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也深知自我革命的艰难：“2013年5月份以来，各地新一轮简政放权取得积极成效，但受地方和部门利益影响，也出现了一些‘错放、空放、乱放’等现象。有的只下放复杂的、管理责任大的，‘含金量’较高的仍然留在手中；有的放权有水分，动辄上百项，但‘干货’不多。”
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便有了着眼点和立足点，全面指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五位一体”统筹考虑、系统谋划，体现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为权力退出市场全面布局改革自上而下、注重长远的色彩浓烈。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也体现了中央主导未来改革进程的决心。
全会提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以及“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这些都是具有突破性和建设性的说法，期待未来有具体细则出台并得到贯彻落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权力是否真正被装到制度的笼子里，最终实现还权于民，而这注定是一场攻坚战，无比艰辛曲折。
对于一个利益分化、矛盾尖锐的社会而言，随着中国改革的全面深化，公平正义的实现方式也会更加清晰。市场和政府都应扮演推动者：市场创造起点公平万类霜天竞自由，每个人都能获得在公开、公正、公平的环境下创富的机会；政府负责结果公平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并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分好财税蛋糕，真正造福公众。
白菜为何卖出“猪肉价”？
2013年年底，大白菜牛起来了。新华社报道某地：“五花肉才10元一斤，一棵白菜却卖到15元，都顶得上一斤半猪肉了。”人民群众戒肉还是有传统的，想想改革开放前，能天天吃肉的没几个。但戒白菜却显得空前绝后。和前段日子“向钱葱”不同，大白菜此轮疯涨却怨不得找不到出路的民间游资。
原因不复杂，一是天灾。2013年春季部分蔬菜主产区持续低温寡照，加之病虫害加重，导致部分蔬菜产量降低、价格上涨。二是两个官办机构推波助澜：一是天天哭穷的“两桶油”在发改委配合下顺利涨价，导致油价每上涨4%，蔬菜种植的成本就要增加3%。以从昆明、南宁运往海南的蔬菜为例，油价上涨后每公斤运输成本分别增加了0.54元和0.50元。还有就是老问题：农产品流通中间环节多、“最后一公里”等顽疾也推高了菜价。具体说，蔬菜从农民“菜园子”到市民“菜篮子”，一般要经过“菜农-小贩-产地批发商-长途运输户-销地批发商-小贩-市民”等多个中间环节，每个环节至少加价5%。尤其是“最后一公里”，有时菜价会上涨一倍。
各种因素共同推动，白菜比猪肉贵也就显得不可避免。不过遗憾的是，除了消费者叫苦不迭外，按以往的惯例，农民也未讨得丝毫便宜。
从2010年开始，中国大白菜的价格就像坐过山车一般起起落落。最初是在韩国泡菜危机等传言的推动下，白菜的价格一度达到历史高位。这一波极端行情让很多菜农尝到了甜头，于是2011年菜农纷纷扩种，没想到扩种却直接导致菜价的暴跌。当年11月，从一元跌至一角，大白菜真的卖出“白菜价”。史称“菜贱伤农”。
谁料现在白菜金贵了，竟出现“地头菜贱，摊头菜贵”的奇观。
有专家分析说，由于缺乏农业保险、组织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农户分散经营更像是一场与市场和天气的豪赌。当发生自然灾害、种植面积过大等导致价格波动时，各级经销商则通过自身对蔬菜定价的影响能力，把大部分风险转嫁到了农户身上。但更深层次原因是地方政府组织化产销机制建设的滞后和信息服务的缺失，单靠农民个体是很难完成现代化生产营销和准确供需判断的。
既然白菜涨价同时坑了农民和城市百姓，那就是民生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目前这已成考量各地各部门执政智慧的难题。
因此，从长远看，要想彻底解决蔬菜季节性价格暴涨问题，首先还应立足于提升农民的现代化生产和营销能力。前提是政府积极作为，大力推广优良的种植技术和防治病虫害技术，建立全国性的市场信息服务平台，通过平价菜店、农超对接等方式尽量实现“菜园子”与“菜篮子”无缝对接，大力减少中间环节。目前直接与超市进行对接的农产品只占所有农产品的15%，大多数农产品还是摆脱不了经过层层中间环节层层盘剥才走上市民餐桌的销售模式。当然，取消收费公路、彻底治理公路“三乱”、降低物流成本才是治本之策。另外，天天高呼肩负社会责任的“两桶油”终于降价了，希望此举能真正变成农民和市民的福音。
农村孩子上大学难就业更难吗？
“人家有的是背景，我有的只是背影。”这是一句引发广大寒门子弟同声唏嘘的网络流行语，对于出身农村家庭的大学毕业生而言，这句戏谑一语成谶。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12月26日发布《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农村家庭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最困难，失业率高达30.5%。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加上这些年中国高校盲目扩招，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与日俱增，2013年更是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如果所有学子公平、公开、公正地承受这一教育与社会转型之痛，想必不会引起民意激烈反弹，成为加剧社会鸿沟、激化阶层对立的严峻课题。
现实无比残酷：蓝皮书“高校在校生与毕业生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追踪调查”指出，家庭的城乡背景对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有明显影响，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就业率（87.2%）明显高于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81.2%）。
其中，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城乡差异最大，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就业率（87.7%）与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就业率（69.5%）相差18.2个百分点，而重点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城乡差异则分别为5.2个和6.5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三成来自农村家庭的大学毕业生注定要接受“毕业即失业”的悲催命运，相当程度上仅仅因为自己的父母是农民。
如果就此得出背景PK掉知识，成为决定命运的核心要素未免武断。比如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进入外资企业的比例（10.4%）也比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2.5%）高，这似乎与多种要素有关，比如外语口语水平、综合素质、阅历视野等都会发挥作用。
但如下数据却极易让人产生“拼爹”、拼关系的联想：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进入公有部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比例（47.8%）远高于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31.1%）。而在重点本科和高职毕业生中，这种差异则不太大。城市家庭出身的重点本科毕业生月薪（3910元）只比农村毕业生（3849元）高61元；而城市家庭出身的高职毕业生的月薪（2218元）比农村家庭毕业生（2241元）则低23元。前者说明，在当下高等教育格局下，重点如“985”和“211”与普通高校在分配上的鸿沟持续加大；后者则表明，由市场主导、企业决定的分配却可以超越城乡界限，实现公平选拔。
因此，公有部门今后在选拔大学毕业生上如何改革用人机制，实现透明化并接受社会监督已成当务之急即使目前有了相对公平的各级“国考”，但在白热化的竞争下，怎样避免权力、关系、人情的暗中干扰，实现真正意义的公平公开仍需付出艰苦努力。
存在于城乡大学毕业生之间的巨大就业落差，是转型中国日益拉大的城乡差距以及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的缩影。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势必阻碍人才的自由流动，加剧社会不公，进而危及社会整体稳定。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高考从恢复之日起就发挥着打破城乡界限、公平选拔人才，促进社会公正的作用，更有大批优秀人才承载着改变整个家族乃至乡村命运的使命，脱颖而出，为这些社会底层人群延续着希望，并成为各行各业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遗憾的是，伴随着大学教育逐渐褪去精英化光环，教育理念的滞后和与市场的严重脱节都在考验着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成色。但无论如何，对于寒门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底层家庭而言，勇闯高考独木桥还是现今社会提供的唯一的接近公平博弈的机会，考试过程中的各类加分和自主招生环节的各类黑幕已在动摇高考的基石，假如在关键的就业环节他们再被各种权力关系组成的潜规则击败，最终备受诟病的高考将丧失存在的必要。
此前，“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下滑。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由于城乡发展的先天差距和教育资源的严重失衡，近些年大批农村生源弃考已成社会一景。这些本来可能进入高校深造的青年，即使进入城市务工，也会遇到户籍等先天壁垒，无法真正享受市民待遇。保守估计，当下在中国城乡之间漂泊的农民工有两个亿。
实现城乡大学生就业平等远非大学招生分配制度和社会招聘制度变革所能承载，更有赖于深层系统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顶层制度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新型城镇化开启航程，农村集体用地变革大幕拉开，消除城乡户籍壁垒、实现社保统一等变革将率先在三、四线城市上演，希望这样的背景能成为打破乡村贫困世袭、形成就业公平的崭新契机。
未来中国奋斗的目标，不仅仅是致力于整个社会能依法公正地分配财富，更在于所有人都能在市场和就业中获得公平博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