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间星期日拂晓之前，杜勒斯的电报抵达华盛顿，迪安·艾奇逊十分仔细地阅读了电文。艾奇逊明白杜勒斯是在野党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此人不是一个盲目的党派人士，他的意见理应受到重视。杜勒斯在东京下榻的饭店里起草了这份电报，这使他成为第一个以文字形式提出美国使用军事力量干预朝鲜的人。
李总统惊恐万状
星期日下午晚些时候，共产党的雅克战斗机扫射了李承晚总统官邸青瓦台（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的房瓦是蓝色的）周围地区，近在咫尺的进攻弄得这个老头惊慌失措。他接到汉城可能失守的报告，于是决定逃之夭夭，以免束手就擒。美国使馆官员哈罗德·诺布尔（该周末他未在汉城）后来跟其他美国官员和韩国官员谈话后认为，内阁部长们和青瓦台杂七杂八的随从“个个惊恐万状，而且也感染了李承晚”。不过李承晚声称他主要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他认为，如果入侵者俘虏了他，那么他毕生争取朝鲜独立的理想就会成为泡影。
夜幕降临时，李承晚一直在思考到底是一走了之还是留在原地。晚9时左右，代理国防部长申善模把穆乔请来参加讨论。穆乔回忆说：
我一抵达，李总统就对我说，内阁刚刚开过会，认为如果他落入共产党之手，对于朝鲜的事业将是一场灾难；并且他们的防御能力较差，还是撤离汉城为好。
听到这些，我感到震惊，我十分谨慎地提醒李承晚，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告诉他，他的部队在这次突然袭击面前打得相当不错，还没有哪支部队放弃抵抗。 确实，其中有些部队已经全军覆没或者溃不成军。我同意他的意见，即在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莫过于落入敌人（共产党）之手。我们面临棘手的时间问题，也就是尽可能地留在汉城，以激励我们的部队，同时不要被敌人掳去。
穆乔告诫李承晚说，如果他逃跑，消息一经传开，“就不会有一个南朝鲜士兵抵抗北朝鲜的进攻”，整个南朝鲜陆军将不战而垮。李承晚依然执意要离开。为此，大使回答说：“好吧，总统先生，你自己拿定主意，但是我会留在这里。”
穆乔的坚定态度稳住了李承晚，他同意留在汉城，至少当天夜里不走。
穆乔大使回到使馆，考虑美国人员家眷的去留问题。如果他们撤离朝鲜，南朝鲜人可能就会认为这是美国要抛弃他们的信号。所有美国人都已经处于戒备状态。下午1时，使馆的WVTP电台要求美国人或是待在家里，或是坚守岗位，“这是由于局势的需要”，并说还“没有理由惊慌失措”。
一项绝密的撤退计划早已拟订，这是所有美国驻外使馆的惯例。按照这个应付最坏局面的计划，人员由金浦机场乘飞机撤离。只要从电台发出紧急密语，飞机就会从日本飞来。不过，穆乔担心这一计划的效果，因为能否保卫汉城通向机场的一座桥梁的安全是成败的关键。按照其他的撤离方案，眷属将从仁川港或釜山港登船撤离，或者从水原机场坐飞机撤离。
穆乔指派使馆海军武官杰克·塞弗特去两个港口察看有什么样的船只可用，他担心空中撤离会因遭到雅克飞机的射击而失败。但是，他暂且还不会做出撤离的决定。
夜幕降临时，北部战场呈现出一片平静。黑夜给汉城带来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此刻，华盛顿的官员们迎来了星期日的黎明，但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抉择。
艾奇逊坐镇指挥
星期日上午11时30分，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开始做出一系列决定。与会者的官阶表明，五角大楼在会议上起次要作用。国务院出席会议的有国务卿艾奇逊、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以及助理国务卿腊斯克，他们是国务院的一号、二号和三号人物。五角大楼方面出席会议的人员只有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将军和负责军事行动的副参谋长托马斯·廷伯曼准将，他们都是能干的军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相对来说，他们在国防部的军阶要低得多，无法与在座的外交官们相比。
甚至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文件也承认是国务院方面“建议了一项行动计划，为美国援助遭到巨大压力的南朝鲜部队提出一个方案”。尽管会议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接到征求意见的电话，但是国务院提出的“各项建议最终都获得了通过”，即使大多数建议都需要麦克阿瑟负责执行。这些建议如下：
——美国空军和海军力量应在汉城、金浦机场和仁川港周围建立保护圈，以确保美国眷属的安全撤离；
——授权麦克阿瑟的部队根据当地美军使团的建议向朝鲜提供任何装备，不受现行计划的限制；
——只要韩国部队仍有战斗力，美国军事顾问就必须继续留驻；
——麦克阿瑟的职权应该包括指挥美国在朝鲜的全部军事行动；
——一俟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在朝鲜采取联合行动，“就授权并指示”麦克阿瑟使用一切力量，加上第7舰队，去“稳定战局，包括在可行的情况下恢复三八线的原分界线”。
应该强调指出，所有这些“建议”均未报请总统批准。至于艾奇逊有什么权力在会议上发号施令，在他和杜鲁门的回忆录中均未提及。两人的回忆录都说，重大的决定都是当天较晚的时候在布莱尔大厦举行的会议上，由杜鲁门和他的高级顾问们做出。然而，在布莱尔大厦举行会议的时候，上午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的“各项建议”已经通过电传打字会议（或称电传会议）传给了东京的麦克阿瑟，这个电传会议是在华盛顿时间晚7时30分开始的。（在电传打字会议上，远隔千里的与会人员坐在会议室内通过电传打印机“交谈”，谈话内容由投影机打在屏幕上，这样，与会者都可以看到交谈的内容。）
这些指示的确闪烁其词。它指出，这些建议还未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批准，传达给麦克阿瑟仅供“制订计划时参考”。但是，国务院建议麦克阿瑟派一个“观察小组”去南朝鲜，以确定需要投入多大规模的一支部队才能守住从汉城到仁川港的撤退路线。
电传会议接着说：
华盛顿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正与总统举行会议。此次电传会议的内容仅供您了解目前此间的想法以及严峻的形势。
东京
来吧，同我们一起干吧。我们很赞成你们的行动方针，这将有助于转败为胜。谢谢。
这种热情洋溢的结束语是典型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式。
制订反应计划
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当参谋长联席会议最终举行一次朝鲜局势的圆桌讨论会时，迪安·艾奇逊已经突显出来，他要求联合国通过一项外交解决方案，俨然成了这场危机中华盛顿方面的主事人。参谋长们的会议开得漫不经心，他们对美国的军事干预没有兴趣。早在几个月前，他们已经拟订出一项对付入侵的应急计划。这项计划不是在危机的压力下做出的临机决定，参谋军官们回顾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总统阐述的美国对朝政策，认为朝鲜对美国无“战略利益可言”。应急计划（已获杜鲁门批准）如下：一旦发生入侵，美国将尽快撤出所有的军事人员、外交官和平民，必要时动用空军掩护；美国无论如何不能卷入朝鲜战争。
在发生危机的星期日乃至以后的几天里，参谋长们对危机的态度似乎是希望执行那个应急计划。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指示，这表明华盛顿没有谁认为应该改变这一精心制定的不卷入政策。
布雷德利将军也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件事大惊小怪。那天早些时候，布雷德利在与他的同事们开会之前，起草了一份记述他的远东之行的备忘录。他在朝鲜曾经与再次被任命为驻韩军事顾问团团长的罗伯茨将军交谈过。罗伯茨将军显然对韩国陆军的战斗力丝毫不表怀疑，而他在3月8日给博尔特将军的那封悲观的信中却曾经对此表示怀疑（见前文第31页）。如果他说真话，就等于默认了他要建立一支精锐的韩国陆军的使命未获成功（也许表面上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使命）。于是，他采取上司想听什么就说什么的办法：报告一切顺利。这一说法极不准确，以致近乎凭空捏造。
布雷德利也具有走马观花的访问者听啥信啥的倾向，他离开亚洲时对南朝鲜的生存能力颇为乐观，对北朝鲜军事实力则有所怀疑。他在那份给同事们的备忘录中写道：“我认为南朝鲜在当前的进攻面前不会一触即溃，除非俄国人积极参加战斗。”但是，一旦南朝鲜陷落敌手，美国就应该增援台湾，以抵消对亚洲其他地区的不利影响。
当天下午，布雷德利将军和国防部长约翰逊确信无须留下来处理危机，便乘飞机去弗吉尼亚的诺福克，出席一次事先安排的各界显要人物的会议。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非正式会议结束之际，五角大楼的电讯中心源源不断地接到汉城发来的电报。用劳顿·柯林斯将军的话说，大多数电报“没有过分的警告内容”。上午10时35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军事情报处收到麦克阿瑟司令部发来的一份情报综述——虽然内容不甚准确，但是令人极为振奋。报告估计了双方的力量对比，3个北朝鲜师对付4个韩国师，韩国的第5个师正在开赴前线。事实上，北朝鲜至少投入了7个多师的兵力，向4个严重缺员的韩国师发动进攻。到目前为止所丢失的领土都是应急防御计划意料之中的，这也算不得“一回事”。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认为，尽管“从北朝鲜投入的力量和战略意图来看”，他们的进攻是“猛烈的”，战术上也实现了突然性，但无论如何其最终目标尚不明确。麦克阿瑟报告说，他已下令向南朝鲜运送弹药，并且建议当时集结在菲律宾附近的第7舰队开赴朝鲜，以防万一。
但是，乐观的电报并未使人稍微轻松片刻，甚至在收到这份电报之前，与东京的直接联系就表明，朝鲜局势的现实情况对麦克阿瑟及其参谋人员突然变得清晰逼真了。联系是通过一次电传打字会议与麦克阿瑟的情报官威洛比将军进行的。
威洛比听起来有些惊慌。北朝鲜的两个师正沿着公路向位于议政府市的一个重要的道路枢纽推进。据报，40辆坦克已进至距离该市5公里（3英里多一些）的地方。他警告说：“坦克经议政府实现突破，已成大势。”但是威洛比还是带来一些乐观情绪：韩国部队正在有序后撤，平民精神状态良好，“据悉”政府“指挥若定，内部秩序井然”。
杜鲁门中断休假
由于杜鲁门在独立城接到的第一批报告调子乐观，因此华盛顿的官员都不愿意打扰总统度假。上午10时左右，白宫的副新闻秘书埃本·艾尔斯驱车前往杜鲁门的住宅，并与总统在他的图书馆内闲聊。艾尔斯说：“总统可不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忧心忡忡的人，他对任何事件都不会情绪激动或者失去控制。……一个人只要当上了总统，就不会坐立不安，急得团团转，或者精神过度兴奋。他只想保持清醒的头脑。”
谈毕，艾尔斯走出来会见簇拥在大门外的记者。他说总统表示“关注，但是并不惊慌”。
按照原定的休假计划，杜鲁门总统去了他兄弟维维安的农场，出席星期天晚上举行的家宴，但是本能驱使他午前就返回他在独立城的家中。“我琢磨着艾奇逊会来电话，他果然打来了。”中午12时35分，艾奇逊建议总统“尽速”返回华盛顿。
经过一阵忙乱之后，杜鲁门集合了他的随从人员，急速赶往堪萨斯城机场。1时57分，“独立号”座机升空。随行记者们因为这个周末无新闻可采，星散各处，致使预订的美国航空公司包机没法跟随起飞，直到下午5时。杜鲁门的几位助手也尴尬地登上记者们的包机，他们被总统的突然离去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飞返华盛顿的途中，杜鲁门独自思索，他断定这场进攻是由俄国人怂恿的。他说：“我敢肯定……必须以牙还牙。我得出的结论是，唯独实力才是俄国独裁统治者唯一懂得的语言。我们必须以实力为基础给予迎头痛击并击败他们。”
为了打发那个星期天下午返回华盛顿的数小时飞行时间，杜鲁门回想着他认为较为相似的以往的危机情景：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皇帝向国联抗议遭冷遇；希特勒进军萨尔盆地，“这本来可以被法、英两国阻止，如果他们行动一致的话”。杜鲁门认为：“如果俄罗斯专制国家想要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独裁政权的后尘，就应该让他们在朝鲜遭到迎头痛击，就像逼他们战后撤军伊朗，以及后来向铁托发出‘的里雅斯特最后通牒’那样。……”
飞行途中，杜鲁门发出一份电报，要求艾奇逊以及军方高官和外交顾问当晚在布莱尔大厦举行战略会议。在白宫修缮期间，杜鲁门一家居住在布莱尔大厦，这座通常供贵宾下榻的豪华饭店坐落在白宫以西，仅隔一个街区。
杜鲁门接着招呼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去他的包舱。总统说：“我不清楚事态有多严重。”“他们在华盛顿似乎认为局势相当严重。”他大声地自言自语道。“我真弄不明白，”他对斯奈德说，“我实在不知道俄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件事。我们知道，朝鲜人一直由中国人训练，并且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俄国人向他们提供坦克、飞机并且训练他们的飞行员。不过，我还知道中国人在那里拥有大量的人力，万一事态严重，就可以投入使用。”杜鲁门认为，入侵事件使“联合国保护其成员国免遭侵略的协议面临一场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