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谁敢动中国的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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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政治改革,敢问路在何方(4)

轻装上阵为竞争

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市场。在市场经济的劳动力市场中,雇主有自由购买最便宜的劳动力,而雇员也有自由寻找开价最高的地方出售自己,这也就是所谓双向选择的自由。现在许多中国人在美国、日本等国家找到工作,也是享受到西方国家的自由开放劳动力市场的好处。如果西方国家对外关闭劳动力市场,不允许雇佣外国人,在短期内的确可以改善本国的就业情况。但从长期来看,一个不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必然导致整个市场的经济社会缺乏活力,缺乏竞争力,是弊大于利的愚行。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选择是以保证城镇人口就业为主要目的的,这就必须容纳大量的冗员,“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从而使国有企业无法与轻装上阵的私有企业进行平等竞争,造成国有企业的破产倒闭,而破产倒闭又造成了大量失业下岗人员。国有企业改革的另一个选择是裁减大量的冗员,以便轻装上阵与私有企业进行平等的竞争,但这同样要造成大量失业下岗人员。因此国有企业不论怎样改革,其结果都会导致大量失业下岗人员的出现。

中国要想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劳动力也不可能摆脱作为商品上市出售的局面。所以中国的城市中出现大批失业者,出现一大批城市贫民应该说是导入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因此中国的城市失业人口问题将成为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也是对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最大考验。

四、政治改革:从基层改起

中国有广袤的乡村阡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村民自治蔚为大观,基层民主生根开花。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都是党领导下我国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一旦被农民掌握,便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不断深入。这种深刻变革,使我国农村民主政治焕发勃勃生机与活力,农民当家作主的热情空前高涨,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活跃,形成推动农村跨世纪发展的强大力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使农民萌发了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推动了农民的生产方式向现代化方向大步迈进,同时也促使农民的管理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以往被人管理逐步走向自我管理,从习俗约束逐步走向法制化轨道。这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是贯彻村委会组织法给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权威机关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现有73.2万个村委会,553.4万个村民小组,300多万村委会干部。来自他们的一个普遍声音是,实施的村委会组织法是一部扩大农村民主,深受农民欢迎,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法律。

如果不戴“有色眼镜”,任何人都须正视中国农村民主蓬勃发展的态势。当深入中国的农村,就会发现村委会直接选举制度日趋完善,民主化程度有了新的提高。1999年,共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完成了新一届村委会的选举工作。2000年,有9个省、自治区完成了新一届村委会选举工作。2001年上半年,北京、吉林、辽宁正在进行新一届村委会选举工作。从民政部掌握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农村做到了由村民会议或村民小组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由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普遍设立了秘密写票处,当场公布选举结果,选举程序和过程基本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农村还开始重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这些经常性民主形式作用的发挥。许多农村重新依法选举了村民代表,并对村民会议议事规则、村民代表的产生、培训、职责作了详细规定。村务公开注重实效,在原有村务公开栏的基础上,向着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向着与乡镇政务公开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每前进一步,总要破除一个又一个的思想障碍。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就正在经历着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依法推进村民自治,需要先进的思想意识和全新的社会观念作保障。权威人士认为,当前需要重点解决的思想认识问题包括:一是认为农民素质低,村委会组织法太超前;二是认为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核心作用,应主要体现在党支部拥有统管村级事务决策权,既要抓大也不放小;三是认为实行村民自治就是允许搞无政府主义,可以摆脱党的领导任意行事;四是认为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指导关系实质就是领导关系。

法律的先导性、权威性与村民自治实践的复杂性,决定了在实施该法中必然要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据反映,突出的问题有这样几个方面: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不和谐;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职能不明确等。

依法推行村民自治,历史性地摆在我们这代人面前。通过亿万中国农民的实践形成的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民主政治制度,方兴未艾,前景灿烂。

椰风海韵民主潮

在椰风海韵,景色万千的海南岛。村民法规建设走在了中国的前例,海南省起草了村委会组织法办法、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出台了村务公开办法。各市县、乡镇也相应制定了一些办法或规范性文件,大多数村建立了关于学习、工作、会议、生活的各项规章制度,一部分村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形成了国家法律、地方法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多层次的法规制度体系,为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提供了有力的法规制度保障。”

作为年轻的大特区,海南大踏步迈开了依法治省的脚步,其中将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加强村民自治作为依法治省战略的重要一环,进行了具体安排。还抓住全省进行第二次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时机,大张旗鼓,将村委会组织法普及到农家小院。城乡基层干部的骨干培训至关重要,六千多人接受了培训,为有力实施法律提供了人才保障。村委会的民主选举引人注目。据称,1998年6月始海南进行了第二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一直持续到转年的春节前。在进行选举前,各市县、乡镇都成立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各村都成立了村选举委员会。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保证直接选举制度的落实。认真做好选民登记和张榜公布工作,做到不重、不错、不漏。充分发扬民主,发动群众直接提名村委会成员候选人。认真组织选举大会,设立主会场和投票站,大多数选民直接到主会场和投票站投票,基本上做到了当天当场宣布选举结果。海南省政府负责人归纳了这次选举的三个明显特点:一是村民非常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把民主选举村委会成员当做关系切身利益的大事,十分珍惜手中神圣的一票,踊跃参选,参选率很高。一些外出打工的村民为了行使民主权利,纷纷回村参选。二是新选出的村委会成员年龄有所下降,政治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全省约有七十名大专文化程度的村民被选入村委会班子。三是村民不但踊跃选举,而且敢于罢免不胜任的村委会成员。

民主选举的村委会诞生了,他们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各地根据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建立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对关系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进行民主决策。琼海市石壁镇赤坡村创造了“一二三阳光工程”,即凡是关系村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先由村党支部、村委会召开一次联席会议,研究提出初步方案,再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对方案进行二次审议,做出决定,然后由村委会将方案在实施前、实施中、实施后三次向全体村民公布。各村还建立健全了民主管理制度,实现村民对日常村务的民主管理。以村务公开、民主评议和村委会定期向村民会议报告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制度普遍建立。各村普遍建立了固定的村务公开栏,成立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并逐步做到公开内容、形式、程序、时间和管理的规范化。长期主管农村事务的海南省副省长于迅深有体会地说,实践证明,村务公开是实现民主监督的有效方式,深得农村干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也增强了村干部廉洁勤政的意识和自我约束力,增强了村民管理村务的参与意识,促进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五、俄罗斯的“警示录”

政治改革既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同理,它也不会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反对政治改革的人通常这样论证俄罗斯民主化改革与经济衰退的关系:经济衰退是由休克疗法所导致,休克疗法则是政治民主化的产物。因此,民主化改革是经济衰退的原因。这一论证分为两个步骤,其中每一个步骤都是可以质疑的。

休克疗法是指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套激进战略,主要包括稳定化(以紧缩反通胀并建立宏观均衡)、自由化(放开物价)、私有化(明晰产权)。认为民主化改革是休克疗法的充分必要条件,根本就不能成立。首先,不搞民主化,同样可以搞休克疗法。智利是实行经济稳定化改革的一个典范,但是主持这一改革的却是皮诺切特军政官。其次,实行民主化,并不意味一定会采纳休克疗法。同样是民主国家,可以选择不同的经济政策。例如欧洲大陆国家多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而美国则坚持自由市场经济。苏联东欧等经济转轨国家大多采纳了休克疗法的建议,这只是反映了人们在一定历史阶段的认识水平,与民主化的本质无关。西方国家一度风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积累了新的历史经验后,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又开始走红。如果休克疗法确实造成了种种不良后果,中国完全可以拒绝休克疗法,没有理由重蹈覆辙。把休克疗法与民主化改革拴在一起,从逻辑上讲不通。

至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关系,现在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根据金雁、秦晖等的研究,与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相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搞得既不坚决也不彻底,但是它的经济衰退却比前者要严重得多。因此,俄罗斯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休克疗法还是休克疗法不彻底,治疗半途而废,就不好说了。此外,还有像白俄罗斯这样的独联体国家,对于休克疗法抱有强烈的抵触,但其经济困境又超过了俄罗斯。总之,不管搞不搞休克疗法,搞的程度如何,苏联东欧各国全都出现过一段经济滑坡,就连有西德扶助的前东德也不例外。

反对政治改革的人也喜欢拿中国改革与俄罗斯(苏联)改革进行比较,但是科学家在进行实验时,必须安排对照实验,在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才能在某一因素与结果之间建立确定的因果关系。假定是在中国和越南之间进行比较,那么就比较有说服力,因为两国在各方面都比较接近,如果只是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孰先孰后上有所区别,就可以视为一种对照实验;而中国与俄罗斯社会在改革前有许多显著的差别,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改革的路径选择,因此上述关于政治改革的结论只是一种泛泛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