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晓时分，北朝鲜人退缩了，他们停止了进攻，在汉城街头留下几百具士兵尸体。刘易斯·普勒上校前来视察这场大屠杀。一名战地记者问普勒，他怎么看头一天晚上关于“敌军逃窜”的报告。他说：“我只知道那里有二三百人，他们哪里也逃窜不了，他们全死了。”
当天晚些时候，陆战队最高指挥部满怀反感地听说，夜战开始前几个小时，阿尔蒙德在午夜向媒体发表了一个公报，说汉城已告“解放”。当天晚些时候，麦克阿瑟也发表了他的声明：
在北朝鲜人发动突然进攻的三个月之后……第10军的战斗部队重新夺取了首都汉城。……汉城的解放是第10军部队协同作战的结果。……到9月25日14时（下午2时）为止，汉城的军事抵抗已被粉碎。……敌军已从该城向东北方向逃窜。
然而，就在同一天，部队却在汉城与顽强的守军进行逐屋巷战。“就算是汉城解放了，残存的北朝鲜人也不知道这件事。”一位美联社的记者写道。战斗又持续了三天。
但是麦克阿瑟并没有让现实情况妨碍他大出风头。对他说来，“真相”就是他在东京新闻发布会上的所言所语，而不是作战部队在战场上的实际境遇。
重占汉城
9月28日，汉城的战斗已平静到足以使麦克阿瑟将军凯旋返城，但他希望这件事要有他的特色。他希望乘坐轿车从金浦机场进入汉城，并由李承晚总统陪同。但这样做需要越过金浦与汉城之间的汉江，而当时江上却没有桥。陆战队和陆军一样，是用筏子和两栖登陆艇把整个陆战师送过了汉江。从仁川带来的所有架桥器材都用来做成了筏子。有人询问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从金浦到汉城乘直升机不行吗？不行，将军希望乘车前往。如果没有桥，就现架一座。
怒气冲冲的奥利弗·史密斯将军仍在忙于肃清汉城外围地区的战斗。“尽管如此，看来大部分陆战队都要去为麦克阿瑟架桥，”他说，“他们干了一些最苦的差事。他们（陆战队的工兵）从远东各处用飞机运来了浮舟。我们拆散了几个筏子，并送去浮舟支援他们。”赶在麦克阿瑟早上抵达之前，江桥于午夜时分完工架成。
麦克阿瑟抵达时风头十足。在金浦机场，他出现在专机门口，爽朗地伸着懒腰，还说：“这里跟过去一样。”他随后坐进一辆雪佛兰轿车，向汉城进发，后面跟着4辆参谋人员的汽车和40辆装载记者和其他低级军官的吉普车。
与原先使馆的其他人员一起返回汉城的哈罗德·诺布尔感到，汉城如今是一片废墟瓦砾，甚至比1945年以后的东京和横滨还糟，对于一座在三个月内两度易手的城市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断壁残垣的景象令人作呕。”他说。
美国大使馆建筑物地面一层的侧面已经被炸弹洞穿，地下室里水中漂着一具尸体。（后来在重新装修时，工人们在楼内各处又发现6具尸体；在档案室附近的一条水沟里，还有大概十几具尸体，双手捆绑在背后。）炮火掀走了穆乔大使原来官邸的一部分屋顶，盗贼们已经把家具洗劫一空。
尽管历经浩劫，劫后余生的汉城市民仍倾巢而出，欢迎麦克阿瑟和李承晚。诺布尔敏锐的目光注意到，人群中没有从军年龄的男子，而大多是幼小的孩子和老人。他们挥舞着韩国小国旗，呼喊着欢迎口号。尽管诺布尔对韩国政府心存疑虑，但是他看着人们枯槁憔悴的面孔，认定没有人能够组织这样的游行集会。“他们在欢呼在哭泣，因为他们为汉城重获自由而欣喜万分。”
麦克阿瑟和李承晚驱车前往被炸毁的首都大厦，它现在成了一座被烟火熏黑的砖石空壳，墙上弹痕累累。麦克阿瑟的鼻子微微抽动。尽管成队的步兵和陆战队员用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把尸体拖出这座建筑，但将军还是嗅到了从破碎的窗户里散发出来的“死亡的气息”。
听众几乎全是军界人士：穿着工作服和橄榄绿军装的美军和韩国的军官；几位英国海军军官穿着白色短制服、白色长袜和白鞋；陆战队的史密斯将军同他的部下爱德华·克雷格准将和刘易斯·普勒上校一样，故意穿着战斗服。“命令要求两位师级军官和每团各一名军官参加仪式，”史密斯说，“就（陆战）部队而言，我们奉命不让他们露面，不许别人看见他们。”仪仗队中不包括陆战队，而他们“却在夺取汉城的战斗中肩负重任”，克雷格对此尤为恼怒，陆军的宪兵队尽管“衣着华美，光彩照人……但多少有些不合场景”。对陆战队的冷落没有逃过军界高层人士的眼睛。“这样做对陆战队有点刻薄，”史密斯说，“但我猜想那是政治上的事。”
麦克阿瑟的滔滔口才再次发挥到极致：
拜仁慈的上苍之恩典，我军在联合国——这个人类最伟大的希望和寄托象征的军旗之下战斗，已经解放了朝鲜的这座古都。它摆脱了共产主义的专制统治，它的人民再度有机会得享生活之亘古不变的内涵：毫不动摇地把一己的自由和个人的尊严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诸如此类的话还有数百言。
接着，麦克阿瑟请所有在场的人与他一起背诵主祷文。就在他们背诵主祷文时，被炮火震松的大厦穹顶的玻璃块掉了下来，跌落在100英尺下的地面上。令人惊奇的是，没有人受伤（麦克阿瑟像以往一样对之不屑一顾）。
将军转向李承晚说：“总统先生，我和我的军官们现在就要重返我们的军事职责，而行政方面则归您和您的政府来履行职权了。”
李承晚两眼湿润，紧紧握住麦克阿瑟的手说：“我们敬佩您，我们把您看作我们民族的救星来热爱您。”
不到一小时，麦克阿瑟即启程飞返东京，并满怀信心地认为战争已稳操胜券。《时代》周刊对此赞同，10月9日一期的封面报道大谈“胜在南朝鲜”和“斯大林在朝鲜的失败”。
仁川登陆的后果
仁川的胜利是在几乎所有与此事有关的军官的反对下取得的，它是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最为辉煌的时刻。当时还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担任参谋军官的马修·李奇微将军对麦克阿瑟的军事天才大加赞扬。他后来写道：“这次作战行动从构思的大胆、制订特种作战计划的才干以及实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锐势和艺术，在军事史上名列前茅。”但他同时也承认，尽管仁川登陆取得了成功，但也带来了问题。由于麦克阿瑟匆匆制订了计划，因此没有仔细考虑到大获全胜的后续行动——那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乘胜扩大优势。其结果是（如下所述），大部分北朝鲜人民军得以撤到北方，或是融入南朝鲜乡村参加了游击队。
华盛顿也没有时间去考虑中国和苏联对这个重大胜利的反应这一难以猜测的问题：他们会袖手旁观吗？他们会不会公开干预，以挽救北朝鲜军队？回答这些问题耗费了仁川登陆以后的很多宝贵时间。
仁川登陆的长远影响，对于一个当时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方面也非常重要。正如李奇微所写：
仁川大捷带来的一个更加微妙的后果是人们对麦克阿瑟将军的一贯正确性几乎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就连他的上级也好像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对麦克阿瑟的任何决定提出疑问。其结果是，麦克阿瑟失去了得到坦率而有见识的批评的机会，而每一个指挥官本来是应该获得这种机会的，尤其是当他试图从700英里之外“指挥战争”时。
对一位上级军官说他的行动是错误的，这需要一种浩然之气（乔治·马歇尔将军常说，这是“拿自己的职位在冒险”）。但是，当一位优秀的军官认为一个严重的错误即将发生并会导致生命危险的时候，他是会这样做的。
在以后的几天里，当麦克阿瑟提出把他的凯旋之师的一半撤出战斗，让他们乘船绕过朝鲜半岛底部，在北部进行另一次敌后两栖进攻（这次是在元山港）的时候，他却躲过了如此犀利的审视。海军当局和师级指挥官们都反对这一计划，但绝少有人愿意公开质疑一位刚刚创造了军事奇迹的将军的远见卓识（见第八章）。
李奇微将军这样写道：“哪怕他（麦克阿瑟）建议由一个营涉水走到元山港，大概也会有人情愿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