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彬彬有礼的外交语言后面隐藏着一个信息：美国尽管谨慎小心、疑虑重重，但是已经准备好接收中国人想要发出的关于结束战争的任何信号。
华盛顿惊恐不安
《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颇有见地地总结了星期天，亦即12月3日那一天华盛顿的情绪：
今天，首都的每一个官方行动、来自东京的每一份官方报告、消息灵通人士对局势做出的每一次个人评价，都反映出一种对联合国军在朝鲜处境的紧迫感，甚至是恐慌感。甚至23个星期以前朝鲜战争爆发的那个致命的夜晚，气氛也没有这般令人沮丧。
对五角大楼来说，午夜过后不久来自东京的一份电报中严峻的记录是坏消息的开始。联合国部队在11月30日和12月1日有超过1.1万人阵亡、负伤、失踪或被俘。第2步兵师损失了超过6 380人，几乎是其兵力的一半。据信，土耳其旅的5 000人中，损失了1 000人。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在战场上的兵力加起来也不过是11万人，而据情报分析，中国人的兵力为25.6万人，北朝鲜人的兵力为1万人。
人们正在领悟这一悲观的消息时，麦克阿瑟令人沮丧的消息又似雪上加霜。第10军正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撤至兴南地区；第8集团军的处境“日益危险”，沃克将军现在提出的不是在平壤，而是在汉城周围守住一条战线。麦克阿瑟认为把两支部队合二为一毫无裨益（也“不可操作”），两支部队“数量上都处于绝对劣势”，合在一起会给来自不同的后勤补给线的补给输送造成麻烦。
他还认为建立一条横贯朝鲜蜂腰部的防线没有什么好处。这里的地面距离为大约150英里，这意味着7个美军师中的任何一个师将不得不防守一个20英里或更长的正面，“而当面的中国人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其拿手好戏是穿过崎岖陡峭的地形进行夜间渗入”。麦克阿瑟认为，这样一条没有纵深的战线“没有什么实力，而且作为一种防御概念也将遭到渗透，结果是被包围歼灭或被各个击破”。这一概念也许适用于对付弱一些的北朝鲜人，“但不可能对付中国军队的强大兵力”。
麦克阿瑟接着抱怨说，华盛顿还不理解“由于中国军队的公然参战而导致的基本变化”。有26个中国师参战，后方“至少”还有20万人的部队正在向前线运动。美国空中支援的价值由于地形的缘故而被降低。由于中国军队在内陆集结，海军炮火不起作用。国防部一再告知麦克阿瑟再也派不出部队了，但麦克阿瑟依然要求“最大限度地派遣地面增援部队”，否则他的部队将被迫节节撤退，“而每次撤退都会降低抵抗力”，直至被逼到“滩头防御阵地”。
麦克阿瑟赞扬了他的部队的士气和效率，尽管“它在五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是不间断地战斗”（这样说是错误的：战争已进行了五个月，但大部分美军师直至9月中旬，也就是战争爆发两个半月之后才抵达朝鲜）。韩国军队的战斗力“微不足道”，其他外国分遣队人数太少，不足以产生影响。麦克阿瑟希望大大增强军队且大大改变与他作战有关的规定：
对此间局势的全面估计，必须以这样一种观点为基础：这是在全新的情况下，与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全新的强国进行的一次全新的战争。
我所执行的行动指令的基础是以北朝鲜部队为对手。由于新事件的发生，这个指令已经完全过时了。必须清楚地了解这样的事实：我们相对较小的部队现在面对的是具有全面进攻实力的****，这个国家因苏联的大量物资供给而得以更强大。
以前非常成功地适用于与北朝鲜军队作战的战略思想，现在继续用来对付这样的强国就不顶用了。
这就需要重新制订可行的、足以应付有关现实问题的政治决定和战略计划。在这一方面，时间是重要的，因为每小时敌人的力量都在增长，而我们的力量却在削弱。
五角大楼悲观丧气
星期天上午9时30分，******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在五角大楼开会，用艾奇逊的话来说，他们在“越发沉重的气氛中”阅读了麦克阿瑟的报告。麦克阿瑟的抱怨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慰藉。为美国陆军遭受沉重打击而感到沮丧的马修·李奇微将军通报了军事动态。他并不乐观，对第10军能否脱离接触并抵达兴南、第8集团军能否先于中国人抵达汉城没有把握。如果部队能够抵达仁川、咸兴和釜山的滩头阵地，他们就能够守住阵地，直到做出撤退的决定。
艾奇逊突然把讨论转向了关键的问题：“军事形势是否达到了我们有必要寻求停火的境地？”
布雷德利回答说，如果代价不是过高，停火是“可以的”。“我们会离开朝鲜吗？他们呢？”如果美军能够抵达滩头，军事形势就会改善。美国正在迅速地丧失主动权，如果不能在48小时之内通过联合国达成停火，“我们是否必须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必须自己采取行动”？布雷德利提出的一个办法是：“告诉中国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拒绝停火，我们认为我们是处于战争状态。”他预料要采取封锁海岸、轰炸和“很多其他方式干扰他们，尽管我们不一定要使用原子弹”。
艾奇逊并不像布雷德利那样对停火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而又被拒绝，就会在联合国引起一场辩论。美国必须考虑到其军队的安全，以及它在远东和“全世界”的地位。国务卿不希望很快撤退：“如果我们抛弃了朝鲜人而他们又遭到杀戮的话，我们就有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姑息养奸者的危险。如果出现了敦刻尔克式的情况，我们被迫撤出，这虽然会是一场灾难，但却不会丢面子。”如果中国人和苏联人提出了条件，“撤退到三八线似乎是可行的”（尽管他马上补充说，这“太容易了”，他怀疑敌方会不会接受）。
作为一个外交官员，艾奇逊不愿意被拉进关于台湾的谈判中去，因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得不到国际支持。他说，其他国家“认为台湾不属于我们，并且不同情我们的立场”，但他能够找到支持在三八线实现停火的“道义力量”。美国“必须期待”有人——他在这里提到了克莱门特·艾德礼——提出一项停火建议，在此种情况下，******的作用就是说服其他政府“坚持正当的和正确的事情”。
布雷德利将军重复说，停火将对军事有用，“如果代价不是太大的话”，但是“提出这项建议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艾奇逊希望“仔细考虑”任何直接针对中国人的行动。如果停火要求遭到拒绝，“而且我们不得不杀出一条路来的话，所有针对中国人的军事步骤都应与撤出我们的部队联系起来”。他不希望“仅仅进行报复”，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与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而这会导致很快与苏联人进行全面战争，那么我们就将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战斗”。
海军参谋长谢尔曼不希望做任何妥协。美国已经损失了士兵，“人们可以说我们输了一仗，但我们并没有被打败”。他不同意要求实行停火。“与****打交道的唯一正确方式是对他们说，要是不住手，他们就是在跟美国打仗。”如果中国人选择了战争，“我们就尽可能完好地撤出我们的部队，并且进行战争。如果我们不采取这种方针，其他人就会欺负我们。如果有人能够打死那么多美国人而又不在战争状态，那我们就战败了”。
布雷德利认为中国人不会同意停火解决。他认为“双方在竞相抢占滩头”，问题不仅仅在于军方能够守住滩头多久，还在于“在我们不说与中国交战的情况下，美国公众对这种状况还能容忍多久”。
“我们正在与一个错误的国家打仗，这是一个重大问题，”艾奇逊说，“我们在与第二梯队打仗，而真正的敌人却是苏联。”
布雷德利不想把士兵派往中国，但他“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在回家之后，就把这件事抛诸脑后”。
艾奇逊“当然”做不到。他问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与中国交战会对美国同苏联打仗的能力有什么影响。“苏联愿意看到我们与中国人打得难分难解”，如果美国的资源都用于对中国的战争，“我们就不能够增强在欧洲的力量”。
艾奇逊接着说，另一个问题是与中国开战将对美国盟国产生的影响。他“认为他们之中很多人将会离开我们，并与苏联打交道”。艾奇逊说，法国人“极为软弱，他们得了炮弹休克症，急于达成一项交易，这会给他们一种安全的幻觉”。
讨论接着转入美国决定撤退时可能采取的安全措施的问题上。有必要实行新闻检查吗？艾奇逊问道。
谢尔曼说：“非常有必要，但是这很困难。也许最好的办法是让记者们离开那里。”
艾奇逊想起了内战时期威廉·谢尔曼将军的政策：“把他的所有计划都告诉记者，然后把他们都关进监狱。”
艾奇逊终于提到了关键的问题：如果某个国家提议在三八线实行停火，而且这是可取的，在座哪一位对此还有疑虑？
根据菲利普·杰塞普的会议记录，没有听到有人回答，也没有人反对。然而，布雷德利的确对“国会和军队中的反应”表示关切。他问道，在不对中国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情况下，还有多少东西可以放弃？他怀疑中国人是否会接受三八线，“我们先前越过了它”。
布雷德利认为存在着两个问题：在政治方面，美国是否应该请求停火。在军事方面，“如果我们后退至滩头，是否要开始撤出我们的部队；或是打下去，直至敦刻尔克式的撤退？”从仁川可以很快撤出人员，但却不能很快撤出装备，“如果我们现在就动手，就可以撤出更多的东西。釜山也是如此，但兴南却成问题。必须马上决定我们是否要开始撤退。”
装备是至关重要的吗？艾奇逊问道。“我们没有别的东西了，”布雷德利回答说，“但是不能说它们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要不要撤退韩国军队？”艾奇逊问。
“如果他们想撤出来的话，我们不能丢下他们。”******的弗里曼·马修斯说。
马歇尔又回到了“要不要开始承认彻底失败”的问题，由于“心理因素”，他不喜欢这样。马歇尔认为，“如果有人在我们抵达那里之前，提出一项在三八线停火的建议，那在政治上将是有用的。一旦我们退到了滩头，中国共产党人就能够席卷南朝鲜”。
韩国陆军是否要撤至日本？杰塞普问。腊斯克认为不能这样做，“共产党目前在日本的朝鲜人当中极为活跃，引进韩国陆军也许有危险”，必须另外给韩国军队找一个栖身之地。
布雷德利认为，其他与会者对美国的溃败及其在其他地区的后果这个问题重视不够。“如果中国人在朝鲜攻击我们不算战争的话，”他说，“那么他们在柏林攫取我们的占领区算不算战争呢？”布雷德利回顾说：“我们曾说过，攻击美军的一个排就意味着战争。”他不希望下一步美国军队“在柏林被东德人横扫”。布雷德利怀疑美国会接受被迫撤退，而对中国人“不予回击”。他不希望与中国交战，“然而，不与中国交战就撤出或被赶出来，其影响是非常之坏的”。但是，他“在我们完全撤出以前，不会提议进行报复”。
艾奇逊希望尽可能合法地处理任何停火问题，他描述了外交上的两难境地。美国舆论不会容忍政府提议“在任何基础上的停火”。美国“不能在停火后仍然与中国人打仗，除非他们违反了停火协定并重新发起进攻，否则我们就是在单枪匹马地发动一场违背联合国命令的战争”。如果美国必须继续进行战争，“我们就不能采取结束敌对状态的方针。我们只能是被迫离开朝鲜，因此必须拒绝一项停火建议。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让中国人受到谴责，并给他们戴上侵略者的帽子”。
艾奇逊在会议结束时说，总统希望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尤其是做出可能与中国全面交战的决定之前与艾德礼首相会谈。那么应该命令麦克阿瑟去干什么呢？谢尔曼敦促说，应命令麦克阿瑟立即把部队调往滩头。（前面提到，麦克阿瑟在不久前的一份电报中提到，撤退至滩头也是他的几个战略选项之一。）
开会期间，布雷德利一直在涂写什么。这时他念了一份命令的草稿，要麦克阿瑟“按要求尽可能久地守住滩头，等待整个局势尘埃落定”。
马歇尔表示反对。他怀疑是否有必要在形势及其发展问题上谈得如此具体。他认为仅仅批准在美军防守的三个基地（仁川、元山和咸兴—兴南）重新部署就足够了。
没有就此投票表决，甚至没有进行非正式的举手表态，但一致的意见是显而易见的：麦克阿瑟的部队应撤至那些海港，并准备撤出，这是美国军事史上第一次没有取胜的撤出。
对马修·李奇微来说，这次会议是一次痛苦的经历。作为一个军人，他深知麦克阿瑟的问题，即这位将军对军令耍尽手腕，任意妄为。李奇微坐在那里，惊讶于他的上司们除了麦克阿瑟的问题，其他无所不谈。尽管艾奇逊和马歇尔作为总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但显然谁也不愿向这位远东司令官下达断然的命令，扭转一下正在迅速陷入灾难的糟糕事态”。尽管这个屋子里，拥有“责任和权威”的人物俱在，但谁也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