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前言中说：“事先没有拟定一个缜密的计划，可也并非随兴走笔，而是着意寻求一些新的选题和切人点，不避舍本逐末之讥，将手头积累的资料和自己的一得之见加以归纳抉剔，敷演成篇。”正是这些新的命题和切人点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即使是“漫笔”，一旦切人历史深层的肌理与内脏，历史就不再是宁静的古老年代和失去光泽的文字。许多刺目的亮点或污点显现了出来，久已湮没的历史的脉搏又重新跳动起来。这难道不使人感到震惊，并且引起某些思考吗？
论定一个作家，即使是重要的有成就的大家，往往也须经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才能得到最终的认定。对普希金的散文创作的评论就曾引起过尖锐的分歧。《别尔金小说集》和《黑桃皇后》，当年（十九世纪上半叶）曾得到几个保守丈人热烈的颂扬，却遭到许多进步评论家的贬责，很令人困感不解。别林斯基认为，这两本小说集标志着普希金“创作才力的衰退”，尽管他的看法后来有些转变，但仍然认为“不是炉火纯青的佳作”。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两本书的看法与别林斯基相近，也认为没有多大艺术价值。讽刺作家谢德林同样持否定的态度。皮萨列夫提得更为尖锐，竟然一口否认普希金是“伟大诗人”和“俄国现实主义的奠基者”。设想一下当年一向受人宠爱的普希金，由于这两本小说集竟遭到了如此尖刻的抨击和讽刺，会给他带来多么大的痛苦！真难以想象。当年的俄国文学界的确经历了一番不小的震荡。动荡曲折的历史过去一百多年了，几经人世的沧桑巨变，普希金的散文创作并未因当年文坛几位大家的否定而消亡，如他的诗那样，仍然闪烁着不朽的光芒，得到了全世界普遍的赞赏。还有，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也遭到类似的命运。令人更惊奇的是，托尔斯泰竟然基本否定屠格涅夫的《前夜》和《父与子》，甚至断定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一种“最低下、最庸俗的世界观”，“千篇一律”，“不是艺术品”，真令人难以相信。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确凿无疑的史实，不能不引起许多的联想和思考。当年的普希金，在俄罗斯的文坛上是一个光辉的形象，受到那么多的可以说是致命的责难，而且批评他的人之中还有他很要好的朋友。现在谁都清楚并不是作品的问题，而是大作家大评论家大大地失去了水准。冷静地思考一下，一部新作问世评价有分歧，这本是正常的现象。评论家和作家各有各的审美观点和偏爱，只要言之成理，不是别有用心，恶意中伤，各种看法都值得作者和读者思考和研究。由于上述的那些文学现象，引起我许多的思索，我甚至觉得十九世纪俄国文坛确实是相当活跃和有生气的，一百多年前在俄国所以出现那么多伟大的作家决不是偶然的。为了一个作家的作品，当年的种种尖锐而又坦率的议论和争辩，不正好说明俄国当时精神领域并不是死气沉沉或满目荒凉的吗？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再深思！
《俄国文史漫笔》还切人了其它一些敏感的和重要的历史现象，详细地写到了屠格涅夫的《文学回忆录》，巴纳耶娃及其《回忆录》所涉及的许多内幕，都非常有价值。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编辑《新文学史料》，因此给我的启示与警惕是十分深刻的。书里还记述了许多有趣而奇特的文学现象，如俄国作家群中的混血问题和受西欧语文的影响等情况，也都值得细细地品读。
白桦林的深处——读《画译中的纪念》
谈完《俄国文史漫笔》，接着谈《画译中的纪念》，仿佛跨出了古老而典雅的彼得堡，走进郊野的一片白桦林。
大约半年前，收到高莽寄来的这本书，一看见封面，我真以为是白桦树皮做的呢，摸了又摸，闻了又闻，从书里隐隐地透出淡淡的北国的山野气息。我禁不住快活地喊了一声：“高莽，可真有你的！”书的装帧真别致，太美了：五十年代初在齐齐哈尔，我看见过一个年轻人的诗稿，封皮就是用白桦树皮包的，我羡慕不已。
《画译中的纪念》一直摆在我床边的书架上，每次阅读，都有走进深深的白桦林的神秘感。我多年以来，一直把高莽看做诗人，这可能与他早年用乌兰汗的笔名写的《嘎达美林》有关。我一直以为他也是个蒙古人。几十年后，我才知道他不但是个高水平的翻译家，还是一位独具一格的肖像画家，他也为我西过一幅头像，印在我的一本散文集里。说不清原因，我不知为什么仍然在心里把他视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文章，他的画里都有浓浓的诗意。看他的画不由地让我想起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画的那些充满灵性的人物速写。从高莽的身上显示出朴实、浑厚，外憨内秀的个性，从他的文章和画里，几乎看不出什么技巧，是一种自自然然地从生命中流出的灵性。
高莽自己说，他离休前一直充当着“驯服工具”，从来没挑选过职业，一切听从组织分配。几十年来，他参加过许多重要的国际性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还担任过《世界文学》主编。写到这里，我为他取得的成就而高兴，但还是不禁为他感到有点惋惜。在这几十年里，他显然不可能充分地发挥他的艺术潜能。但话又得说回来，也许正因为他多年来长期固定在文学艺术界的某一岗位，还有相对的属于自己的一小块精神天地。所以从他的画风、文风以及他那憨厚而洒脱的形象和风度看，他没有完全被规范化。他似乎不完全属于哪一界，离休之后，更加活得自在了。
高莽的这本书，多半是在为人画像或充当翻译时所经历的难以忘怀的人和事。他深情地怀念茅盾、田汉和梅兰芳等与苏联知名的艺术家的交往，刻划了这些老一辈大师们的风范和性情。他对一些有形象的场面记得特别清楚，因此一幕幕情景都写得很亲切、实在，真真切切地为历史留下了一些珍贵的片断。前两辑《人与事》、《笔与画》的近三十篇文章，都很有史料价值，值得一读。
然而对我最有兴趣的，还是第三部《读与写》中的篇章，大部分是有关俄罗斯与苏联诗人们的生平轶事和创作活动的文字。
关于沃兹涅先斯基的两篇写得精当而有分量，且充满了作者的思考和激情。读完之后引起我深长的思索。沃兹涅先斯基是本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响派”诗人的主要代表之一，大声疾呼，抨击时弊，揭露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我懂一点俄文，当年非常喜欢他们的诗。但是对沃兹涅先斯基诗的评价，记得在当时苏联曾有过激烈的争议，尖锐的程度，不下于上世纪对普希金散文创作的抨击，最温和的批评是说他的诗隐晦难懂，扣上一顶“形式主义”的帽子。
然而，他的许多诗仍被广大的读者所喜爱，并且谱成歌曲，灌成唱片。沃兹涅先斯基师承帕斯捷尔纳克，帕氏很欣赏他的有明显个性的诗，说：“如果这些诗是我写的，我会把这些诗收人我的诗集。”沃兹涅先斯基尽管喜出望外，却认为“这首诗如被视为他人所作，即使再好，又有什么价值？”从此停笔两年，苦苦地寻找自我，直到写出《戈雅》，他才认为这是自己真正的诗。当年“响派”的诗人中，叶夫图申科追求“政治效应”，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也主张不能脱离政治，但更强调“时代的气氛”，不像叶夫图申科写得那么直白，而叶夫图申科因此成为社会性的代表人物。沃兹涅先斯基尽管情绪也是高昂的，也有真诚的社会责任感，但他却继承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技巧，在表达意象时，很讲究联想，含蓄，他从某些生括琐事的阴暗之中，尽力显示出高尚的道德精神，因此他的诗倒更具有真正的现代感。沃兹涅先斯基现象，不由得令我想起八十年代初我国朦胧诗兴起时引起的那一阵争论，还让我不得不联想到近两年我国诗坛上强调政治效果的倾向。从沃兹涅先斯基的诗，我们似乎理解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诗”。所谓政治效果，在一首诗中应当如何通过真实的意象和丰富的联想才能创造性地显示出来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不能只有“政治”，而没有“诗”。我们不妨认真地读读沃兹涅先斯基的《戈雅》这首诗，它只有二十行，却远远胜过几千行的“政治”！
本来“读与写”这一辑里，还有几篇吸引我的好文章，特别是关于莱蒙托夫的那一篇。在这篇文章里，高莽写到了我在四十年代初练习创作时，受到莱蒙托夫一首长诗《童僧》的影响。以后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写一篇感念莱蒙托夫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