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命运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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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命运的档案之一(4)

老板一定会赚钱。当然诗集的好坏,是决定于诗篇。我这两天在床上翻了几十遍,内心里感到比《祖国》要好些了,才愉快一点。诗里有些热,有些光辉,有些我自己的理想的成分了。几个友人来信,把他估计很高,要把他拿去讽刺那些已经衰老的诗人。本来还有一些诗篇想编进去,但总感到还轻薄一些。(我这半年来,在日记上草写了近二十首短诗,但未修改誊好。整党过去再说吧!)这个诗集,有一些人一定有看不惯的地方。《我会回来》,我知道人们会批评他,但我坦然无愧地放进去,不管怎样,真诚不真诚,作者体会最深切。当然那些连自己的感情都无法体会的人除外,他们是看惯了没感情的赝品了。这个诗集,我是心爱的。因为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真实的心血。那些不用心血写诗的人,是不会心爱自己的诗的。我记得今年秋天,有一次在书店,我看见几个士兵、工人买了我的《祖国》,我十分不安,因为我确实不满意它,我真想过去阻止他们:“这个诗集不好,等作者写出下一个好的集子,再买吧!”我没有说出口,但给我教训很大。为什么要真诚与严肃地写每一行诗?

我从心里体会到了。写一首好诗,祖国的人民该多愉快呢!!有时我环视一下书店架子上的诗集,很可怕,就像看到东安市场里的玩具店的摆设。祖国的人民,当他们还未尝到蜜(好诗)的时候,他们还想象不到好诗的样子呢I他们还饥不择食地啃那些又冰又干的东西。我心里十分痛苦。中国需要诗,好诗,真正的诗,不只是需要一行,需要几百万行。

这个诗集,我总感到还不够很热,很壮实。头一篇,我就感到太轻薄了。后边的几首,《想念》《我会回来》《前进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塔》我修改了一点,但还不满足。

你给我好好提些意见吧!您知道,读一首好诗难,听一声中肯的真诚的批评又该多么使人高兴呢。尤其我,和文坛上的前辈们又联系太少,等于没有。有时候自己也有一个不虚心的思想,总不是那么劲头大,认为一些人,不会给我什么好东西的。这就使我更孤立了,这实际上是不对的。

应该把自己的诗,给每一个人看。

这一个月您生活得怎样?工作最后确定没有?念念。

写出什么诗文没有?写呀!祖国和人民在思念你呢。

您能不能送我一张照片?

有空写信和写对诗集的意见来。

好!

11月12日

致胡风(1952年2月3日,春节,沈阳)

胡风兄:

信早读到,心里很沉重。不论怎样,我还要祝福你的幸福与生命。全家过年好吧。

部队这几十天来,日夜忙“三反”,我又是支委,更是忙。

但是过年四天假期中,我还请假回北京一趟,住了三天。看望了一下家人与友人,感到幸福。北京“三反”更猛,吴平日夜奔忙于火线上,她是一个真实的战士,瘦弱了一些,孩子们却长得十分顽强。

见到徐放两次,路翎未得会面,电话联络几次未通。鲁煤南下土改,他的爱人见到一次,看情势很不平静,女的处境不好,她读了鲁煤的信,不敢回……详细情况不悉,总归不是好现象。我没有探问到底。

留在北京那几天,我一个人领着孩子走动了走动,北京使我留恋。我十分怀念你,正因为你是才离开北京的,人虽然远去了,但你的伤口的血,流汇成的湖还在,它还未冷凝,冒着热气。血湖的四周,你的体温与激情的呼吸长期暖热了的气息还凝然不散——当我走过煤渣胡同的时候,我如此的思念你,一个真正的人,祖国的真诚的战士。我在门口停留了半天,我真想去看看,那一间小房子,那里一定还充溢着你的火热的血气。而你,现在也许正在祖国的南方,坐在火盆旁边和孩子们谈笑呢。你应该休息休息,幸福幸福。

你是一个为祖国流血过多的人,几十年,血流不停。为什么独有你不幸福与不欢乐呢?然而,你是最理解幸福最先拥抱过欢乐的战士,你有长期转战的疲倦,因为你从没有休息过。你对祖国是负责的。今天当别人疯狂的时候,你正在冷静地苦思着明天。我深切地感到:即使在今天,一个真诚的人,被人正确地理解也是很不容易的,也许,再过几十年以后,我想在中国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今天,却正因为一个人庄严,真实,才受到损伤。以前,我对这件事想得有些单纯。这次回北京,我虽没见到你,但还听到许多关于你的讯息——别人认为是不庄严的,但我看到了庄严,别人冷冷地谈论你的“穷迫”的生活,我却热辣辣地思想着一个生命。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人还是污损人的。人还是不尊敬一个劳动者,人还是不尊敬创造自己的劳动。这是中国的耻辱。我气愤得很。有一个诗人(文学出版社的),本来还是比较正直的(中庸的,庸俗的),但也说:“胡风,虚心点就好了……”我没有表示态度,但他是看到我的眉宇间的怒火的,他再不敢谈了。我原先想着,向他征求一下对我的诗集的意见,但一看那种情况,我就冷了。我在他面前说了许多使他伤心与惊讶的粗壮的话。你说的对,许多“老前辈”们都衰老了,他不理解新的东西了,向他们虚心,等于缴械。那几天,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思想:我走在前面了。我原以为自己是一个小兵,挂在队伍里,我想前边一定有“老前辈”领着,但我回到北京四下一望,诗坛冷静无人。哪里有队伍呢!诗人们到哪里去了!老诗人们都停滞不前了,他们不动,还挡着我们的路。跨过他们,我走在前面了。不必要的谦虚我不要的了。在文学出版社,我看到萧三的一个诗集正在准备排印,诗集名叫《礼物》,我看了几篇,生气了,我不客气地说:“如果出版,可真给中国丢人!”这是萧三二十年来的诗,简直幼稚得可怜!我真不知道他怎样能在苏联印出五册诗集。那位诗人,也说“不好”。桌上还躺着何其芳的《夜敢和白天的歌》。这就是中国的诗吗?决不是!说艾青到苏联后.写了不少诗,但诗里尽是一些“游记”与随感的东西。好像诗人是一个游客一样。走动着,并没有长着一颗心,他没有写出一首好诗。我想只要是一个普通的人到苏联就应该写出诗来的。

我已开始写一首诗:《中国,你的诗呢》,我要大声疾呼!

唤醒他们,更好;唤不醒,就证明这些人,都是死人了。再不值得尊重与爱了。我是愿意他们醒来,返老还童,永远是诗人。但,不行。那我就要推倒他们!这些泥胎。

许多人,又想写诗了!白原也说他要写诗。

为什么绿原、冀访,化铁等不写了呢?在最悲痛的日子里,都写出好诗,在筋疲力尽的日子里还写出雄壮的诗,在失败的日子还写出胜利的诗,但为什么在今天,胜利的日子,狂欢的日子,就没有诗呢!力量哪里去了呢!祖国惨败的时候歌颂祖国的美丽,但祖国真的美丽了,倒不歌颂这真真实实的美丽了。中国,今天更需要诗,遍地都是诗,但为什么看不到更多、更好的诗呢。你告诉他们写诗吧!

我实在不忍看下去。中国,需要诗。

这次到北京,给我一个强烈的思想——我走在前面了。

我一定要走在前面。如果我是一个诗人的话,我就应该如此勇敢与正直。

《诗与现实》我带来了。

最近“三反”,接着是整编与整党,时间很紧,我写好的诗稿,一时不能改出来,但我一定要抽空改好,抄给你。只要有十几个夜晚就成。

你写了什么诗文出来吗?

我怀念你。向梅志兄问好。

握手!

来信,信皮上还是写沈阳和平区南十马路23号较妥当。写代号寄的太慢。

2月3日、这封信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里被捕出一节,如下:

也许再过几十年以后我想在中国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今天,却正因为一个人庄严,真实,才受到损伤……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人还是污损人的。人还是不尊敬一个劳动者,人还是不尊敬创造自己的劳动。这是中国的耻辱。我气愤得很。

关于这节文字,有一段按语,照抄如下:

这个胡风分子是比较悲观的。他说“也许”要“再过几十年”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即是说,要有几十年时间,蒋介石王朝才有复辟的希望。几十年之后,蒋介石王朝回来了。一切人民革命力量都被压倒了,那就是“人与人没有矛盾”了。“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这个“人”指的是一切反革命的人,包括胡风分子在内,但是一个也不包括革命的人。“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上人指革命的人,下人指反革命的人。胡风分子写文章,即使是在写秘信,也会有些文理不通的。这也是被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他们无法像我们替他们作注解的时候这样,把文理理得很清楚。

这封信本来是友人之间正常的通信,即使措词带有偏激的情绪,也绝无按语所说的“反革命”的意图。这段被掐头去尾摘出的文字,经过撰写按语人的曲解之后,弄得真的有些“文理不通”了。

“也许再过几十年以后我想在中国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这段话是有当时认为的“革命”根据的。毡年苏联正式颁布?宪法,说苏联经过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不再有人剥削人的现象,于是宣布境内阶级消灭?。写信人牛汉据此认为中国当时一切向苏联一边倒,因此至少必须经过四个五年计划之后,才能像苏联那样消灭阶级。所以信中才有“几十年之后”的话。怎么能平白无故地歪曲信的原意,跟“蒋介石王朝复辟”拉扯在一起?就因为这段神圣的按语,文革中有些造反派头头认定牛汉是蒋介石派来从事反革命活动的“潜伏特务”,令牛汉吃尽了苦头。

按语中指斥的另一段话,也并非“文理不通”:“人还是不尊敬一个劳动者,人还是不尊敬创造自己的劳动……”这不过是对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的观点的转述,本来是说得明明白白的。如果按照撰写按语人的观点与逻辑来批判,这段话同样也是“文理不通”的。

致胡风(1952年6月29日,沈阳)

胡风兄:

好几个月没有给您写信了,心里感到很不安。

“三反”忙碌了五个月。两月来部队又进行整编,我的思想曾波动过一个时期,抗美援朝来的干部大部都已回京,人民大学亦曾经中组部与人事部调过我,但部队不肯放回去。我争取了几次均无效。现在已逐渐安下心来,倒也不是被动地呆下来,思想上确实已得到解决。前两星期,我的小男孩患猩红热危急,请假回京一趟(孩子已愈),对于我的工作问题,曾与吴平、鲁煤、徐放、路翎等同志商谈过,大家都希望我留在部队(虽然有些留恋北京)。回北京对我说来是一种危险,长期坐在人民大学语文教研室死啃语文修辞与文字学一类的石块,我实在厌恶。我原先想回京的主要原因是:想北京,北京是祖国的心脏,可以看到许多新的东西,另外,我的爱人孩子留在北京。回人民大学当教员我是很勉强的。在部队的工作与生活是比较开阔与生动些,锻炼的机会多,跟我在一起的人,不是书生,是一些战士出身的同志,是战斗的人们。这里虽然没有一个文学专家指导我,但有丰满的工作与生活,就足够使我幸福了。听说北京的一些文人们,通过整风都想下部队下工厂去找生活,不愿再在北京厮混了。鲁煤土改回来,大大改变了,徐放说:“他政治气息浓厚了。”现在他们才很羡慕我这个平凡而“具体”的人(有许多人是“原则”的人),他们这两三年来所经受的苦恼,我碰到的很少。在生活中,人们并不把我当成一个“诗人”看待,有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我还会写诗。都把我当成一个与大家一样的战士,一个普通的政治干部。这是一种幸福与愉快,其实我天天在写诗,天天在诗境中。鲁煤想到农村当个区的副职,或者下工厂搞工会,决心先做个干部,再谈写文章。我十分同意他的看法。(听说中央戏剧学院创作组“话剧”要与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合并。)他的政治气息浓厚了的理论根据就在这里。北京文坛十分沉闷。这是很可耻的一种现象。我曾经给艾青写过一封长信田,对他有些欠恭敬。因为我看到他的一些诗后,把我激怒了,一时火劲上来,就写了封信给他(他认识我,在正定时见过几次面),对他也许是一种太大的刺激,没有答复我,也许他不会怨恨我的。这次回京一趟,使我更愿意留在部队,不是我厌恶北京,不想留在北京,实在是由于我更爱北京。

半年来,我没有写诗,但对诗的理解却更深刻些了。一些原稿,都还压在箱子里,时常也取出来读读,修改修改,但总认为都没有完成。这半年来,我的生活与工作是完全投在一种单纯的火热的热爱中,幻想得很少,埋头做了不少工作。工作做得很好。

最近,我的工作调动了。叫我办一个在职干部学校。

我本来想能到文工团工作,未允许,因为1952年、1953年是开展文化教育的两个年头,一切干部都得服从这一总的中心任务。我愉快地服从了。我这星期已上任,成天草拟学校教学计划,请教员。部队里能办学校的人是不多的。

其实我何尝会办学校。教学任务完成后,我还要调动的,领导上已允许我搞文艺工作。但这是以后的事了。

听说您要赴京。我真希望您到北京一趟,应该与文艺首长们谈一谈。属于缺点的改正,应该肯定的,还要坚持。

总之,不表示态度是不行了。我知道您是勇敢的。我非常关心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