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一次戴维斯没有说对他的台词，当时这两位军官正在一列穿越美国南部开往华盛顿的火车上。麦克阿瑟猛敲戴维斯包间的房门，他又一次拿着手枪。“我们快要到我父亲获得荣誉勋章的地方了，”麦克阿瑟告诉戴维斯，“我在陆军、我在生活中，该做的都做了，我的参谋长任期也到点了。等我们经过田纳西河大桥的时候，我要从火车上跳下去。这是我生命终结的地方，戴维斯。”
“将军，”戴维斯回答道，“那请你快一点完事，我好回去接着睡觉。”
麦克阿瑟摔上了包间的门。第二天早晨，他为“情绪过于激动”道了歉。此后不久，他的老妈萍姬·麦克阿瑟去世了，戴维斯再也没有听到过他要自杀的威胁了。
但是，戴维斯中校见过的那些奇特场景跟朝鲜战争时期颇为相关，麦克阿瑟在这场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上，也展现了他个性的一些怪异之处。读了战争时期他发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数十份电报——其中大部分以前均未公开过——人们就可以感到他是一个脱离现实的人：他希望把战场上的每一个胜利都归功于自己，失败却都没有他的过错；他发出的每份电报都带有附加条件，“给我提供我所要的东西，否则后果（指美军的伤亡）由你们承担”。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档案对麦克阿瑟的行为做出了一种更加击中要害的解释：1950年11月和12月，当中国人突然入朝几乎把他的军队赶出朝鲜时，他丧失的不是理智，而是胆量，军方的一代骄子在他一直害怕的公开的失败边缘吓坏了。
麦克阿瑟的反应是拼命为自己开脱。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允许把战争急剧升级，包括封锁和轰炸中国大陆，他想沿鸭绿江南岸即北朝鲜和中国“满洲” 的边界设置一道“放射性废物带”。在私下谈话中，他还说到更加实质性的东西：对中国进行核攻击。如果这些袭击导致了同俄国的战争，那就去打好了。麦克阿瑟不想打亚洲的地面战争；因为同中国人海大军的一次交锋已经给了他必要的教训。但是，如果真的是苏联人挑起了朝鲜战争（美国情报界和外交界都一致这么看），那么苏联人就应当付出代价。对麦克阿瑟来说很不幸的是（我们将会看到），他把这些见解透露给了驻东京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外交官，这些外交官一如既往地向本国政府做了汇报。美国国家安全局按常规对这类外交电报进行了截听破译，并立即送给了杜鲁门。麦克阿瑟曾因在公开言论中批评政府的亚洲政策，已经同总统发生龃龉；再加上现在更为严重的叛逆行为的直接证据，麦克阿瑟在一周之内就被杜鲁门罢了官（固然出于安全和外交礼貌，杜鲁门不能提及国家安全局的截听之事）。“麦克阿瑟被解职”是当代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对美国公众来说是一个令人痛苦和困惑的插曲，这一插曲破坏了美国全国的团结，致使两年之内都未能实现和平。
然而麦克阿瑟离职时毫无悔意，他坚信自己并未做过任何超越职业军人界限的事情。他还向他的继任者马修·李奇微将军透露说，可能是杜鲁门总统精神上的疾病造成其解除了他的职务。麦克阿瑟是在被解职的第二天跟李奇微谈话的，他宣称从一位“杰出的医学人士”那里得知，杜鲁门患有一种名为“恶性高血压症”的疾病。麦克阿瑟接着说，这种痛苦病症的“特征是头脑的迷惑和混乱”。麦克阿瑟指责杜鲁门脾气火暴，比如杜鲁门给《华盛顿邮报》的一位音乐评论家写了一封卑鄙肮脏的信，因为此人批评了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举办的一场音乐会。（李奇微听了麦克阿瑟所言，明白了患有精神毛病的人并不是总统。）
战争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欺诈行为，朝鲜战争自然也有许多隐秘。在创作本书历时四年的研究过程中，许多机密已大白于天下。对于这场战争的记载是瑕瑜互见、媸妍并存的：
——新生的中央情报局有幸适逢战争时期进行实地活动，策划出各种鬼点子来折磨中国人。其中一项行动是在公海劫持一条开往中国的医院船，当时正是一场传染病放倒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之时。这条船挂的是挪威国旗，挪威长期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但挪威人有所不知的是，那些在台湾北边捕获了这条船的“中国海盗”，正是由中央情报局一名特工雇佣和指挥的。
——在美国考虑放弃这场战争的沮丧关头，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一项应急计划，把韩国政府和军队（包括家属60万人）重新安置到在美国萨摩亚群岛上建立的所谓“新朝鲜”。参谋长联席会议说，那里气候适宜耕作，岛上大多数地方无人居住，韩国人“可能”会适应这个新环境的。然而，该计划从未同任何韩国官员商量过，“因为怕引起公众的不满情绪”。
——尽管杜鲁门总统经常公开保证不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但是在1950年12月，未装配好的原子弹被悄悄地运到了一艘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美国航空母舰上。美国飞机还对北朝鲜首都平壤进行了模拟核袭击，作为打原子战争的应急计划的一部分。
——从杜鲁门的日记中可以看出，私下的他更加好斗，他日记中那些愤怒的潦草字迹，读来就像报社收到的那些疯子邮件。1952年1月，杜鲁门对北朝鲜人和中国人在停战谈判中的不妥协态度大为恼火，他写道：
跟共产党政府打交道，就好像一位正人君子试图跟一个赌博大王或者一个帮派头目做交易。我认为，现在的正确办法应是一项限期10天的最后通牒，告诉莫斯科，我们准备封锁从朝鲜边界到印度支那的中国海岸，我们准备用各种手段摧毁“满洲”的每一个军事基地，包括潜艇基地。如果还有进一步的干涉，我们将在必要时摧毁任何港口或城市，以实现我们的和平目标。
杜鲁门意识到了可能产生的后果：
这就意味着全面战争。这就意味着莫斯科、圣彼得堡（1952年叫列宁格勒）、沈阳、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北京、上海、旅顺、大连、敖德萨、斯大林格勒以及中国和苏联的每个制造厂都将被毁灭。这是苏联政府决定其是否愿意生存的最后机会。
五个月之后，杜鲁门又一次盛怒了，他旧话重提。这一次，他向苏联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对方无须回答的问题：“现在，你们是愿意结束在朝鲜的行动，还是准备让中国和西伯利亚被摧毁？两者随你们选择，非此即彼……要么接受我们公正合理的建议，要么就被彻底摧毁。”尽管杜鲁门从未采取任何行动来实施这些个人想法，但这些想法却显露了他关于部署核武器的内心世界。
但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使用核武器已接近于现实。1953年5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如果共产党不接受合情合理的和平条件时必须采取的行动。委员会决定了“针对中国和‘满洲’” 采取空中和海上行动，其中包括“战略上和战术上广泛使用原子弹”。这项重大升级行动将以海上封锁中国港口为开端，然后逐渐扩大到核轰炸，其目的是为了“取得最大的突然性和最大的心理影响”。受到美国此种意图的转弯抹角的警告，中国人很快就决定结束战争，一项停战协定在一个月之内就签订了。
这场“苦涩的小战争”——再次借用艾夫里尔·哈里曼的话来说——几乎变成了美国的核战争。1953年7月，根据停战协定，战斗结束了，朝鲜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目前，在将近30年后，两个朝鲜的代表们（美国军官陪伴着韩国人），每一个月左右会在一个中立地区举行一次形式上的会晤。表面上的理由是为和平寻求共同的基础，实际上双方什么也不说，除了偶尔会有一些相互指责外。金日成仍然是北朝鲜的独裁者，他时常会发表一些强硬的声明，表示他企图以武力收复南朝鲜，就像他在1950年试图所为的那样。南朝鲜则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地更换独裁者、总统和政治强人，他们监禁不同政见者，对于任何提及与北朝鲜和解的说法都嗤之以鼻。大约4万名美国士兵仍在那里服役，作为针对北朝鲜任何进犯的一种警戒防务。美国新一代士兵时时发问：“我在世界上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干什么？”这也正是从1950年6月战争开始以来，许多美国人所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