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战争史学中“以我为主”的观念和方法并无不妥之处，各国史学家们有意无意几乎都是如此，只是不要过分。然而近来西方的一些朝战研究有意无意地“淡化”中方的“角色”和作用，倒是令人惊异。比如，加拿大学者罗伯特·李2001年的《朝鲜战争》一书中，几乎涵盖了有关朝战的所有问题——历史背景、朝鲜半岛内外时局、美国国内的麦卡锡主义、英联邦态势、斯大林之死、战争对各参战国女性的影响、美军中的种族和性病问题，不一而足——有关中国的文字却凤毛麟角。偌大的一个国家，在三年战争中以极其简陋的装备、36万人伤亡的代价， 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打成平局，居然在这位朝战专家笔下几乎“绝迹”，好像朝鲜战争是16国联军在与“影子”作战，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无独有偶，卡明斯的近作《朝鲜战争：一部历史》，居然也没有一章是关于中国的。 西方史学界对中国“冷处理”的动机仍不得而知，不知在今日主流和非主流人士中，是否有某种“打不赢，难道还写不赢？！”的下意识想法。
在西方的新一轮“回避中国”的著述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02年斯潘塞·塔克（Spencer Tucker）所编《朝鲜战争政治、社会和军事历史百科全书》。在这部由102位专家共同撰写的851页的“百科全书”中，只有一位作者援引了1995年中国学者张曙光的《毛泽东的军事罗曼蒂克主义：中国和朝鲜战争，1950—1953》一书（第256页），而且还拼错了张的名字。与此同时，此书编者塔克还宣称，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后的突然消失仍然是一个谜，“迄今为止，对于中国志愿军的突然后撤还没有清晰的答案”（第132页）。而张曙光七年以前就详细描述了中方“欲擒故纵”的战略，诱使联军继续北进，终于使其铸成大错（第104－107页）。 不仅如此，该书针对美国的盟军韩国军队的篇幅也是少之又少，对韩国军队的描述绝大多数都是一笔带过，还伴有明显的轻蔑语气；对美国和西方盟国军队和战事的描述却事无巨细。事实上，韩国军队一直是中方打击的主要对象，尤其是在第一次至第五次战役期间。应该指出，在塔克的朝战百科全书出版以前，韩国军事历史研究院的三卷集的《朝鲜战争史》已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 塔克的所谓“百科”之书，其实满纸都是西方军队在行动。此种有选择地“摘取”历史（cherry picking history），至少不是十分专业的。
其实，艾伦·梅莱2010年关于西方史学界对朝战已经“反思”“过度”的说法，至少有一点难以成立，即西方朝战史学界至今仍未公开翻译出版中国官方的朝战史书，也就是军事科学院1988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和2000年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 对于一直把中国作为研究重点的美国军界和情报界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战略“忽略”。当然，这一“忽略”是有意还是无意，笔者不得而知，但与西方出版社多年交往的感觉是，要原封不动地翻译出版中国关于朝战的史书和回忆录等，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位中国留美学者于2001年翻译了若干中方高级将领的朝战回忆录的选章，在出版社审稿时遇到种种阻力，书稿一度被出版社打入冷宫。 笔者参与了“拯救”工作，据理力争后“死而复生”， 深感美国出版界内部种种可以意会而又难以言传的意识形态“禁区”。
近期西方朝战研究中无论是“绕着中国走”还是“绕着韩国走”的倾向，其实并不一定是学者的方法论和个人的好恶问题。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指出，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是建立在把东方塑造和歪曲成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的基础之上。西方的东方学学者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出于无知，而是为了使西方对东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合理合法，因此西方眼中被歪曲的东方的形象是西方统治东方的工具。应该指出，所谓“东方主义”并非明显地贯穿所有朝战著述，然而，程度不同的“东方主义”又是无处不在。 在政策层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选择不去了解对手，乃兵家之大忌。
四、中国：与时俱进，面向未来
与西方中心主义相比，近年来中国的朝战研究更具开放性，以军事科学院2000年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为例，它大量借鉴和使用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整部书比1988版的《战史》更为丰富、更有深度，在相当程度上比起美国同行更为客观。举一个例子，90年代初在丹东落成的朝鲜战争纪念馆中，把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源定性为1948年爆发的内战，这与美国朝战修正派（卡明斯）的主要观点基本一致；而美国官方对朝战爆发的定位仍延续冷战的说法，即共产主义制度就意味着侵略。
与中国朝战研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相呼应的是，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也在与时俱进。30年来，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已逐步摆脱了历史的阴影。中朝同盟框架仍在，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则摒弃意识形态且日渐中立。其实，早在70年代，毛泽东就说服1975年越南统一后头脑再度发热的金日成不要再挥师南进。
80年代以来中国对朝鲜半岛不偏不倚、与时俱进的政策，建立在对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朝战对中国最深刻的教训，乃是在战略层面。1950年初，斯大林出于对独立于苏共的中共的戒心，最终同意由苏联扶植的金日成政权南进，维护以至扩展苏联在东北亚的利益；设法通过中苏同盟关系使中方在美国出兵后援助朝方，避免苏美直接对抗。朝方一意孤行和苏方自私自利，使朝鲜内战终于升级为中美历史性对决。尽管中方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使战线稳定在38度线，然而取得的战果和付出的代价都是巨大的。战争期间，中苏、中朝之间同盟关系的上、下限都多受冲击，突显了国家利益层面的矛盾和冲突，为未来中苏分裂埋下了伏笔。
有鉴于此，坚持独立自主、根据事物的是非曲直和国家根本利益制定半岛政策，恐怕是朝战给予中国最宝贵的经验。80年代初，中国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朝鲜问题上，中方反对破坏半岛稳定的任何行为，不管是来自任何一方；与此同时，致力于发展与南北双方的经贸和正常的国家关系。2003年以来，由中方主导的朝核六方会谈早已超越了中国自身的利益，而是把地区稳定和防止核扩散作为更高的追求目标；同时创造条件，以和平协定取代停战协定，促成美朝关系正常化。
21世纪的世界，两极终结，一超称霸，多极隐现，然而半岛时局仍扑朔迷离，险象丛生。着眼现实、面向未来的中国，如何与仍生活在过去时态的美朝韩三方互动，如何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中寻求一个既维护中国利益、又兼顾他国光荣与梦想的平衡点，仍是对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的智慧和能力的挑战。
五、30年后再看《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
30年前，当我们开始翻译约瑟夫·古尔登刚刚出版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时，国际社会还处在两极体制，冷战不仅仍在继续，更有加剧之势：苏联在70年代的最后一周入侵阿富汗；1983年3月8日，美国总统里根宣称苏联为“邪恶帝国”，3月23日宣布实施旨在争取绝对核优势的“星球大战”计划；同年9月1日，苏联远东国土防空军击落一架进入苏联远东领空的大韩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机，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269人全部遇难；同年底，北约决定在欧洲部署中程弹道导弹。苏联的“帝国终结者”戈尔巴乔夫当时还要等待两年才得以进入克宫，而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刚刚进入莫斯科的克格勃学校进修。西方的政要、学者和军情人士中，无人预料到苏联“帝国”会在未来几年陷入危机而迅速崩溃。而在东北亚，刚刚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态度则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致力于保持与平壤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但1983年10月9日的仰光爆炸事件后，中方开始与朝鲜在类似“国际”问题上拉开距离。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注意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韩转口贸易也在1983年启动。
在对朝鲜半岛问题“向前看”的同时，中国的军事史学界也开始回头审视30年前结束的朝鲜战争。然而在整个80年代，无论是将帅的回忆录，还是其他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和译本都少之又少；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朝鲜战争档案仍未公开。这一状况在90年代出现根本改观，大量的回忆录和作品陆续问世。 苏联解体后陆续公布了一些档案，各国学者纷纷前往“淘金”，朝战研究才步入黄金时期。
而古尔登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在1982年出版，恰是在中国和国际的朝战研究蓄势待发却又青黄不接的时期，这也是我们立即着手翻译的背景和动力。作为西方“修正学派”的早期作品，它向读者提供了一个涵盖政治、战略和战场“互动”的全新视角，而它所运用的大量刚刚解密的美方内部档案，为中国的朝鲜战争史研究提供了一些原始素材。古尔登本人的批评性论述，也有别于西方和美国的“正统”观念。30年后的今天，在美国朝战史学界似又回归“正统派”、对那场赢不了又放不下的战争开始歌功颂德（包括奥巴马本人）的时候，古尔登的书更突显其自身的价值。
古尔登的记述并非完美无缺，其文字时常流露对志愿军的轻蔑以至愤恨，对志愿军的一些善意的做法，如释放战俘等，以美军标准的“口径”斥之为“宣传”。在1990年解放军出版社的第一版（内部出版，名为《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中，古尔登书中很多此类“不良”成分都被删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处理方法可以理解。23年后的今天，中国稳步崛起已不可逆转；与此同时，中国朝战研究和出版系统也多产多收，一个日渐壮大和成熟的中国读者群，无论对未来还是历史，都更有包容力和自信心。古尔登的美式观念，其实并不奇怪；如果期待古尔登完全按照中方的思路对朝鲜战争加以梳理，那倒是令人不解了。有鉴于此，在23年后再版时，我们尽量保持原著的风格和观点，这也是我们对读者的审视力的相信和尊重。
六、关于本书首次公开出版的一些说明
20多年后，原译者之一的谈锋和笔者都已各自在海外工作、生活多年， 对英文中的一些俚语、专业用语，尤其是军事用语有了更为准确的理解。这次校译，谈锋承担了大部分工作量。他治学严谨，文不厌精。30余年前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班读研时与其合译《李普曼传》， 笔者就受益匪浅；此次与谈兄再度合作，尤感其译文不仅达意更能传神。磨铁图书责任编辑李葚和张庆丽以高度的责任心、过硬的专业素质和特有的细微关注力，为出版界年轻一代之楷模。此书的重新校译，也得益于解放军出版社当年内部版的责任编辑倪齐生先生所提供的种种助力。经过这个团队的通力协作，我们相信，书稿质量有了相当的提升，译文更为精准，表达更为中文化。不仅如此，再译版还增补5万余字，包括李承晚、金日成等人物的生平，并首次收入了记叙麦克阿瑟解职后回国之行的两章内容。这些著名人物的活动细节，不仅突显了他们的个性，同时为再现朝战历史提供了动态的社会、政治全景。
23年易过，半岛时局却仍变幻莫测，各方话语亦多有差异，为此书的进一步“本土化”带来种种不便。在重新校订过程中，我们力求尊重原书特色。如“朝鲜”（Korea）与“北朝鲜”（North Korea）、“大韩民国/韩国”（ROK）与“南朝鲜”（South Korea）、“苏联”（Soviet Union）与“俄国”（Russia）、“满洲”（Manchuria）等，均依原文译出。另如“汉城”“安东”等地名，均保留了特定历史环境之下的旧称，希望这将有助于读者深度了解这场惨烈的“有限战争”，它不仅在20世纪下半叶主导了东北亚时局，至今仍牵制着中美日俄朝韩的多边互动。
60年前结束的朝鲜战争，毕竟渐行渐远。如今南北分野仍在，物是而人非。然而，那些永远长眠在朝鲜三千里江山和中国白山黑水间的18万志愿军英灵，那些以原始的装备和血肉之躯，使美国强大的战争机器被迫停止在三八线的百万壮士们，以及共和国的所有奠基者们，他们在60年前的那场“有限战争”中的巨大奉献，却是后辈们心中永存的丰碑。
于 滨
美国文博大学政治系教授
上海美国学会资深研究员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访问学者
2013年10月29日完稿于宾州卡莱尔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