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全国的自由流动人口1998年达8000万人。这些流动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是外出务工的农民。诚然，农民外出打工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一条重要途径。但问题在于，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城镇下岗职工的迅速增加，各类企业对求工者的技术要求日益严格，文化技术水平较低的农民进城找工日趋艰难。有关资料表明，目前滞留在城市的农民，相当一部分无稳定职业，还有一部分根本无业。而且，后者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农民问题从来就是我国的根本问题，农民失业已经成为了一个影响中国稳定和发展的严重问题。
首先，农民失业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素。西方经济学奥肯定律认为，失业率超过自然失业率（一般为4％-5％）1％，国民生产总值将付出大约5％的代价。“三驾马车”理论认为，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基本因素。由于出口往往受到不测因素的影响，投资又最终取决于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的拉动，因而国内消费往往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拉动力量。近年来，内需不足始终成为经济持续增长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近年来农民收入增幅下降引起农村消费市场持续疲软。而收入的下降又主要是由于“在土”农民务农收入增长过慢及大量“离土”进城务工农民处于失业状态造成的。
其次，农民失业问题已开始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一是直接影响农村基层政权的巩固。二是直接给城市的稳定带来巨大压力。三是带来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
农民失业问题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些机构和部门因思想、工作作风问题而对“三农”政策表现出来的“口头上重视，行动上忽视”是重要的主观因素。因此，当前要解决农民失业问题，需要我们的干部和领导认真学习江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和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切实加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建设。在此基础上，真正重视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逐步解决农民失业问题。当前要着重解决如下四大问题：
1、“脑子”问题。所谓“脑子”问题，就是要解决对“三农”的思想认识问题。我们的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要切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待“三农”问题。既要看到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民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提高，也要看到现在农民的收入状况和其他阶层相比，差距正在拉大，更要看到建国以来对我国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农业、农民现在需要得到工业反哺和补偿的合理性。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树立全面关注农民、帮助农民的思想，彻底走出“讲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思想怪圈。
2.“路子”问题。所谓“路子”问题，就是解决农民失业的基本路径问题。总的路子应是“分流抑源”。关于“分流”，基本方向有三：一是就近转移就业，这是失业农民再就业的主要方向。各地方、基层政府和部门要花大力气构建本地区“三农趋优布局机制”，即根据本地区农村自然资源、人口素质、交通状况的特点和优势进行区域要素合理布局的机制。在此基础上，以土地使用权资产化为前提，建立合理的土地有偿流转体制；以“龙头企业”为主导，整合乡镇企业；以“名、新、特、优”为标准，优化农产品结构；以城镇化建设为契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而，为本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二是异地转移就业，这是当前农民再就业的一种重要形式。主要内容包括农民进城务工和从农村的落后地区到发达地区务农两种情况。国家和各地政府要加大管理力度，培育和发展农民劳动力市场，建立健全信息化的全国统一的农民劳务中介服务机构，甚至可以建立由两地政府互相派出的服务机构，从而有效地减少农民外出就业的盲目性。三是劳务国际输出，这是农民再就业的有效补充形式。关于“抑源”的问题，重点是尽快制定新的配套办法，有效解决农村人口超生问题。
3.“票子”问题。即解决农民失业所需资金问题。政府要建立和用足“三农金融绿箱政策”，即在资金上保护、辅助、促进“三农”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政策。具体说，在解决资金问题方面，有三个基本政策指向：一是增加国家投入。即转农业奉献型政策为农业受哺型政策，切实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大幅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二是鼓励民间投入。即国家通过宏观政策，牵引、鼓励民间资金投向农业。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领域。三是吸引外资投入。即吸引外资投向我国农业。我国已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既要大力发展现有多边和双边的外资利用渠道，更要重点引进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我国自己的某些先进农业技术，寻求与国外资金的合作。
4.“鞭子”问题。亦即贯彻实施中央一系列“三农”政策所需的鞭策、激励、监督机制问题。它包括监督、奖励、处罚三方面的内容。从目前屡屡出现的“农民减负反弹”现象来看，当前应尽快建立科学有效的“农民减负督行机制”，也就是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立法、执行、监督机制。
给农民国民待遇
告别土地为了谋求幸福生活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开始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随着城市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进程而达到高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告诉记者，改革以前，中国计划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劳动力的控制上甚至比对产品控制更紧，也似乎更有效。非计划流动的农民被称为“盲流”或“盲窜流”，他们虽艰难地穿越了城乡之间的种种控制性障碍，但还是成为城市中多次进行的“清退”工作的目标。
与农村人口招工进城的计划转移和到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就地转移不同，80年代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开始了一个市场导向的异地就业的新的时期。1992年，非国有部门迅速发展快速增长出现了对廉价农村劳动力的强烈需求，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了一个高潮期。
在中国实行的“双轨制”的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构成了劳动力供给的市场一轨，与生产资料、资金、外汇等市场的双轨制一起，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所不同的是，当中国的生产资料等要素市场已实行市场化的并轨时，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还顽强保留着依劳动者户籍身份而定的双轨制。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给其它市场的不平衡带来了严重影响，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说，过去几年，我们知道城市失业现象比较严重，很多城市都打出一些歧视、排斥外来工的就业政策，这些政策到底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什么样的影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及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调查显示，1999年稳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21.55％，比上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并没有过大地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
改革以后，在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中，中东西三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是和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相关的，造成中西部地区收入不能加快。中部地区比西部输出的更多，人力资本与东部较接近，从某种程度上看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过去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相对不太爱转移，因为在当地的地位相对较高，在城市得不到合理的人力资本的评价，但现在这一情况有所改变，这预示着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在好转，能够较为合理的评价人力资本，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水平每年可增加汇寄款149元。因此加快劳动力转移、培育劳动力市场，可能是发展西部的核心问题。
调查显示第三产业就业重要性得到提高，1999年劳动力在商业、服务业的就业明显增加。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转移重要性的下降。国家现在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进行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可能我们不能依赖小城镇实现转移，但调查显示小城镇在吸收劳动力比例的提高，1999年为66.1％，比上年增加9个百分点，数量上增加了1300万人，在建制镇就增加了890万人，这表明劳动力转移的去向在哪方面解除了制度障碍，在哪个方面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就会有突破。
走进城市刺激中国经济体制转型
大规模的候鸟式的农民流动，是中国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特殊方式，以卢迈为组长的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研究表明，在城市化的各种体制障碍一时很难消除的背景下，在大半径的体制转轨中，以政策渐变方式调整结构偏差，这就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贡献。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批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发展。从80年代后期起，港台资本纷纷将其劳动密集的加工业转移到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区。这种转移并不是简单的搬厂，而是港台资本、沿海地区的土地和农民工的结合，从而创造出极大的生产力。中国的劳动密集地产品如玩具、服装、鞋类、皮革制品等加工产品出口大幅度增长，中国出口的13亿双鞋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生产的。
同时劳动力流动促进了输出地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通过劳动力和资金的双向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为输出地农民开辟了新的收入增长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