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剧早使日本亡国灭种
2013年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著名编剧高满堂表示，目前抗日题材剧火爆荧屏，但原创少、模仿多，中国电视剧发展必须抓原创才有出路。
此前，《人民日报》对中国盛行的抗战剧提出尖锐批评“武侠化偶像化鬼子脸谱化”的实质是消费主义文化逻辑影响和侵袭的结果，是商业和利益至上的结果。权威党报此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长期以来，抗日剧是中国电视荧屏上的东方不败。
随着钓鱼岛争端的升级，有些爱国青年不断发出愤怒的吼声，对着邻居的中国造日本车摩拳擦掌，欲砸之而后快。
政府不断借助主流媒体发出理性爱国的声音，个别损毁别人私家车的爱国流氓被绳之以法，目前较现实的一个爱国途径便是每天坐在电视机前，看我八路将日本鬼子杀得片甲不留，当然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也得以体现。
宣传抗日、勿忘国耻、振奋民族精神无可厚非，但发展到无视事实，全民意淫就相当值得警惕。
这是一个不断被代表委员引用的具有黑色幽默的新闻：据不完全统计，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2012年使用群众演员共计30万，其中60%演过鬼子；全年48个剧组在“抗日”，一人最多一天死8次，一部30集电视剧至少拍摄4个月这样一算，横店2012年“消灭鬼子”接近10亿，摊开来可绕地球两圈。按这样的杀法，大和民族早已亡国灭种，根本不可能整天在祖国身边叫板，给咱添堵。
其中一个26岁的“横漂”史中鹏突然成了网络红人，2012年，他总共参与演出了30多部抗战戏，演了200多次日本兵，最多的一天“死”了8次。“鬼子”演多了，他自然而然就总结出了一套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越猥琐越好”。在这些抗日剧里，日本军人总是很猥琐，常常衣冠不整，留着小胡子，一脸邪恶，见到女人就流口水喊着“花姑娘”，见到好人就喊“八格牙鲁”；而在英雄们面前，他们不到5秒便抱头鼠窜，大呼“饶命”。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什么时候能演一回八路军战士。
这样简单的爱国情绪宣泄让人想到义和团式的刀枪不入，对人文素养欠缺，尤其是文史知识匮乏的青少年会产生严重误导。他们会错误地认为，在那个血雨腥风、极其残酷的抗战年代，搞定武器装备先进、战术领先的日寇如同电子游戏打通关那样轻而易举。
这无形中会贬损抗战胜利的意义和价值。要是如荧屏那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中国怎么会付出两千万同胞的生命，正面战场的国军怎么会损耗超过400万部队？更遑论南京大屠杀无辜被屠戮的30万同胞。
这些年日本在采取极端的方式拒绝承认真实的历史，战败国日本在右翼势力主导下一味地欠抽似的忽视事实，玩命掩盖真相。战胜国中国借助荧屏和主流宣传渠道片面夸大战果。
也许日本的不忏悔、不道歉是整个事件日益严重的主要诱因，但如果用一个谎言去对抗另一个谎言，只会使真相蒙尘，反而会授人以柄，为日本极端民主主义者提供继续造谣的论据。
有人会辩解：日本人掩盖的是事实，中国不过在拍爱国剧。但别忘了，历史剧可以虚构，但总体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貌却不容践踏和诋毁。否则，就是另一种不负责任的伪饰和戏谑无论其动机多么崇高和动人。
平心而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迅速崛起，GDP已经将强悍的近邻日本甩在身后，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和信仰缺失下的贪腐横行和全民浪费，当务之急不是继续颂扬发展的伟大成果，而是居安思危，强化忧患意识，多结合历史和现实去宣扬多难兴邦的道理。而八年抗战的磨难和牺牲无疑是一个生动的教材。
要想实现真正意义的民族复兴，就必须习惯从过去的苦难中汲取营养，用客观审慎的态度面对目前周遭的内忧外患。
战败者日本之所以不愿承认失败，除了国民性的弱点，就是很多日本国民认为：其“二战”失利主要是因为美国、苏联，而非中国，他们只习惯向真正的强者臣服。那么，在和平时期，如果中国能利用当前有利的发展局面，锐意推动深层体制改革，从GDP到人均GDP实现全面超越，以真正的强者姿态和其探讨历史，估计日本被迫承认真相的希望会大增。当然，也有下下之选围绕钓鱼岛打响一场局部战争，并战之能胜，但这需要支付更高昂的代价。
不过，荧屏上的抗日意淫只会误国日本人毫发无损，中国爱国青年却已集体发出胜利的欢呼。这不是自欺欺人，又是什么？
苹果最危险的时刻来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
在天才的乔布斯被上帝召回后，世界智能手机的王者苹果便显得停滞不前。
首先是新产品iPhone 5没有获得预期市场的热烈反响，其股价随着市场份额的萎缩节节败退。除了在自己的祖国目前尚能勉强拥有50%的市场份额，苹果在欧洲和亚洲等主要市场都已被竞争对手三星无情地超越，自身股价也下滑了30%。
在拥有无数忠实拥趸的中国市场，伴随着一个影响甚大的晚会，苹果又遭迎头痛击。
据央视2013年的3·15晚会报道，苹果公司在针对中国用户实施双重标准，三包缩水，面对质疑我行我素，挑战中国法律。
这被网友称为“手机后盖门”。简单地说，苹果对出现故障手机都是以换代修，苹果全球整机交换都是整机全换，唯有中国不给换后盖，就为了避开新机保修期重新计算的政策。
央视还披露说，对于iPad主要部件为什么不执行两年的保修期，苹果售后工作人员回应称，这是因为iPad并不是电脑，不能按电脑三包执行。
黑色幽默的是，此次重磅曝光的轰动效应被3·15晚会一次无比低级的线下推广错误冲抵。史称“8·20”事件。
苹果的真正危机不来自3·15晚会，而来自自己。
在其狂飙突进的黄金时代，那时乔布斯还扮演着整个帝国创新的引擎，无与伦比的苹果手机成为风靡世界的时尚新宠。在中国甚至出现了愿意卖肾购买的疯狂少年。但面对这个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市场，苹果依仗着果粉们疯狂的痴迷，对中国内地采取了匪夷所思的饥饿营销法不仅发布新品滞后，还售价全球无出其右，催生了大批从香港及海外利用差价向内地运送苹果手机的水客。更令人费解的是，苹果在售后服务上对中国采取了带有歧视性的双重标准，且在消费者不断投诉后继续我行我素。
这次3·15晚会的重击只是这些危机的一次延续。当然，这场晚会的杀伤力超过中国地方消协联手的谴责，也暴露出中国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立法的缺陷、执法的缺位和成本的高昂。
在乔布斯年代，苹果靠着令人吃惊的创新能力，将智能手机带到了前无古人、独孤求败的高度。其公司市值一度位列全球首位。那时候的霸道、傲慢虽然令人不爽，但毕竟有巨大的产品力为其赢得了太多甘愿受气的中国忠实粉丝。
然而，乔布斯离去后，即使继任者信誓旦旦要将苹果的领先保持到底，但由于自身的创新能力遇到了严重的瓶颈，在iPhone 4的辉煌后，iPhone 4S和iPhone 5都令人失望，mini甚至只是iPad 2的缩小版。
苹果创新脚步的放慢，无疑为追赶者创造了绝佳机遇。其中最凶悍的对手莫过于三星。即使利用本土优势打赢专利官司，罚了三星十亿美元，也最终没有阻挡其超越自己的步伐。
美国市场研究公司Strategy Analytics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三星智能手机在中国销量为3006万部，增长近2倍，市场份额达到17.7%，首次登上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榜首。排名二至五位的依次是联想、苹果、华为以及酷派。
苹果的创新文化是属于天才的封闭文化所有的软硬件都与别的公司不兼容，除非每个环节都能做到最好，否则在一个技术越来越开放、资源越来越共享的年代，显然难免掉进故步自封的陷阱。
追随者三星利用更开放的安卓系统，卧薪尝胆，利用过去彩电上积累的势能，将智能手机液晶屏研发到了全球领先的水平，并加大研发投入，整合各类资源，在核心芯片上获得了关键突破。并面对更广阔的市场，形成了更完整丰富的产品链。
苹果帝国的危机终于来了。在全球智能手机的市场份额和利润上，天平迅速向它的对手急剧倾斜。
与深圳唯冠公司围绕iPad爆发的商标官司的失利，也在向苹果敲响警钟只有一骑绝尘的创新才是保持傲慢的资本。否则，就需要加倍地偿还你曾得到的一切。这样的惩罚不来自3·15晚会的曝光，而来自市场。
然而，苹果沉浸在乔布斯时代的无敌梦幻曲中，迟迟不愿醒来。
对于创新乏力的中国制造而言，当下最重要的不是为苹果危机而窃喜，毕竟这背后最大的受益者一定是三星。当务之急是反思：为啥手机制造全球基地中国竟然没有出现三星？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谁是中国的懒汉？
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实现包容性增长，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途径：
第一种，关注发展成果的再分配，特别是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国家提取更大比例的财政收入，通过大规模的再分配关注结果的公平。
第二种，国家适当地提取财政收入，实施适当的再分配政策，主要是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这种途径就业充分，人民的幸福感强，经济增长率高，是可持续的。
第三种，则是通过国家大力扩大开支，进行比较大规模的再分配，但提取的财政收入比较少，会导致财政长期赤字，个人付出较少的努力享受更多的福利，从而国家收支赤字也会越来越大。楼继伟认为，“天上不会掉馅饼，也没有免费的午餐”。
他表示，第二种途径是实现包容式增长的正确道路，而“第一和第三条是不归之路”。
有媒体评价说，楼部长表明的立场很鲜明：民生政策该帮穷人而不应该帮懒人。
从纯粹的经济学意义上说，这个观点如同普及常识，显得无懈可击。
但鉴于第一和第三条路深受社会追捧，尤其在中低收入者中拥有广泛拥趸，因此有必要先回答一个问题：谁是中国的懒人？
对于一个国富民穷的国家来说，面对巨大的民生欠账，自古以来就有勤劳勇敢美誉的城市百姓是很难有资格当懒汉的。他们一般会给自己起个屌丝的外号自嘲，然后按照压力山大的模式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还得防着猪肉有病且抽风似的涨价，以及自己的老宅被地方政府以大发展的名义强拆。
当然，这样苦涩的日子也可以被包装成正能量，拍成感天地、泣鬼神的《奋斗》。
中产阶层目前是缴纳个税大户，按照“四十岁之前拿命换钱，四十岁以后拿钱保命”的模式玩命，身体状况都不容乐观北京七八成白领都是三高人群，带薪休假如同忽悠，休闲只能借助可怜的两个黄金周去参加全民拥挤，加上高房价逼迫，当懒汉无异于自绝于党和人民。
多数民营中小企业主面对外贸形势恶劣、结构调整和升级压力、融资难税负重等非国民待遇压迫，倒闭的倒闭，破产的破产，幸存的还遭遇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困境，估计短期内想活下去必须更勤劳勇敢，哪敢当懒汉？
处在中国生存链最低端的农民和农民工就更别提了，他们的梦想只是希望自己的超负荷付出能得到公平的回报。
也就是说，在这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九成以上的人还没有资格去安享懒汉的生活。
中国的懒汉疑似由如下人群组成：一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经常拿着公款吃喝享乐的部分公务员，个别还权力寻租，弄了骇人听闻的巨额财产和房产。这样的懒汉一部分已被纪委盯上，但肯定有不少仍在落后体制护佑下安享老爷生活。这个现实已经引起新一届领导集体高度关注，无论大部制改革还是“八项禁令”都算严厉的警告。
二是垄断央企的部分职工。这些占尽政策资源优势的人，由于产权不明，管理不善，监督不力，披着市场化外衣，挤对民企，获取垄断暴利，滥发福利，靠劣质产品和服务坑害百姓，要是我混成其中一员，不当懒汉才见鬼。
三是像李某某那样的富二代。含着金汤匙出生，加上教育的失败，社会不良风气的催化，变成了吃嘛嘛香、干嘛嘛不灵的社会废物，更有甚者，沦为挑战法制底线，败坏社会风气的急先锋。
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双重滞后的转型年代，存在一个悖论：穷人如云但辛苦付出和国家福利严重不相称，而懒汉们多是既得利益者，身居要害长袖善舞而无遏制良策。
楼部长是明白人，他说：这是“艰巨的改革之路”。尊重和保护市场机制，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是可持续的。而这需要全方位的政治体制改革，依法约束权力的顶层设计，以及真正意义的社会监督。
当然，要使这些靠落后体制包养的懒汉，真正与民同苦，变得勤劳勇敢起来，现阶段楼部长其实可以推动这样两件事：一是将预算账本真正公开，遏制三公消费，保障民生投入落实到位；二是理顺中央地方因分税制形成的扭曲财税关系，使地方政府真正走出急功近利坑害百姓的土地财政怪圈。
最后说一句：中国穷人有资格在国家投入保障下当懒汉的年代已无限接近共产主义了，现在探讨过于遥远。毕竟，当下中国多数公众的要求也不是让国家养起来不干活，仅仅是提供一种公平博弈的可能。
北京出租车涨价了还拒载咋办？
北京市民的“打车难”正在向“打车贵”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