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命运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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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命运的档案之二(2)

4月12日

致陈思(1951年3月8日,沈阳)

陈思:

很久未读到你的信。听吴平说你下厂工作,但也应该写信来。太懒了不好。徐放来沈一趟,关于北京朋友们的消息谈得不少。你最近写了些什么东西?诗写得多吗?我在北京《人民日报》读者之页上读到你的《工会的儿子》一文,很高兴,写得很精小细致,但描写太客观,过分着重叙述,主人公的内在感情没有透出来。因此,文章的情绪谈些,感人的力量不雄厚。我个人有个看法,写任何作品(诗尤其重要)仅仅反映现实是不够的,要创造与推动现实才成,要跨过现实一步,马雅可夫斯基是坚持这一原则的。就是说,不要局限在现实的细节的描写里,那会变成自然主义。当然你这篇东西是好的,但有这一偏向。我认为你的思想和工作上也一样存在这个缺点,突击跨越的干劲弱,而你的情感很热,但并不集中,因此,不够猛烈。你的思想倒是走在行动的前头,我有这点感觉。希望你在生活工作与写作上,应实实在在注意到这点。你最近不正在搞恋爱吗?

我很关心你这问题。我真诚地希望你成功,不要拖长,因为看你几次的失败了,其实都是由于上述缺点所致。实践战斗的劲儿差,容易陷于纷乱的情感里,失去果断突进的力量。思想上真诚与诚实,如不能贯彻到实践里提高与发展,那么真诚与成熟,还是虚的,不实在的。你这次的爱情问题,应该力避此点,要解决了才算成功,不要再多情的恋了一顿,弄得心情动荡,结果影响了自己的进步。干脆果断,解决问题。不只是看你怎样深思熟虑,而且看你怎样英勇的行动。也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产生信心,思想只是一个起点。

我这样写,不知道对不对?但我是经过这十年对你的感受得到的这点体会,恐怕在世界上,了解你这样长久与亲近的人并不多。当然,你有才能、智慧,有做一个诗人或文艺评论家的条件,但你缺乏思想上与行动上的魄力,什么感受你都在思想上体会到,而且很细致,但在行动上你却比人少走了一步。注意这一点!我的老朋友,尤其你这次恋爱问题。我再不愿看见你的半途而废的毛病。你写诗也是如此。比如你从前写了十个美丽的题目,但你一首诗没写成,对吗?也许现在已克服了这点。这和干事情一样。

我最近正在写两首长诗,共约二千五百行一三千行。

第一首(一千五百行)已大致修改好,正抄写。短诗没写,好像情感深人到历史深处了。来信吧,给我提点意见。《彩色的生活》我喜爱,比《祖国》好。因为这里有一个真诚的生命。看到的血伤与痛苦是我的,也是千万人的,也能看到我的挣扎和成长。它是我历史上美好的一段。我现在还能从这个诗集吸取不少力量。

我的情况,徐放知道。来信。把恋爱问题也谈谈。

1951年3月8日

致陈思(1952年2月?日,沈阳)

陈思:

去年12月25日写的信,昨晚才读到,太慢,大概是因为我们搬家无法投递而延误了的。吴平这半个月又没写信,十分纳闷,不知出了啥岔子。读过信以后,才舒展了。

吴平这次生产,又提前了半个多月,孩子一定很瘦弱的。希望你得空常去看看她,同时可以帮忙她处理一些必要的家事。劝她多吃几只老母鸡,订牛奶喝,不要太穷酸,自己身体不好,孩子身体就不会好的,这是最典型有机联系了。我总不放心她这一点,对自己太苛刻。

大约在去年12月28日,我寄吴平(交大)一卷诗稿,共六百五十行,七首。内有一长诗《塔》。我已函告孝鹤去取,送徐放处。但不知结果如何?这一次的诗,我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但还不太满意,比上次的或许要完整和浑厚些。

你和徐放研究修改一下吧!我最近总想在写诗方面要创造些什么,总想写些短小精练的、真实纯朴的抒情诗,就如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出现了的那些感人的短诗,把大的革命旋律和个人感情的脉动相融合,更高的凝结起来。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反映出整个时代斗争的风貌来。中国现在正缺少这种纯真的诗。我是想用苦功夫创造一些诗。但我知道,并不见得能够写成功。

但无论如何,在真实的工作生活中,在改造自己的过程中,同时改造与提高自己的诗。一些人是把它分开的。诗人,一定是真实与勇敢的人,诗才能感动人。道理很平凡,谁都能讲通,但做到却实在不易。

我这次寄去的信,你可询问吴平,也许孝鹤已取走,稿子如果修改,以后请你替我抄一清稿,把原稿存吴平处。不知道你有无时间,好好修改修改。这些诗,希望能发表。人民文艺、人民文学或其他较严肃的报刊,能发几篇算几篇。

从前我是无意把诗送《人民文学》的,如投去,也不会登不出来的。发表总比不发表力量大些。在群众中考验诗,比咱们几个人的力量大啊!

这两次寄的诗,尽量发表,最后,你们可以编成集。有办法出版更好。但亦不必太急。我想,以后还能写出较好诗来的。如出版困难,即过一个时期再说。写得更多些,可多选拔些。“沙里澄金”,当然希望一字就是“块金”,但不成块,亦起码是一粒“金沙”才成。

把你的意见(对这次七首诗)写给我。

你最近写了些什么?不能不写,抓紧一分一秒钟的时间,一粒金,即是金,不写,这些金粒会顺流(生活之流)而下,变得无影无迹。写一点算一点。不怕写不成功,不好,慢慢写好,写诗,也是一种劳动,不写,就要生疏了,退化了,不能说没有时间,或心情不集中,真要有诗,无论如何,是可以凝结成诗的。尽管这是很困难的,需要有魄力才成。

徐放那首《为了祖国,为了孩子》,前边很空,但后边还是抓住了真实的东西,比起他以前的诗(《野狼湾》)是一个转进,当然,一下就全好,那还不行,但读到这首诗,也是一种喜悦。有了生机,有了力量。总的说,是一首诗。

1952年2月

致苏金伞、青勃(1980年12月27日,北京)

金伞、青勃二兄:

久未通讯,常常思念你们。读了二位不少诗,给我莫大的鞭策与欣慰。总想写点与中原有关的诗,寄给(奔流》,一直没有写出来。这两年,我只能“反刍”,把在五七干校笔记本中记下的许多草稿整理出来,那五年流放生活是难忘的。

我自小生长在农村,因此到了湖北咸宁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回返到大地母亲的怀抱。我陆续整理了十几首,不算好,笔意非常呆滞,许多流动的诗情,一旦落笔到纸上,就凝固了起来。《诗刊》那三首不好。最近在《文汇增刊》第七期有一小集诗(《山野小集》)稍稍深入了一些。金伞离京时劝我大量寄诗到报刊,我只能几首几首地,甚至一首一首地寄出去。写得较慢,只能在深夜挣扎着写写。明年一月号的《艺丛》(湖北)可能刊用我的一首较长的诗,全诗不完整,有几节我倒是倾注了不少心血的。明年一月号的《长安》也有两首。我向二位汇报,说明我没有忘记了二位去年文代会期间给我的鼓励。你们看过这些粗陋生涩的东西后,有些什么感觉,盼告知一二。我还寄了一些诗给别的刊物,说是用,但已有几个月还没有动静。我知道,我的诗的情调可能有些陈旧了,人家不欣赏。但我很固执,还是唱自己的歌。

青勃在《北方文学》赠我的诗,我昨天看到,诗写得清新,我读了之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想到了往事,想到了许多战友。青勃在解放之前就曾“悼念”过我,那篇文章我是1950年看到的。我深深感激老友对我的关心。让我领情之余,努力写点诗来酬答青勃。青勃的诗,近来我看了不少,风格清丽可喜,不像一个年近半百、历尽沧桑的人写的,这种感觉十分强烈,青勃的诗,纯净如小溪流。我的诗,从来没有纯净过,尽管显得奔腾,却总是浑浊不清。

绿原与我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倡议,选编了一本1955年“分子”们的诗,共二十人(阿垅、鲁藜、彭燕郊、孙钿、冀访、杜谷、胡征、绿原、曾卓、芦甸、徐放、牛汉、朱健、鲁煤(牧青)、钟瑄、朱谷怀、罗洛、化铁、方然、郑思),选集名《白色花》,凡人千行,每人作品之前附了简历。说是年底之前发稿,明年5月可能出书。这是落实政策的意思。我与绿原花了三四个月才弄了出来,但仍然不满意。这20人是定成了“分子”的。有些老前辈的诗没有选,我们不能把他们拉到这个并不光彩的行列之中,直到如今仍有人咒骂我们。

书前有绿原写的序文,《当代》要发。这本诗选,可能会起点作用,至少能告诉年轻人,四十年代也还是有不少人写过诗的。现在有人是不承认四十年代的。我与青勃是四十年代初开始发表诗的(青勃或许比我早几年)。

真想自己弄一个“诗丛”,但没有出版社敢答应。没有自己的一个诗阵地,写起来常常是不紧张的,有了一个阵地会催人逼人的。

河南文艺界似乎有几分沉周(我的印象可能主观),我经常到出版社资料室看《奔流》,编得并不算差,也有好诗文。但总还感到不如另几个省的刊物。邻省湖北就好一点。西安也可以。河南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作怪。

金伞的诗选,我几次催刘岚山,他说等等再安排,不会不出的。但时间拖得太久了。我还要不断地催他。最近出了公刘的诗选,叫作《离离原上草》,我觉得编得庞杂,良莠不齐,其实还不如少选点。你们如能来京,真想深谈深谈诗歌创作上的问题。

再谈致

著安

牛汉1980年12月27日夜

致姚锦(1981年6月13日,北京)

姚锦同志:

你好!来信及克异同志的悼词和追悼会情况的文章,收到的当天就请纪朵带给老徐。我以为应当写些悼词里没有写到的重要事迹。克异同志是东北几千万人民的坚贞的优秀的儿子,他的一生,没有辱没那片浸透了血和泪的广阔的大地,他没有辜负庄严的历史。他的战友,他的朋友,将永远在心里记着他的憨厚而壮实的形象。他是一个有深厚潜力的、聚集了很大的才华的坚强的生命。在近二三十年中,他在极大的苦闷与压抑中,从没有放下自己的笔。他的才华终于突破了冷冰冰的地壳。他留给我们的作品,肯定会得到广大读者的赞美。他的生命还在发热发光,他的生命还在他的作品中搏动。

我真想不到克异同志这么突然这么静静地离开了人间。他自己没有一点准备,朋友们也没有任何预感,他是活活地劳累而死去的,仿佛让一阵旋风吹熄他的生命。

今天下午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比较安静。我想起不久之前,克异就坐在这里——我现在写信的书桌边,跟我谈了近两个小时,那可能是他临终之前的最后的社会活动了。

他进办公室之后,有点发喘,第一句话是:“你这里可真难找,找了好半天。”我让他坐下,正好我刚刚泡好了一杯茶,很酽,是一个朋友送我的安徽绿茶,清淡可口,克异接连呷了好几口,等他休息了一会之后,我俩几乎是头顶头地低声谈了起来,那天办公室里人较多,我们的声音不敢过大。他谈了改稿的情形,说改得很艰苦,环境不好,前不久青年出版社有人(行政方面的)在屋里大声说话,“还不搬走”?等于逐客,但是出版社领导说没有那个意思。但他心里是非常难过的,写一部稿子,这么难啊!随后,我跟他商量,如果那里住不了,我给文学出版社领导谈谈,把他接过来,他说第二部可以考虑给人文。看来青年的编辑对改稿子没有太大的帮助,想不到一块儿。但他是个忠厚人,不能不讲信用,不能决然把稿子抽出来,那太不讲人情了。我同意他这种态度。他说还有一部写杨靖宇的小说,稿子在广州。我说希望他把这部稿子给人文,我好有理由向领导提出弄一间房子的事(克异一走,我就立刻找江秉祥,让他们赶快找韦君宜)。他们第二天就找了,主要是找一间可住一家人的房子,据我知道,行政部门已经在设法。通县有,我说不行,只能在北京城里。他还谈到我的一个老朋友——张羽,是我先问他认不认识这个老青年出版社的人,克异说认得,于是他又谈了一些张羽受迫害的事情,还谈到肖也牧平反的问题。我跟他都非常气愤。肖也牧是个作家,从小在解放区,有什么大问题?!青年分了两派,他慨叹了一阵,说:“这种斗争真可怕!”他为那些无辜的作家抱屈,鸣不平。他是个具有正义感的人。后来又谈到我的复查问题。我送他到外面,下楼时,他对我说(在办公室里不好谈),“真想不到,我的档案里装了许多黑材料,说我是国际间谍,这个黑锅我背了半辈子”。我说赶快找《工人日报》去,让他们说清楚,不能马马虎虎,看来,他这个人太憨厚太单纯了,他活了半个多世纪,经过了那么多斗争、运动,还不知道那些黑材料会给子女亲属带来什么灾难!我说这问题可不能听之任之,自己不催,他们很可能不管。我送他到南小街口,又聊了一阵,他腋下夹着我送他的《新文学史料》第三辑,慢慢地横过马路,我记得当时还想到,克异的头发那么长了,不去理一下,他也不嫌热?还有,他在南小街口,大大地夸奖了你们的女儿,说她十二岁就独立生活,照顾全家人,非常懂事,坚强,这些年,如果没有这个女儿,生活更不堪设想。他说女儿到广州教学去了。他深深地感激你们的女儿!

希望《历史的回声》在你的努力下,全部改好。《杨靖宇》那部稿子你如能改出来,就交给人文,我早已跟出版社讲过了。为了纪念克异,他的作品应当全部设法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