中国两百年历史大变革最后的一幕。

改革的基本判断如果我们把中国改革以六十年的跨度来看,过去三十年,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未来三十年,改革的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一是价格自由化,二是企业民营化(包括建立新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化),三是地方分权,四是开放和国际化。

我在2009年就有一个判断—经济改革,在经济范围能解决的问题,基本上差不多了,剩下的是技术性的问题。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误解,说经济改革之路还很长。我同意,但我仍然认为经济改革,包括国有企业今后的改革,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面临的是方向性的问题,而未来改革主要是技术性问题,比如国有股如何减持等,我想不需要开党的大会讨论,一步一步来就可以了。过去这些年里,大家看到一些新的现象,叫“国进民退”,逆转了过去许多年的改革。但我自己比较乐观,如果以60年的跨度来看,在2040年之前,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应该降到10%以内,而现在是35%。10%是什么概念?就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推动英国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前,英国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现在来看,国有企业占GDP比重从35%下降到10%左右,这将是个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在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中采取的措施,可能再过几年会形成一些国有企业新的不良债务。所以可能需要新一轮的债务重组,就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也会带来一些国有企业改革的压力。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的社会体制改革,政府在医疗、社保、教育等领域的支出将非常庞大。未来正常的财政收入是没有办法支持这些成本的,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国有股份的转卖、变卖和套现,这样才能够对社会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因此,我比较乐观,在未来30年,国有企业占GDP比重将会降到10%以内。这些问题,不需要经过党代会等进行正规的讨论,就可以技术性地解决。

未来三十年,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第一,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之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其实,我们从邓小平发起改革起,尽管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到目前为止,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迈得相对比较小,我想这是对的。为什么经济市场化要走在政治民主化之前?

我们首先一定要厘定清楚,什么是市场做的,什么是政府做的。许多人对民主化有误解,好像政治民主就可以解决像教育、社会公平这样的问题。其实,民主是迫不得已的一种办法,能够用市场解决的问题最好不用民主,因为政治民主是政治体制下政府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而已。什么是市场方式?什么是民主方式?打一个比方,一群人中午要吃饭,一种办法就是每个人拿着钞票,想去哪个餐馆就去哪个餐馆,想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菜,这是市场的方式。民主的方式就是大家先投票,确定一个程序,50%以上的人想吃什么,大家才能吃什么。因此,民主是个迫不得已的办法,它必然会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利,并且损失效率。

而要继续这个过程,市场化就变得非常重要。市场化也就是自由化。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市场化之前,人们就憧憬政治民主化,觉得民主化可以给人们带来理想的效果,原本个人通过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会堆到政府身上,人们就将希望寄托在民主化上。从历史来看,这是非常不成功的。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凡是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都经过了非常长的痛苦的过程。我们知道,印度就是典型的民主化走在市场化前面。而我们的台湾和香港是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前面,就是比较成功的典范。如果政府占有的资源太多,民主化政治连腐败问题都解决不了,像印度就是腐败程度非常高的国家。许多民主选举的国家都是非常腐败的国家。他们并没有真正经过市场化的过程,直接由政府控制了好多的资源,来搞民主化,效果不好。

第二,民主化一定要建立在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靠什么?中产阶级。其实人类过去两百多年的发展,就是中产阶级不断兴起的过程。现在讲全球化就是中产阶级的全球化。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大家知道,民主就是讲个人要行使一种权利,而这种权利的后果会影响很多人。不像我买股票若买错了,只影响我一个人。投票,选举某个人当领导人,或者决定某一项法律是否通过,你的任何一项决策都会影响很多人。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极端的情况,一极是非常富的人,一极是非常穷的人。穷人是“无恒产者无恒心”,在选举投票时,很容易被贿赂,受少数人操纵。富人不受这些约束,他自己有钱有权,甚至可以雇用黑社会来做事。所以说,贫富两极的人都不会对社会负更多的责任。而中产阶级一方面足够富有,所以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些人有房、有车,所以不会喜欢社会动乱;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够富有,不能随便欺负别人。在所有这些阶层当中,中产阶级是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最强的阶层。

如果这个阶层不够大,民主化社会就会变成暴民社会,实际上被少数人操纵。只有这个阶层足够大,民主化才可能成为保证社会公平、公正的过程。

人类的历史,基本上也是这样。英国的民主化当然很早,但是民主化是个渐进的过程。英国起初要求有土地的人才能参与选举,没有占有一定土地的人,是不能投票的,而且最初妇女也是不能投票的。当然现在搞民主化运动,这些东西是不适用的。但我们要思考一些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有些人能投票,有些人不能投票?我们现在搞民主化,或者民主选举,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投票的。只有18岁以上的成年公民,才可以投票。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只有这个人的行为方式能够表现出足够的理性,能够对投票的后果有责任意识,拥有承担责任的能力,这样让他投票,才是合适的。否则,让无力承担责任的人投票,结果就肯定出问题。

印度的民主化问题,其实就是这样。印度有大量的赤贫阶层,中产阶级非常少,所以民主化就是少数人操纵大多数人来进行的。我1990年在英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参会的有各国记者、政治家、学者,与会者对苏东的改革一片叫好,因为当时苏联刚崩溃,叶利钦上台,东欧已经开始民主化了。与会者都不看好中国改革,而且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失败,因为当时“八九风波”刚过。我对会议的主持人提出,在晚上安排时间探讨一下中国的改革。在当晚的讨论会上,我讲了自己的这些看法。当时有个加拿大记者跟我说:“你的话我都记下来,20年后如果证明你讲的是对的,我要专门围绕你的讲话再写一篇文章。”从1990年到2010年正好20年,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我还要找这位记者探讨这个问题。

我记得当时画了个类似太极图的图形,来表达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相关性。中国不是仅仅经济改革,只是经济改革在前三十年比重比较大,到后三十年逐渐变成一条尾巴;而政治改革前三十年比较小,后三十年逐渐变得比较大。当然,到了最后成功的时候,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基本完成了。

政治改革的核心挑战是什么?

精英政治、精英治理怎么能与民主化结合起来?中国必须防止民主化变成痞子民主,变成暴力政治,最后变成专制政治而不是民主。为什么中国发展中产阶级非常重要?前面讲了,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负责任的、有公民意识的中产阶级,那么民主政治带来的往往不是精英治理,而是暴民治理。所以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都不能着急,不可能很快就完成,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另外在这一过程中,要建立起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的核心是要树立法律和法院的权威。比如选举,我们选一个省长,或者一个县长,选完了认不认账?这个很重要。如果对选举结果有争议(连美国选总统也有争议),就需要权威机构来裁决。如果法院的权威不能树立起来,你说赢了我不认,我说赢了你不认,这样就会打起来。如果法院有权威,你们可以有争议,但是法院判决,谁赢就是谁赢了,大家必须认同。台湾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法院的权威性非常重要。

可是,非常遗憾,我们现在好多做法,都在弱化而不是强化法律和法院的权威性,这是很有问题的。很多民间的群体性事件,本来是人们寻求权利保护,当一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他可以诉诸法院裁决,寻求法律的保护。就像拆迁,凭什么拆我的房子?被拆迁者怎么保护自身的权利?当事人之间有争议,其实应该由法院判决。但现在许多做法,却在弱化法律的权威性的同时,强化政府部门的协调和政府的权威,许多个体性事件,不按法律程序处理,就纷纷演变成群体性事件,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许多政府部门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现在很多纠纷,都是找政府上访,或者通过政府协调,或者用钱买通来解决,这样早晚会引发大的事件。如果法院以法律手段来解决民间纠纷,比如拆迁补偿,你可以不服,但是法院按照原则判处后,你就得执行,这样就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乱。所以我想强调,这个问题没有被政府充分认识到。政府如果靠政府本身来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冲突,很可能会引起社会的不安,甚至是动乱。唯有借助法院和司法的权威性,才可以把社会问题分解成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个体的问题,这时候社会才可以安定。

至于下一步其他好多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需要好好去探讨,可惜现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气氛不太好。无论经济改革、价格改革、产权改革,我们都曾有大规模的公开的或者私下的探讨,但政治体制这么大的变革,我们却不能公开自由地讨论,也没有组建机构去研究这些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说来说去还是停留在口号上,这就比较麻烦。我认为,应该探讨像台湾模式、香港模式等。其实我们处理香港问题的思路,对未来解决大陆本身很多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还是有建设性意义的。通过功能团体选举来逐步过渡,这是保证精英政治和精英治理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这个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讨论。特别是以后无论哪一级政府领导人的选举,用什么样的程序更合适,这应该可以讨论。我们内部应该认真去研究这样的问题,然后看怎么样能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保持社会安定,呈现精英政治和精英治理的局面。如果不认同这些问题,最后反倒会比较被动。

中国两百年历史大变革的最后一幕未来三十年,也就是到2040年,中国改革应该基本完成。我借鉴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观点,中国历史有两次真正大的结构性变革。第一次大变革是从封建制到帝国制的改变,大概有两三百年时间,从秦孝公开始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之后,整个帝国政治体制就稳定了,之后就是治理的问题了。第二次大变革就是从帝国制到民主社会,包括公民社会的建立,大概需要两百年的时间。如果按两百年计算,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2040年,正好两百年。过去三十年和未来三十年,或许是中国两百年历史大变革最后的一幕。我们从1840年开始,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等,都是在寻找中国转型的出路。最后,邓小平帮我们找到一条经济崛起的好道路。未来三十年,我们需要找到在政治上有效变革的道路。

这一话题可能有点太遥远。如果大家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则是很近的事,一晃就过去了。美国是1776年发生独立战争,到1865年黑奴解放,再经过一百年,到1965年美国黑人才真正获得选举权,而四十多年后美国选出了个黑人总统。最近全球关注的气候问题,也是20世纪60年代才被提及的问题。因此,历史看起来很长,但是回过头来看又很快。我有一个大胆的预言,到2040年,中国第二次大的历史转型,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的,基本上完成。当然,中国历史转型基本完成,并不是没有事干了。那时候还有事干,但是方向性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日常运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