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似乎对麦克阿瑟的匆匆离去感到遗憾。使麦克阿瑟感到惊奇的是，总统为他举行了一次小小的授勋仪式，授给他一枚优异服务勋章（这是他获得的第五枚这样的勋章），还说了一些颂扬赞誉之词。正如惠特尼尖酸刻薄地评论的那样，当时听到杜鲁门溢美之词的人都不会想到，总统在四年后回答“你对任职期间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是否后悔”的问题时，会说出“我唯一感到后悔的是，我没有在两年前就解除他的职务”这样的话。正式公报的措辞不痛不痒。一位记者评论说，公报由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两人签署，“好像他们是两个国家的首脑人物”。坐立不安的麦克阿瑟毫不掩饰他急于离去的想法。他掏出一块金怀表，看看它，用手指慢慢地擦着玻璃表蒙，然后放回口袋里。杜鲁门在一次临时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说：“这是我担任总统以来最令人满意的一次会晤。”麦克阿瑟一笔勾销了所有的提问，说：“所有的评论都必须出自总统的新闻官。”
在《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莱维罗看来，杜鲁门和麦克阿瑟这两个人使他想起了“一位保险业的推销员，他终于同一位可能成为主顾的人签订了一份重要合同……而后者则对整个合同的有效范围半信半疑。”杜鲁门奉承讨好似的急于向麦克阿瑟和他周围的人表示诚意。杜鲁门登上“独立号”座机之前，叫住了只佩有一颗星的准将考特尼·惠特尼。总统对他说：“惠特尼将军，你早就应该升为少将了。待我一回到华盛顿，我将尽力而为，使你晋升为少将。”杜鲁门说到做到，他回到华盛顿后不久，惠特尼就得到了第二颗星。麦克阿瑟站在原地，直至“独立号”飞出跑道尽头，然后疾步走向“盟军最高司令号”。几分钟后，他便启程飞返东京。此时此刻，他对于总统插手他的战争，以及对杜鲁门以外的与会人员胆敢与他平起平坐而愤愤不已。他问威廉·西博尔德说：“那位不知天高地厚地提问题的年轻人是谁？”西博尔德终于推断出，他是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麦克阿瑟明白地表现出他对如此区区之辈竟然向他发问极为“愤慨”。他多年后写道：“这次会议……使我认识到，华盛顿正在发生一种难以琢磨和阴险邪恶的变化。像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敢于挑战和具有凝聚力的人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敷衍苟且而非决战到底的趋向。”杜鲁门“最初的果敢决心……显然正在被经常灌输的胆小怕事和玩世不恭的窃窃私语剥夺殆尽。总统似乎受到了一些比较自私的联合国政客的阿谀奉承的摆布。……”
麦克阿瑟的这一结论意味着，他一直没有把握住整个会议的中心问题。华盛顿的电报、哈里曼8月中的访问，以及总统的亲自出马，都用明确的语言不断地告诉他，美国在军事上根本不可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而且必须避免与苏联人和中国人发生直接冲突。美国在朝鲜存在的合法性取决于联合国，而华盛顿在联合国得到的支持是非常微弱的。不管麦克阿瑟（或是杜鲁门在这个问题上）喜欢这种情势与否，都是无足轻重的，这是政治现实。当麦克阿瑟对“政府已经介入的这一冲突的重要性受到有意的贬低”而大发牢骚时，他是在徒劳无益地继续进行一场他已经失败了的辩论。不管他被告诫多少次，不管是谁告诫他——或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或是总统——美国不能够为搬兵去朝鲜打仗而使欧洲无防可守，麦克阿瑟都是以蛮不讲理的老论调来回敬：任何使他不能为所欲为的人不是胆小鬼就是叛逆之徒。因此，威克岛会面是一个失败，对任何有关者都是浪费时间。
尽管如此，威克岛的会见却暂时地减轻了白宫对麦克阿瑟的疑虑。在华盛顿方面参加会议的人士看来，麦克阿瑟把自己突显为一贯正确的神祇，他信心十足，以致不可能完不成他的使命，或在估计战场形势发展时出现失误。麦克阿瑟关于胜利在望的断言如此令人信服，以致迪安·腊斯克会后找到穆乔大使说：“约翰，我想你最好和我一起回国，讨论一下朝鲜敌对行动结束后的安排。”穆乔借口有紧急公务在身，并说一旦情况许可他便启程回国。（当他确实于10月底去华盛顿时，要讨论的题目已经不是胜利，而是中国参战的后果。）查尔斯·墨菲是第一次见到麦克阿瑟本人（除了哈里曼和一些随行的将军外，华盛顿方面的其他随行人员亦是如此），他说麦克阿瑟“讲起话来十分令人信服，极为简单明了，特别通俗易懂。他不过是在冷静地摆情况。而且当他解释对方为什么和怎样不可能（着重号为墨菲所加）有所作为时，嗨，我完全了解他的意思，并且为之完全折服”。
墨菲关于麦克阿瑟和情报问题的回忆，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记录中没有记载。麦克阿瑟自称拥有“一个情报系统，它提供的报告与华盛顿的……各部所收到的情报有所不同，而且……他相信他的情报，而不相信那些部门得到的情报”。
杜鲁门离开威克岛后，飞往旧金山发表一项外交政策的讲话。他在那里说，他“觉得迫切地需要通过我和麦克阿瑟将军的会谈，完全清楚地表明：我们外交政策的目的和行动是完全一致的”。报界的文章把这些评价解释为，这意味着总统或是已经使麦克阿瑟回心转意、同意他的想法，或是已经封住了麦克阿瑟的嘴巴。麦克阿瑟对于他的一贯正确所受到的冷落极为敏感，不管这种冷落是真的还是凭空想象的，他都会暴跳如雷。他通过一位第一大厦的发言人说：“麦克阿瑟将军丝毫没有改变他对台湾的战略价值所持有的任何观点。”他还说：“在威克岛没有对台湾问题进行任何政策讨论。”
从最严谨的意义上说，麦克阿瑟的这两句话都是正确的。杜鲁门意识到台湾的战略价值，也意识到与******长期来往的政治代价，而且他们并没有在正式的意义上“讨论”台湾问题：杜鲁门不过是立下了规矩，麦克阿瑟则对他的言行失检表示歉意。（杜鲁门回到华盛顿后对罗斯和他的副新闻秘书埃本·艾尔斯说，他之所以没有在正式会谈中讨论台湾问题，是因为他和麦克阿瑟已经在私下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他打算“避免使麦克阿瑟当众蒙羞受辱的任何可能”。）但是，会面以后两人发表的讲话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再次把他们的不和呈现于世。距离显然给麦克阿瑟带来了勇气，他在东京（通过一位发言人）可以说那些当着杜鲁门的面不敢说的话了。
11月中发生的另一件事也应引起杜鲁门的注意，“麦克阿瑟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专栏作家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开始得到泄露出来的关于威克岛的零星消息。他报道说，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说，中国人干涉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保守观点的《自由人》杂志要麦克阿瑟确认或否认这一报道，得到的回答是：“你们在13日来电中援引（艾尔索普）的说法，实际上完全没有根据。麦克阿瑟。东京，日本。”白宫知道情况并非如此，但此时此刻，麦克阿瑟必须拒不承认他在威克岛所做的满不在乎的保证，因为他需要保全面子：10月26日，亦即会面结束的11天后，他的军队抓到了一个中国俘虏。战争即将进入一个残酷激烈的新阶段。
乔治·马歇尔将军对威克岛会谈自有担忧，这也是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当时难以理解的。佩斯一回到华盛顿，便去拜访马歇尔，向他报告会面的情况。佩斯整理了他们的谈话：
佩斯：马歇尔将军，麦克阿瑟将军说，感恩节时战争就会结束，部队可以在圣诞节回国。
马歇尔：佩斯，那是十分麻烦的。
佩斯：先生，您肯定没听清我说什么。我是说，感恩节时战争就会结束，部队可以在圣诞节回国。
马歇尔：我听清了。但是，战争结束得过于突然，会使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佩斯：你这样说是不是指，美国人民就不会有充分的机会去理解冷战的含义？
马歇尔：我就是这个意思。
佩斯：马歇尔将军，在美国人民看来，这是一场极其困难和规模巨大的战争。
马歇尔：是的，我知道这一点，佩斯。但是，你并没有像我那样经历了二战的结束，没有看见人们蜂拥回到他们的平民工作岗位，没有看见他们把坦克丢在太平洋里，任其腐烂生锈，没有看见建立起来的军事实力逐渐凋零。
佩斯：我知道，马歇尔将军。但自那时起，时光流转，事过境迁。你是否认为，如果我说美国人民已经吸取了教训，我就是天真幼稚了呢？
马歇尔：不，佩斯，我不会说你是天真幼稚。我会说你天真幼稚得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威克岛会谈后的这种欣喜气氛，却是建立在一个最令人不安的基础之上：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不会介入朝鲜战争。威克岛会谈是10月15日举行的，甚至就在双方与会人员启程返回华盛顿和东京的时候，中国军队也正在向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