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们常常说到时代的性格或时代风格，这些年甚少有人谈了，但我相信有。这种性格或风格，表现在爱情上也是很鲜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艾吕亚，苏联的西蒙诺夫和史起巴巧夫、希腊的埃利蒂斯等都写过传诵一时的爱情诗。这些美丽的诗的高昂旋律与啸叫的炮弹，同时掠过充满了硝烟的天空和灾难的大地。芦甸的这首《沉默的竖琴》与阿垅的《誓》有着相近的感情经历，他们的爱情是铁质的，血质的，像地火在厚实的心胸里潜隐得很深。只不过芦甸的诗较为明朗与单纯些，而阿垅由于不同寻常的艰难而苦涩的人生体验，使他的诗情意绪更为深沉些，且带着凝重的缺乏透明度的血瘢。
诗总是心态的最直接的感应。芦甸在成都写这首诗的时候，处境很危险，是一个亡命的“过客”，当时他正准备着奔赴中原解放区。他的心早已飞到了远方：“我即将远去，后有马蹄的追赶，前有人群的召唤”，是当时心绪的实写。
青春的生命是不必弹拨便能发出奇妙声音的竖琴，本应当被那多情而凄婉的歇和羞涩的暗示弹拨出美妙的清音，但诗人当时却只能沉默，坚决而清醒地沉默着，他感到怅惘，也感到某种因心灵的交流给他带来的永恒的慰藉。整首诗里透露出一种无法压抑的渴望和感激之情。这种细微的心灵的倾吐，很具有魅惑力。据我所知，那无名的聪慧的女性，不久之后怀着信任的情感跟随诗人一起远远地离开成都，踏上丁荆棘的路。1946年夏天，这一对既是情人又是战友的年轻诗人，从中原解放区突围出来，辗转到了开封，我见到了他俩，并通过地下组织把他俩护送人华北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