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命运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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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人的道路(5)

记得两年前遵嘱看过王海波同志的选目,当即提出了我的一些粗略的看法:选目大体可以,须补充,选得更为全面些;建议请社内熟悉艾青诗的老同志,如屠岸同志对选目提提意见,以便进一步编好这部书。因这部诗选是世界文库的一种,须编得尽可能完整一些,真正能显示出艾青一生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与艺术特点。这并不容易。如让我编,也得考虑这部诗选的难度,不能只反映我的审美情趣与偏爱。主要难在选目上,当然序文也得撰写得体。

这次的选目(增订过的),我先后读了三四遍,总的感觉比上次(初选)要完善了许多,看得出海波同志读了大量的作品与有关的资料。选目的难点是如何选得准确,选真正代表艾青诗艺的精萃,对那些偏离了诗性的作品(受当时历史的制约)不宜选人,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的新诗,如何正确评定艾青的诗?这常常与编者和评论者的审美观点有着直接关系。因此,我才建议请一些同志多看看选目,尽量编造得具有国家乃至国际的水平。

简单地说,难点集中在如何选1941年到1979年之间的诗。也就是对诗人进人延安直到右派问题平反之前的作品的看法问题。海波同志是持基本否定态度,几乎没有选几篇,而我是同意这个选法的。两三年前,我与郭宝臣同志编撰《艾青名作欣赏》时,选目就是如此定的,我为此找过艾青,他看过我的选目,没有提不同意的看法。这也反映了艾青对自己的一生创作在认识上的变化。我曾担心艾青对我的选目太宽容,又征求过诗歌界的友人的看法,人们大体上肯定了这个选法,选头尾两段,中间一大段的诗基本舍去。

这里有历史的回顾与反省,也有对诗的符合创作规律的理论的思考。这个看法势必影响到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观点。诗歌界(包括文艺各界)显然还有不少不同意这个观点的老同志,这是个牵动全局的观点,请社领导予以认真考虑。当前这种学术上的争议还没有真正的开展。

看了这次的选目,我认为基本上有了改进,整体上说是可以的,我只建议再补造一些作品。1979年平反之后的诗,海波同志基本没有选,应当选一些进来。这是一部艾青一生的选集,有头有尾,头尾相接,才能显示出诗人的全貌,以及中国新诗历史的现实。事实上,1979年之后两三年闻,艾青又焕发了第二次青春活力,写了不少力作,尽管不如抗日战争前后的诗,也看到了诗人的诗艺的真正归来。

这点我看得清楚。平反之后的诗,我与宝臣同志在名作欣赏里选得少了,艾青夫人高瑛对我说:“还应多选些。”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艾青的看法。因此,希望海波同志增选一些,不是仅仅为了照顾诗人,而是应当选一些。

至于我的序文,我只能在“名作欣赏”那篇序文的基础上再作些增补与修订。这篇序,艾青生前肯定,还说了许多好话。7月之前,当可修订改写完成,尽量提前。

专此祝

暑安

1996年7月8日

历史的沉思和信念——序莫文征诗集《芽与根的和弦》

近几年来,记忆力明显地衰退了,可是十年以前老学长、诗人唐祈(我读大一时他已是同校历史系助教)对诗人莫文征的诗的一些极有见地的看法,却一直牢牢记在心里,没有丝毫淡忘。

1987年春夏之交,《诗刊》在扬州地区召开了一次“运河诗会”,我与唐祈有幸分配在一个房间住,朝夕相处,格外地亲热。几十年来两人都饱经沧桑,十分珍惜这次奇遇般的相逢。那几天,最集中最动感情的两个谈说不尽的话题是:深情地回忆青春年代的往事,惊喜不已但又忧虑重重地谈论诗的现状和命运。没有想到竟然交谈得十分的信任和投合,过去的流派情结,当今的某些学术分歧,都变为次要的了,并非场面上的虚伪的谅解,而是真诚的心灵的交流。

我想,这多半由于经历了相似的命运,对严酷的人生和庄严的诗有了前所未有的痛切体验,还有过去那种单纯的校友情谊(当年我与唐祈并没有个人交往,只记得1943年冬,他导演《雷雨》,我为他们画了几幅大海报),使两颗苍老的心灵贴近了起来。应当深深感谢历史和苦难。

唐祈和我在扬州相处不过两三天光景。有一天清晨(我醒得早,把他搅醒了),两人背倚在床头,唐祈说他前不久读过莫文征的不少诗,引起一些感触:“这位老广(莫是广西人)的诗,乍看觉得质朴,其实内含着一点一滴闪光的灵秀,绝非平平之作。这是一般工巧者或狂躁者(唐的原词)难以达到的境界。他对现实人生和诗都有切实的理解,以及颇有深度的批判精神,不是表面的张扬和浅薄的宣泄。

而且,他很注重语言和情感的融合,吸收了不少现代诗的艺术手法,因此诗的意象不落陈套,有密度有张力,很少随意性的铺张。”唐祈这番话的遣坷用语,如大学课堂讲学时那么认真,他一定思考了很长的时间。清楚地记得他瞪大眼睛(唐祈年轻时有一双出众的眼睛,亮丽而有神采),直盯着我,又作了即兴发挥:“你我二人,写了大半辈子诗,都缺乏一点儿这种质朴。质朴也是美,甚至是大美,多半不是天生的,只有苦苦修炼,超越世俗,才可获得。”我听出他话中有话,“狂躁者”显然指的是像我一类的当年自以为革命的俗人,否则他为什么直盯着我?记得我说了一句不谦逊的话:

‘是的,当年,甚至现在,我仍有些狂躁,很难改了,活得如此屈辱,有点狂躁是正常的,是被动的狂躁。”唐祈听了我的自白,有几分沉痛地说:“我何尝不狂躁,但只躁不狂。”我哈哈大笑:“狂和躁如何能够分开?”说到这里,唐祈和我痛痛快快地笑了好一阵,两人都笑出了眼泪。我对唐祈说:“我俩如今有了共同的泪。”唐祈禁不住哭了起来,那一天,他的眼睛一直是红红的。在扬州分手那天,我向他谈了我对他的诗的印象:“就你的诗来看你的人,或者从你的人看你的诗,的确没有狂躁的东西,倒有几分浪漫和梦幻的色彩。我和你都追求过诗的牧歌情调,这或许是由于我们在西北高原生活过多年的缘故。我们有相近似的地方。但是我的确比你狂躁,我的诗很不简洁,不宁静,很少有完美的结构,而你的诗的情境与结构大多很严密,显出艺术的沉稳和深度。

这一点,你与文征的诗是大致相似的。而我过去的狂热多半是社会意识的,不完全是真正的诗的冲动。”唐祈同意了我的这个经过思考的论断,并且夸了我一句:“牛汉,你也有冷静的一面!”

我与唐祈的这段短暂而诚挚的最后交往已成为永恒的瞬间。1988年,在北京穆旦诗歌研讨会上匆匆见了最后一面,不久他就默默地在兰州离开了人世。如果不把他在扬州讲的这些有关文征诗的见解如实写出来,可能会永远地隐没了。为了悼念我的学长唐祈,这篇文字的行文显得繁琐,远离了序的规范,恳请大家体谅。

文征的诗集交到我手中已有几个月,我至少一首首地通读了两遍,有的诗还反复咀嚼过许多次。读他的诗,或许是因为我和他相处几十年,总像面对面与他交谈一般,每读他的一首诗,仿佛同时能听到他自己吟读的声音。我听惯了他的深厚中带苦涩味的声音,而他的声音又与他的诗的情韵天然地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个性和时代感的氛围,真正有聆听他的心声的那种亲切感。有些诗,恍偬觉得是我与他一块写的,至少是我曾经也想写的一个意象或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