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到你们愿意举行这样一个会议的通知之后，我将指派我的代表，那时我将提出双方代表会晤的日期。我提议这样的会议可在元山港内一艘丹麦的医疗船上举行。
李奇微发表讲话几个小时以前，迪安·腊斯克向盟国的大使们解释了声明的措辞，主要目的是看看共产党的指挥官是否有兴趣在战场上晤面以讨论停火问题。“我们认为，继续（让人们）认为对方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主动是至关重要的，”腊斯克说，“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乞求和平，那样说有损他们的声望。但我们的确希望由共产党人承担责任，让人们知道是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以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的名义发表这一声明，是避免使用“政府”这个字眼的一种方式。腊斯克说，这是“为了照顾对方”。还有一些只有外交界才能够领悟的语义上的细微差别。“我们并不是说与李奇微本人已经进行了接触，而是说他被告知已经进行了一次接触。我们并未提出会谈的日期，但为了把整个事情向前推进一步，我们提出了一个谈判的地点——在元山港内的一条丹麦医疗船上。我们认为，这对双方都很便利。”尽管这条船在朝鲜是服务于联合国军的，但丹麦政府“将很高兴”能提供这条船，并为会谈悬挂自己的国旗。
澳大利亚外交官戴维·威廉森·麦克尼科尔问，谈判期间美国是否会与盟国协商？腊斯克的回答模棱两可。他会与盟国讨论“那些可以合乎情理地讨论的”进展，但他不认为大家都“愿意看到我们所祈望的和平，由于过早的公开辩论而毁于一旦”。
在腊斯克看来，开始谈判是最为重要的。“我们的抉择……显然是：要么是一项可以接受的停火，要么是扩大冲突。”没人有不同意见。
共产党人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对李奇微的广播声明做出了回答。北京电台7月2日表示收到了李奇微的信息，并继续说：
……我们经授权告知你方，我们同意停止军事活动并举行和谈，我们的代表将会见你们的代表。
我们就举行会谈的地点建议：这种会谈应在三八线的开城举行。
如果你们同意这一点，我们的代表准备在1951年7月10日至15日与你们的代表会晤。
这条电文由“北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将军签署。
华盛顿小心谨慎地对待了这个答复。迪安·腊斯克认为，令人奇怪的是，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居然参与了一份声明说“我们经授权”开始谈判。他显然正是他政府的首脑。鉴于军事原因，人们对于把开城作为会晤地点犹豫不决。朝鲜西部的开城位于三八线以南几英里的地方。1951年7月，它在共产党控制之下，第8集团军离得最近的部队在其10英里以外。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合情报委员会认为开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但它警告说，它“向敌人”提供了“明确的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好处”。该委员会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开城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一直是朝鲜首都，在那里举行会谈可以被解释为共产党在战争中占了上风。
该电文的若干部分，特别是有关停火的建议，使李奇微忐忑不安。在朝鲜度过的五个月里，他重整了第8集团军，夺回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他不打算把这一切都拱手让出。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电报说，他认为停火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还说他将拒绝停火，“除非是受命而为”。李奇微援引情报报告说，中国人正在为另一次攻势调兵遣将。如果他必须进行谈判，李奇微希望提前进行谈判。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每一步都要与白宫和******协调，它不许李奇微敦促提前举行会晤。谈判已十拿九稳，机不可失。参谋长联席会议为李奇微撰就了具体的措辞，用以答复共产党的广播声明。该声明毫不隐讳地表明，开始会谈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李奇微奉命进行的答复说，“必须在停止敌对行动以前就停战条件取得一致意见”。双方又经过一些公开的交换意见之后，同意联络军官7月8日在开城会晤。
谈判前的另一件事是美国避免了迪安·艾奇逊无意造成的，但却具有潜在严重危险的一个错误。艾奇逊在麦克阿瑟的听证会上不甚准确地谈到了沿三八线实现停火——这条停火线认可了当时的军事现实。但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第8集团军已将其战线扩展成一个三角形的楔子，大体上起于汉城以北，并沿一条向东的斜线往三八线以北伸延约35英里。第8集团军在推进中绕过了临津江流域地区，这是一块小溪流与沼泽地纵横交错的地方，没有任何军事价值。把这块毫无价值的土地让给共产党也具有谈判方面的价值。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联合国军打算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停战协议，这将使美国和韩国部队留在三八线以北几英里的地区。对临津江地区事实上的放弃，可以当成是一种地盘“交易”——联合国军让出三八线以南的地区，以换取三八线以北更为宝贵的地区。联合国军战线的中心处于所谓的铁三角地区，这是位于平康（不要与西北几英里的北朝鲜首都平壤混为一谈）、铁原和金化之间一连串的高地。第一次在地图上为李奇微的推进划定目标时，这条战线被称作堪萨斯线。在以后两年的战争里，联合国军将要固守这些阵地——只有一些小小的变动。
对李奇微来说，最为关切的是在停火期间他的主力部队的部署问题。他认为三八线没有任何军事意义。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李奇微最初就可接受的停火条件进行讨论时，预计要以达成协议时部队的阵地为中心，建立一个纵深20英里的非军事区。这样，李奇微的部队将不得不后撤约10英里。李奇微曾一度考虑进一步向北推进，夺取堪萨斯线以北20英里的地域。但他视察了那里的地形以后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说，这一推进尽管“目前在战术和后勤方面是可行的，但却要付出无法接受的伤亡”。
美国的和平条件
6月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如何进行谈判的问题，给李奇微发去了由五角大楼和******的官员制定的极为详尽的指令。这些指令虽有一些细小的改动，但它们成了李奇微及其继任者在今后两年中一直遵循的蓝图。这份高度机密的电报在一开始列举了“一般性政策”：
我们在此次停战中的主要军事用意，在于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动，保障不再重开战端，以及保卫联合国部队的安全……
苏联和****会不会认真对待最后达成合理的、可接受的停战安排，他们会不会准备同意一项解决朝鲜问题的可接受的永久性方案，我们对这两点都缺乏把握。所以，在考虑这种停战时，最为重要的是，达成的停战协议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能够为我们所接受。……
你和敌方部队司令员之间的商讨应严格限于军事问题。你尤其不应进行关于最后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或考虑与朝鲜问题无关的问题，诸如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在政府层面得以处理。
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李奇微在谈判中态度强硬，在提出最初的讨价还价的立场时，要超越美国可以接受的最低条件。但是他一定不得让谈判破裂，除非敌人不接受他最低限度的条件。他必须避免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得寸进尺”，那将使国际舆论怀疑联合国军的良好诚意。他务必不使美国的威望处于没有后退余地的境地。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认识到与共产党谈判是十分困难的，但他们向李奇微保证说，“此间完全理解”这一事实。
然后参谋长联席会议规定了美国“最低限度的”立场：停战将限于朝鲜的军事问题，并持续生效，直至其他安排取而代之；各自的司令官将下令停止敌对行动；将建立一条横贯朝鲜的非军事区，地面部队应停留在原阵地，如果已推进至非军事区就应后撤；双方选派同等数量的人员组成一个“军事停战委员会”，该委员会将“能够自由地和无限制地前往朝鲜任何地方”，以监督停战；不准许进行空军、陆军和海军的任何增援，尽管允许在一对一的基础上轮换部队或人员；停火生效时，在朝鲜的作战装备水平不应得到增强。
由于认为共产党在世界各地都不把正式协议当一回事，参谋长联席会议特别重视军事停战委员会，其行动自由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该委员会必须由双方司令官所指派的“精悍的助手”领导，并且要有“足够的人员，使其能够履行职责和职能”。在该委员会开始工作以前，联合国将不认为任何停战安排有效。
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建立非军事区，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李奇微就此提出强硬的条件。参谋长们希望“在停火安排达成协议时，基本上按照敌对军队当时的阵地”建立一条20英里宽的非军事区。（联合国希望以此绕过迪安·艾奇逊关于在三八线停火的草率之言。）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李奇微说：
如果为了讨价还价的目的，需要你同意撤退一些联合国部队，你在目前强有力的军事地位和履行你军事任务的能力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可以这样做。
为了谈判的目的，你最初的要求可以是共产党军队必须沿整个战线后撤20英里或更多。
如果共产党的司令官提及美国政府官员的声明，即美国准备接受在三八线或三八线附近实现和解，你就应采取如下立场，即这类声明不适用于战场上的停战，而可能是政府间就政治解决所进行谈判的一个议题。
你进而应说明，你所提出的军事安排，实际上会涉及三八线以南某些在共产党军事控制之下的地区（如前所说，是指汉城西北的临津江冲积平原），以及三八线以北某些联合国控制的地区。最后结果尽管是军事性质的，但不应有损于政治问题和领土问题，这些问题应由有关当局来做进一步考虑。
谈判中的另一个问题是交换战俘，这在当时似乎是一个不痛不痒的问题。应“尽可能快地在一对一的基础上交换战俘”。在战俘交换完毕以前，应允许红十字会的代表“走访所有的战俘营，以提供他们所能提供的帮助”。迪安·腊斯克于7月3日对盟国的大使们说，一对一地交换战俘是必要的，“因为统统遣返战俘……将使北朝鲜军队完全恢复至它发动侵略时的兵力……而这将彻底改变军事形势”。情况是“困难的”，因为联合国军扣押着约15万名共产党战俘，而共产党则扣押着“不到1万名联合国军人员”。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训令中包含未来停战解决朝鲜问题的种子，但也有可以讨价还价的地方。在以后的两年里，共产党和联合国将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看来是无止境的争吵——第一是停火线的位置，第二是处理战俘问题。但在1951年6月底和7月初，任何一个问题看来都不甚重要。重要的事实是，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现在似乎是已经有望了。
前往谈判桌
马修·李奇微将军在挑选率领联合国军谈判团团长的人选时，希望找到一位有自制力的高级军官，他要能忍受共产党长达几小时的辱骂而不致发脾气，并且在会谈结束时能以强词对答。联合国军的谈判策略将由华盛顿专门拟定，联合国军方面每天发言的文本都由电报详细转达。李奇微预料共产党人会力图通过谈判使联合国屈服，以疲劳战术赢得谈判。李奇微想给共产党找一个对手，正如他对一位副手所说：“那人能够一连坐上6个小时，既不眨眼，也不想抽空解小便。”
这样，李奇微选中了海军上将C.特纳·乔伊，他是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沙场老将，现在统管远东海军部队。乔伊把担任非战斗职务的时间都用于研究炸药。他的战争经历使他得出结论，认为打击敌人的最佳方式是消灭敌人。他个人和其他美军司令官一样，憎恶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意识形态，而且对从政治上限制朝鲜战争不甚满意，但他仍尽职尽力，从不公开抱怨。
李奇微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沙场老将组成了联合国军的谈判队伍。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德斯少将，他曾在欧洲指挥一个步兵团；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吉少将，曾在北非指挥一个战斗机联队；最为人熟知的是令人胆寒的远东海军副参谋长阿雷·伯克海军少将，他因在太平洋战役中大胆使用驱逐舰而以“31节伯克”的名字闻名于世。韩国军队挑选了一位军长白善烨少将，美国人对他印象极深，认为他“也许是韩国军队中最有才干的军官”。
亚洲问题专家们煞费苦心地向李奇微的谈判班子就与中国人和朝鲜人打交道的问题提供了心理方面的建议：必须小心谨慎地不使他们不必要地丢失面子。东方人希望有一条撤退的“金桥”，并通过这座桥撤离不自在的地方，但又不至于看来是放弃它。英语、朝鲜语和汉语的互译是必不可少的，这意味着语义和语言方面的问题。李奇微告诫说：“不确切的翻译将导致基本和持久的误解。”
李奇微对谈判寄予厚望。如果继共产党军事上的失败之后，谈判班子能够再巧妙地处理停战问题，“那么历史将记载，共产党的军事扩张在朝鲜达到极限。从此之后，共产主义本身便开始在亚洲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