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制度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是多方面的，而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比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又大得多。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趋势中，中国会面临上述的两难困境，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只看到了外资带来的“甜头”，但对经济全球化过程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并没有准备去迎接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制度的挑战。然而，由于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依赖已经相当深了，不可能退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闭关锁国状态，因此，依赖于经济全球化而又不能应付它的挑战，这就是中国当前深刻的制度危机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21世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谁能更成功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谁能更有效地利用这个机会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经济结构。在这样的竞争中，有几个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它们包括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等。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发达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地区，有较多的机会参与经济全球化；拥有丰富劳动力、特别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也是一个有利条件；而最重要的，则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是否适应于经济全球化。因为，在前两个条件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却差别很大。所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足一个制度建设上的竞争。
可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的制度建设竞争，其参照系不是某国的“特色”、“国情”，而是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世界公认的制度条件。一种制度现状即使十分“符合”某国的“国情”，但如果它阻碍该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就必须对这种制度作彻底的变革；否则，这个国家必然为维护这种制度而在经济发展上付出惨重的代价，用一句中国80年代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可能因为“坚守”这种制度而被“开除球籍”。
谁在推动经济发展？国外的“看不见的手”。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一个国家已经不能再单纯根据本国的需要和条件来设定经济发展目标，而是要越来越多地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选择本国可能的经济发展目标；而且，今后单凭本国的资源和市场，以及完全由本国政府独自操作、在本国范围内组织经济活动，已很难实现成功的经济发展。
按照旧的经济发展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通过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活动，这里，这只“看不见的手”往往被理解为主要是本国的市场机制。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活跃的经济调节手段，即政府的“看得见的手”，这只“看得见的手”实际上总是在操纵着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在中国，到现在为止政府仍然被视为最重要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政府也自认为具有这种能力和义务。
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调节一国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可能就不见得主要是本国的市场供求；相反，国际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对该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所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来越深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时，推动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力量中，就既包括本国的市场机制和本国政府，而且还增加了两个新的角色，那就是国外的“看不见的手”和国际经济组织的“看得见的手”。国外的“看不见的手”会受到许多国家的工业企业、银行以及无数消费者的行为的影响，一个国家经济情况的变化会很快地通过这只“看不见的手”影响到另一个国家。可以说，当国外的“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时，政府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操纵能力必然会趋于弱化。
现在在中国所讲的经济发展，还是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流行观念，甚至不乏清末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的主张，即希望借助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改善和巩固现行体制，引进外资和技术，由“我”主导，为“我”所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大，这种一厢情愿的看法距离现实就越来越远了。
1997年1到9月，中国的工业增长了11％，出口增长了24％，因此，在这个11％的经济增长率中，有将近5个百分点是由出口带动的；而在出口的增长中，本国企业和合资企业的贡献是60％，其余40％则来自外资企业。换言之，目前，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车间”的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如果中国继续沿着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下去，那么，可以预见到，这一影响力还会进一步扩大。
虽然这些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一样都是对国际市场出口，但是，中国企业是在国内组织生产，到国外寻找销路，中国政府可以操纵其生产活动；而外资企业则基本上都是其母企业的全球化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它们在中国的生产、出口活动是由其设在外国的总部调节的，中国政府不能直接插手、更无法操纵。因此，当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日益扩大时，它们不仅把国际市场的变化传导到中国，从而造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外资企业的增加还逐渐缩小了中国领土内中国政府可操纵的经济活动的范围。
今天，当中国政府谈到经济增长时，已经不能再单纯地以本国的供求变化和政府的目标为依据，而必须考虑到，在中国领土内有相当大一部分的经济活动是由外国企业组织、掌握的。比如，当中国政府希望整体经济增长10％时，如果本国企业达到了这个目标，而外资企业却决定压缩生产规模，那么全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必然会比计划的10％低。对一个有计划经济传统的政府来说，接受这样的事实也许多少有点不舒服。
政府和国际市场：谁调节谁？
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改变了政府运作的环境，因此国家将不得不改变它对经济的管理方式。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Giddens所指出的，“在全球化加速的情况下，一旦遇到经济生活中的严重问题，一国政府会显得太弱小因而无力解决这个问题；而面对经济生活中的小问题，则这个政府又显得太大了，因此最好不要介入。”
经济全球化一方面要求政府机构对国内经济活动的调节不能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时更多地遵守国际规则。而中国遇到的现实困难是，要做到这两点，都面临着国内的制度障碍，不仅很多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在随意干扰市场机制，而且中国的国际经济交往受到了国内政治的束缚。
从前一个方面来看，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并没有真正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而是停留在中途，旧体制改头换面后依然发挥着很大作用。在中国，计划经济已经瓦解，但目前的经济体制并非由市场机制主导，而是一种半市场交换、半“随意化”行政性干预的“双轨制”。这种体制寄生攀附在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体制上，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滋养着日益泛滥的腐败。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的、过去行使集权式管理的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换一些名称，仍然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
随着经济决策权力的下放，过去集权体制中自上而下的对官员的纪律约束大大减少了，各个机构或个人获得了充分的活动空间，行为目标有了很大改变。过去政府机构和官员的目标是努力完成上级指示，以便有机会扩大机构的权力和级别、谋求个人的升迁；现在，政府机构和干部们既不是单纯听命于中央政府的“驯服工具”，也不是受民众监督的公务员，他们利用执行公务的权力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在政府部门中形成了一种转型期独特的制度性文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捞白不捞、捞了也白捞”。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就是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直接、间接的经济利益。当行政事业机构有组织的此类活动广泛存在时，它与个人假借机构名义所进行的同类活动常常互相连通、无法区分，机构的不当“创收”与个人的“腐败”行为可以彼此转换、相互掩护。这样的“双轨制”不但承认和保留了原有的权力结构，而且为原有的权力结构注入了新的经济利益，从而巩固了这个权力结构的基础，使它免遭发育中的市场机制的冲击、而得以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没有真正的政治改革，这种体制会继续干扰发育中的市场机制，阻碍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正常经营，恶化投资环境。
在国际经济交往方面，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也遇到了全球型规则和本国政策的矛盾，例如在消除投资障碍、开放金融服务业、保护知识产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上就是如此。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希望本国经济能加入经济全球化，那么这个政府就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规则的制约。就像在球赛中一个运动员不能随意地挑选自己偏爱的比赛规则一样，当一个国家要加入经济全球化过程谋取利益时，它也不能选择性地遵守某些对自己有利的国际准则，而把自己不喜欢的国际准则一概斥之为“干涉内政”，或以不合本国“国情”为由而加以拒绝。同时，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现实的经济活动过程，机会稍纵即逝，也容不得一国政府采用外交手段、为获得对己有利韵国际规则而进行冗长的谈判。
实际上中国面临的困难比一般发展中国家还大，那就是国内政治因素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干扰。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时候，虽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是一种共生依存关系，但这种关系与外交上政府间的对等关系完全不同。能够为外资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和良好投资环境的国家很多，中国面临着亚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竞争；而能够为中国提供资金技术、特别是庞大的销售市场的发达国家却屈指可数。中国虽然号称有12亿人的潜在市场需求，但实际上相当一段时期内能够大量购买进口商品的消费者最多只占大都市人口的五分之一，而中国对机械设备的购买力也因国有企业大量破产而日益萎缩，所以，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会越来越大。
以中美贸易关系为例，当中国期待着长期在美国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维持一个巨额对美贸易顺差时，实际上是在要求美国连续多年为中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作出让步。在冷战时期，美国对日本、南韩和台湾等都作过这样的让步，但那是建立在冷战条件下的伙伴关系基础之上的。冷战早已结束，中美之间不可能再建立类似的战略伙伴关系，而双方在政治民主化和人权等方面的分歧对经济关系的影响却日益突显出来。
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不仅意味着美国民众将让中国每年从他们的口袋里赚走上千亿美元，而且意味着一批美国工人因为企业资本外流到中国而失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美国民众面前，将变得对中国至关重要。否则，美国议员就可能会提出，为什么美国要付出这样的重大代价和让步，去支持一个对美国造成巨大贸易逆差的国家？在这点上，政府间外交关系的改善并不能真正缓解矛盾。
入世考问对内开放
2001年在激情与理性的碰撞中中国正式地走进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样一个开始有着太多的意味。
毫无疑问，在世贸组织规则的框架下，中国将严格遵守在人世议定书中所做的所有承诺，这些承诺将使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开阔胸襟，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也因此获得了更稳定的推进器。中国企业在这种全新的开放格局中将面对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企业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把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从今天开始，一切都将得到验证。
在这样一个日子，我们更愿意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当对外开放在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中加速的时候，对内开放竟然成了我们最强烈的呼唤。因为我们突然发现，在这样一个确定无疑的进程中，对内开放竟然大大地滞后于对外开放的步伐，甚至我们竟然要以对外开放应该同时对内开放的名义，来为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要求本该拥有的平等权利。
从农村联产承包到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在夹缝中站起来的温州私营企业；从邓小平南巡讲话到江泽民“七一”讲话，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的20余年的历程中，我们经历的每一次突破，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对内开放的烙印，我们经历的每一次飞越，无不有民营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为其见证。对内开放不仅为这20余年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持久的动力，也为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此而论，中国20余年的改革开放史，即是一部对内开放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