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夫特在亚洲的经历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他19岁那年，丹麦的一家轮船公司“东亚公司”把这个丹麦船长的儿子送到北京去学习汉语，作为培养他海外经历的第一步。“东亚公司”好比是英国人在印度长期作为其殖民代理人的“东印度公司”的翻版，它在中国从南到北的沿海地区都设有办事处。“当你替公司去海外工作时，”托夫特叙述说，“你就知道这一去将是25年左右，而且头10年不准结婚。”托夫特在北京学了2年中文之后，在吉林生活了8年，代表他的公司在吉林和朝鲜北半部到处活动。他同住在这一地区、逃避共产主义革命的白俄贵族们关系甚密，而且逐步对这里的每一条铁路、公路的拐弯和路口几乎都了如指掌。（后来，托夫特作为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就能出神入化般地在地图上标出中国部队在他年轻时旅行过的那些铁道线上的运动情况，并为他的游击队精确地指示出桥梁和其他要害部位的位置。在这些地方，交通运输特别容易受到破坏者炸弹的袭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托夫特回到丹麦，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但是他承认这样一个现实：纳粹是不能从一个被占领国的内部来击败的。他使用假证件设法逃到了西班牙（胆战心惊地搭乘一架德国飞机），又从那里到了美国。他在纽约找到了威廉·斯蒂芬森，此人负责英国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后来以“无畏勇士”而著称一时。托夫特竭诚服务，斯蒂芬森把他派到新加坡，在那里组织当地人士通过滇缅公路向内地抗日的中国人提供物资。他组织起部族人的游击队，进行勇猛然而最终是徒劳无益的牵制日军行动。新加坡陷落后，托夫特回到美国，他放弃了印度陆军少校的军衔，以列兵身份加入了美国陆军。
由于托夫特的背景，他的详情被报知战略情报局，这是负责战时情报和间谍工作的机构，最终演化为中央情报局。托夫特开启了他在二战中一系列最令人眼花缭乱的卓著功绩。
在同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野比尔”·多诺万少将一起工作时，托夫特帮助策划了一项计划，迫使德国人将其战略部队从意大利战役中转移到了南斯拉夫。英国人一直向在山区要塞进行抗击德国的麻雀战的南斯拉夫爱国者空投武器、弹药和其他供应品。性格急躁的托夫特认为这种做法太慢、影响太有限了。根据他海上生涯的经验，他组织起一支由陈旧和废弃船只组成的近海船队，配备上南斯拉夫流亡者，建立起一条海上供给运输线，它从意大利的巴里港，横越亚得里亚海，一直到南斯拉夫海岸线外的维斯岛。
至1943年10月，托夫特独具一格的小小海军包括了44条船只，其中有陈旧的纵帆船、拖网渔船和锈迹斑斑的蒸汽货船。这些船只在夜里急匆匆地越过海面，每艘船上都装载着相当于英国一个月空投量的作战物资。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后来的南斯拉夫总统）十分感激地接到了这批武器，他的游击队钳制住了数以万计的德国部队。美国向托夫特授予了荣誉军团勋章。
大战结束后，托夫特被邀请留在美国情报界。战略情报局虽然在战争结束几个月之后就已告解散，但是情报界老手们都知道最后还是会有一个相应的机构来取而代之。托夫特不愿意在一个准军事组织里度过一生，他拒绝了邀请，回到哥本哈根，担任一家美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经理。他仍然同丹麦情报局的头头保持着接触，偶尔也带一些秘密文件到美国。40年代末，他同一位美国妇女结婚，并迁至爱荷华州梅森城去经营她家的印刷生意。
此时，中央情报局已经存在了，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机构，不为军界和******的官僚们所信任，但中情局内部的人却雄心勃勃。1949年圣诞节，托夫特访问了华盛顿，他的两位战时老友——中央情报局负责计划（亦即秘密行动）的副局长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和远东行动负责人理查德·史迪威少将——求贤若渴，急切地邀请他加盟中情局。在萨尔格雷弗俱乐部的一次午餐上，托夫特礼貌而又坚决地拒绝了加入中央情报局。他在爱荷华过着舒适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扶轮”国际地方分社、主教派教会、一位童子军地方长官，而且托夫特不想成为和平时期官僚阶层中的一员。但他同意和弗兰克·威斯纳进行晤谈，此人也是他战时的一名同事，现在在中央情报局搞秘密工作。谈话的环境颇能体现中央情报局孤立无助的地位：这是邻近华盛顿倒影池的一群东倒西歪的木板“临时”建筑。
“我们肯定需要你。”威斯纳说。
托夫特再次拒绝。“但是，要是还有一场战争的话，你可以找我。”他说。
1950年6月，托夫特前往堪萨斯州赖利堡，作为陆军后备役的一名中校去接受为期两周的现役训练。星期天早晨他听到了战争的消息，他想道：“战争来了，我的耶稣，我正在赖利堡穿着军装！”第二天一早，威斯纳那边传来了期待之中的召唤。“这一紧急情况对你是否已经足够了？”威斯纳冷冰冰地问道。托夫特说道，“是的。”“你能马上来这儿吗？”
到了星期二，托夫特已经在华盛顿中央情报局总部了。他意识到，由于他在东方的背景和他的语言能力（他能讲六种语言），派他去朝鲜是顺理成章的。史迪威和威斯纳安排了情况介绍会，但是他们也没有给托夫特什么命令。“现在是无章可循，”他说，“这是中央情报局第一次在一场热战中行动。”
作为总的指导方针，托夫特被告知去留心一下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0／2号训令第五部分所阐明的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其中概括了这一间谍机关的使命：秘密政治行动、秘密心理战、秘密辅助军事行动、秘密破坏活动以及经济战，还有在敌军战线后方被击落的飞行员的躲避和逃遁计划，一旦共产党打到日本或朝鲜之后特务人员“潜伏后方”的组织活动，等等。
“总的说来，他们让我挑选一个地点，在东京以外建立起一个行动基地。这个基地要能接纳1 000人，有我们自己的通信设备。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是独立行事。”
托夫特给在梅森城的妻子打了电话，请她在他由东京首途飞行至明尼阿波利斯作短暂停留时前来同他相会。她给他带来了两箱衣服。“我根本就没有回过家。”
托夫特在接受朝鲜之行前，只在一件事上对中情局有所坚持。他多少听说了一些麦克阿瑟司令部里的工作方式和查尔斯·威洛比少将极为苛刻的性格。威洛比是该战区情报处的人，托夫特必须同他紧密合作。因此托夫特拒绝继续用后备役中校的军衔，而要求以相当于少将的情报局官阶前往东京，以便与威洛比平起平坐。中情局同意了。
托夫特的先见之明是正确的。中情局在麦克阿瑟辖区里立足未稳。只是到了当年5月，史迪威将军才从麦克阿瑟那里获准，允许中央情报局在他的亚洲地区内活动。麦克阿瑟对于独立于他掌控之外的秘密情报活动非常反感，这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他断然拒绝战略情报局的特工在太平洋战区活动。作为军界的一名传统主义者，他对独立于他司令部之外工作的特工人员自由散漫的气质嗤之以鼻，只是来自华盛顿的巨大压力，迫使他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星期颇为勉强地同史迪威达成了协议。
托夫特抵达东京之后，发现中央情报局在那里的存在不过是“六个可怜的丧魂落魄之士”，他们在一间旅馆房间里工作。这个在乔治斯·奥里尔领导下的小组，同托夫特所说的麦克阿瑟司令部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保持着颇为艰难的联系。在横滨港附近的横须贺海军基地，中情局的工作还稍有一些实际内容。威廉·达根在一个中央情报局分支机构的赞助下进行情报活动，这个机构的名称毫无意义，叫作“特别行动局”。托夫特开始着手组织他自己的秘密行动单位，叫作“政策协调局”。
然而，他首先必须让桀骜不驯的威洛比与他保持一致。托夫特自视甚高且锋芒毕露，他与威洛比的第一次冲突，是因为他坚持要住宿在东京闹市区最高级的帝国饭店套间里。威洛比怒气冲冲地说，不行，帝国饭店只能给将军、舰队司令和其他“特别重要的高级军官们”安排。托夫特亮出了他的少将“军衔”，并且得到了套间。他还要求军方为他的汽车提供一面两颗星的旗。当没有现成旗子时，他自己订做了一面。
“我看准了，对付威洛比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一切机会来踢他的屁股，让他晓得我和他一样强硬，甚至比他更硬。”托夫特叙述说。因此，当威洛比进行他的“每月威胁”，要把托夫特和中情局撵出日本时，托夫特则正告威洛比：“闭嘴，你是为我工作。我是美国公民和纳税者，你不能对我发号施令。”
然而威洛比和托夫特的外语天赋却不相上下，这也使他们逐步缓解了彼此间的敌意，“尽管这一敌意并未完全中止”。托夫特说：“某一天我用俄语与他通电话，第二天我们就说中文，这就像是一种体育运动，他有时会大笑，但我对他直言不讳：‘我绝不与你说你那个混账的德语。’”他显然想起当年参加挪威地下组织的日子。
托夫特在东京的副手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官员，托夫特由此受益匪浅。科尔韦尔·比尔斯早先在美国森林局和胡佛委员会（战后一个负责政府效能的机构）里供职。“比尔斯真是一个好官员，”托夫特说，“他使我免于去坐牢，因为他在政府里熟门熟路，而且知道怎样来对付文书工作和种种细节。我们组成了一个厉害的团队。”
托夫特和比尔斯的头一个星期用来开车在东京四周转悠，想找一个地方作为中情局在这里的新基地。“我们不都是在工作。我们带上午餐，还在帝国海滩游泳。”那天，他俩边吃午餐边在厚木空军基地走动，这里位于东京以南47英里，可以远眺壮丽的富士山。他俩来到一片约50顷的偏僻之处。“我一只手拿着啤酒，另一只手拿着鸡肉三明治，大叫道：‘这儿就是我们未来的基地。’”托夫特和比尔斯一边吃喝，一边用步子测量着将来哪些建筑物应当盖在哪里。就在这个星期之内，工程人员和一个建筑营就上马开工了。
下一步，托夫特需要招兵买马。他从军队里找人，这是能够提供现成人力的唯一地方。他意识到上层军官对中央情报局不怀好感，就在参谋部的二三流军官里物色人选。“我的责任之一是建立起一项遍布朝鲜的‘躲避和逃遁’行动，以援救被击落的飞行员。因此很明显，这对于空军和海军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的飞行员能得到安全保障。这样我就得以说服这些军种，还有陆军，给我派人来。”
托夫特从海、陆、空军中各抽调了两名军官，把他们关在他东京的会议室里，命令他们制订一项“躲避和逃遁”计划：“如果一名飞行员在鸭绿江附近的‘米格飞机走廊’被击中，他在坠落前还有20分钟的飞行时间。倘若他知道必须朝哪个方向飞，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托夫特为“躲避和逃遁”计划定下了这些要求：
——将三八线以北、朝鲜东西海岸线以外的两个岛屿，作为被击落飞行人员“躲避和逃遁”的主要目的地，岛上配备中央情报局人员和通信联络人员。
——在一条横贯朝鲜半岛的“地带”，到处分布着受过训练的游击队作为向导，他们在内陆的固定阵地进行活动，这一点要作为飞行员们战前情况简报的一部分传达下去。
——在“米格飞机走廊”以南每隔20英里，沿东西海岸设立秘密特工与“躲避和逃遁”观察站，装备通信器材。
——两支由中央情报局控制的当地“渔船队”，沿海岸巡逻以寻找被击落的飞行员，并采用真正的黑市交易的行动方式作为掩护。
——在飞行员出发执行任务之前，由中央情报局人员向他们介绍“躲避和逃遁”计划的技术细节，并在该计划执行之后，向被援救的飞行人员询问执行详情。
——提供价值70万美元的一盎司重的金条，带有老字号的“中国银行”的戳记。这样，每名飞行员可在其制服里携带3至4条这样的金条，付给当地朝鲜人以取得帮助。托夫特知道这些金条可以从台湾获得。
经过一些修改和讨论，空军和陆军接受了托夫特的计划。唯一的异议来自威洛比，他说，由于通货的限制，台湾的黄金不能带进日本。托夫特无心争辩，当晚他就飞往台湾，同流亡在那里的“中国银行”进行了一笔私下交易，并带着70万美元的金条回到了日本。在一个月之内，“躲避和逃遁”计划就部分地运转起来了。
下一步就是组建游击队，既是为了执行“躲避和逃遁”的任务，也是为了搞破坏和准军事行动。中央情报局的讯问人员对釜山附近的难民营和战俘营里的朝鲜人进行了甄别，尤其关注北朝鲜难民和他们的离国动机，挑选出那些愿意把北朝鲜从共产党手中“解放”出来的人参加游击队。托夫特意识到，动机这东西可能与意识形态毫无关联。“这些难民都穷愁潦倒，无所事事。参加游击队使他们有机会找到出路，让他们一日有三餐，有事可干。他们可以为一个目的结成弟兄，而不是在难民营里游手好闲。”通过甄别，中央情报局发现了足够多的受过培训的无线电和电报操作人员，他们主要是来自南朝鲜电报公司，可以组成游击队的通信组。
托夫特把朝鲜南端釜山湾中的一个小岛永岛接过来作为训练基地。以海军陆战队军官“荷兰人”·克雷默中校为首的一支中央情报局小分队，在那里培训了将近1 200人的朝鲜游击队派往北方行动。一些有领导素质的人被挑选出来，转往离日本厚木10英里处的相模湾海滩上的茅崎基地去接受强化训练。
1950年整个秋季和1951年初几个月里，训练活动一直继续着，其间也有一些特工人员定期地被抽调派至北方执行“躲避与逃遁”任务。训练方式同托夫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几月中教给另外一些亚洲人的基本游击课程一样：武器使用、小船偷渡登陆、破坏技术、秘密通信、情报刺探，以及敌后特工人员多年使用的其他职业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