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写给郑敏的信中说，在创作中语言和我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有时心心相印，双方融洽无间，诗生成得痛快极了，有时语言跟我阉别扭，非得听从它不行。也有这样的情形，我和语言在一个共同的梦境中仿佛听到一声远方的召唤，望见了一片美景，情不自禁地拥抱了起来，神助似的写下了意想不到的几行诗，使整首诗改变了命运。譬如《鹿子》那首诗的最后两行，就是写着写着自自然然地不知不觉地突然间冒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呼叫，得救一般录下了两行神来之笔，救了麂子，也救了我，才完成这首诗。麂子和诗企待着这两行诗来搭救。我今生今世感激这两行诗：
哦，麂子
不要朝这里奔跑
记得写下这两行诗，我如诞生的婴儿啼泣了许久。“我”并不仅仅是作者，“我”也是麂子，“我”也是诗。
还有一首诗，命运更苦，它就是《我的窗外有三棵树》。
本来原稿最后还有两行诗：
树早已枯死
为什么不把它斫掉
在《文汇月刊》发表时，删去了这两行。不记得是我删的，还是编者删的。当时有顾虑，生怕引起某种带有政治性的敏感。但是删掉这两行诗，无疑把这首诗活活地憋闷死了。如果另编诗集时，一定把这两行诗恢复，让这首诗吐出憋了多少年的一口闷气和冤气。这首诗写到最后，并不是我别有用心地要写下两行“天问”一般的诗句，而是语言逼得我非这么写不成，否则我就背叛了诗。为了删这两行纯正无邪的诗，我忏悔一生。我这一生，也许就是为了把删去的都补上才写诗。但我无法补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