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开始在全国掀起的反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毫无例外地在军队系统展开了。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全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学美术创缩室）是首当其冲，展开最早的一个军内单位。从1957年初鸣放开始，接着展开反右派斗争，进而开展整风第四阶段至最后的组织处理，全部运动进行了整整一年，直至决定创作室撤销。我当时是创作室的创作员，经历了全过程。
这是一段值得引以为训的、沉痛的历史。我想，将它写出，也是有益的。
昙花一现的总政创作室总政创作室建立于1956年，它是以文化部原有的临时创作组人员、从各大军区调来部分文学、美术方面的创作人员及部分参加莲花池“肃反”后留下来的少数创作人员组成的。有文学、美术创作人员及两位秘书。创作室主任是虞棘（兼电影处长，创作室党支部书记）、副主任魏巍、文学创作员蔺柳杞、丁毅、胡可、杜烽、徐光耀、西虹、周洁夫、史超、寒风、郭光、韩希梁、张桂、沈默君、黄宗江、陆柱国、白桦、公刘、黎白，秘书柳琪祥、夏信荣，美术创作员艾炎（组长）、关夫生、高虹、彭彬、刘x、何孔德、黄宵、张祖武。其中，胡可是党支部宣传委员、黎白是党支部组织委员。创作室组成后，由于创作需要，由创作室借调代管的各军区创作人员有徐孔、林予、樊斌、郭良信、孙景瑞。
在鸣放、反右时期，创作员郭光因病未能参加运动。丁毅调总政文工圉，西虹调（解放军报），实际上都没有在创作室参加反右运动。张桂是反右初期从解放军文艺社调来后参加运动的。所以，创作室在编人员只有27人参加了运动，非在编人员6人中有5人参加运动。实际参加创作室反有的总计32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8人，受中右、党内处分或遣回单位继续批判的计有7人。也就是说，受处分的人数为15人，占整个创作室人员的近一半。
可以说，创作室从1956年成立至1958年结束，主要是经历了一场反右派运动，是绝无美妙可言的县花一现。
“四人文章”和“灯下漫笔”
1956年文艺界受中央“八大”精神的鼓舞，及在这之前的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方针和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报告会上，宣传部长陆定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题的讲话所鼓舞，或者更早一些的1月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指出：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许多重要精神，很自然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外的著名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活跃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在许多报刊上相当大量地出现了一批“百家争鸣”的言论和文章，其中有些文章大大不同于1942年延安整风以来的一贯观点，也就引起了一部分主管文艺的及相关的人士看不下去。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在（学习>；杂志上发表了（灯下漫笔），总政文化部四个处长级的领导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勤联名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即后来通称的“四人文章”。应当说，这两篇发表在党刊、党报上的文章也是各抒己见，是一家之鸣。但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文艺界相当一部分人受到震动，认为这是反击或反击的先兆，不是“放”而是“收”的先兆。因为多少年来，人们没有百家争鸣的习惯，一些人被整怕了，产生这些疑虑和反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任何人也想不到的是：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1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双百”方针。在这前后，中央批评了（人民日报）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在毛泽东参加的颐年堂会议上，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挨了批评，指责他在（学习）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是阻碍鸣放，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4月10日，挨了中央严厉批评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中写着：“党内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又指出，在本报1月7日所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
并认为这种方针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又强调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
这又是一个晴天霹雳。它鼓舞了许许多多人，也使陈沂和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勤这几位部队文化文艺工作领导人震惊得无所适从。陈沂是直接受到毛泽东批评为阻碍鸣放的、当时党内军内的高级领导人，他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决定紧跟中央的步伐，亲自到军内几座院校鼓励鸣放。他在发言中曾说：我从1927年入党，一直是跟着党走的，没有党就没有我，没有党，我就会是“解甲归田无田可种，告老还乡无乡可归”……我的文章阻碍了鸣放，与中央的精神相抵触，犯了错误，我改正，希望大家鸣放，帮助党整风（这是陈沂讲话的大意）。更没想到的是陈沂这个讲话中的“解甲归田无田可种，告老还乡无乡可归”十六个字，成为他不久被划为右派的“猖狂向党进攻”的主要罪状。其他四位处长在鸣放及反右中也大都是一付等待挨批的模样，有的人也确实在挨批。
这是鸣放前及后来反右中，总政治部文化部及所属文化单位形成混乱的一个重大原因。恰当地说，总政文化部及创作室的反右派运动很难讲是由总政文化部领导的。
没有形成热潮的鸣放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点名批评了“四人文章”，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之后，中央召开了一系列各民主党派和科学、文化、文艺院校领导、知名人士的座谈会，鸣放掀起了高潮。
总政创作室也召开了为数不多的鸣放座谈会。据我亲身经历，创作室单独召开的座谈会并不多，我在鸣放初期到烟台去创作未曾奉调返京参加；还有一些创作员或深入生活，或进行创作，也未奉命返京参加鸣放。我是5月份返京后参加了一次创作室部分人员的座谈会及一次由总政文化部解放军文艺社组织召开的，有部分创作室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当时，有不少同志发表了意见，也有过不同看法的发言，但并没有形成激烈的争论，都是比较心平气和，和风细雨的。我记得在座谈会上，公刘提出“莲花池”肃反搞得过火了，伤害了感情。他的发言也得到一些同志的同意。我却在会上发言表示不同意公刘的意见。公刘没有反驳我，与会的其他同志也没有反驳公刘和我。会后，我受到了支部书记虞棘的批评，说我身为支部组织委员却阻碍鸣放。他讲了陈沂及“四人文章”受批评的情况，而我在这之前不在北京，是不清楚的。但，我对这个批评也不很心服，我向虞棘说：我发言是讲明当时肃反的事实并没有错呀。虞棘只说：“鸣放嘛，让人家讲就是了。陈部长是受了毛主席的当面批评呢。凡是对鸣放不利的话都不该说。”我当时有些糊里糊涂，我认为虞棘似乎也并不很清楚。
在解放军文艺社召开的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大多与社会上的鸣放联起来了。徐光耀刚从他的生活基地回京，他发言是肯定双百方针的，形容为“海阔凭鱼跃。”我发言中也提到了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我说：我认为费孝通同志的文章写得不错，可以借鉴，虽然我们部队并不如此复杂……会上，杜烽等同志还提到了全国戏剧家协会的鸣放和美术家协会的鸣放。后来，大部分发言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有的发言也就成为以后的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的罪状。回顾我参加的两次座谈会上的所有发言，我认为即使在当时也是以拥护整风、帮助整风为目的的。尽管报刊上已发表有激烈的言论，这两个座谈会上发言却是“低调”的。
与此同时，创作室部分同志介入了文艺界鸣放热潮之中。美术组艾炎等同志参加了美协的鸣放；杜烽力求联系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同志一起到剧协参加鸣放。白桦单独去云南到昆明军区文艺单位和省文联支持并鼓励鸣放。创作室的作家、画家中的少数同志投入了鸣放热潮之中。鸣放的核心内容仍是在贯彻双百方针，力图纠正或改变一些单位确实存在的带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以及力求改变某些过左的粗暴领导作风。应该说，所有动机都是拥护中共中央决议的，即使发言内容和态度也并不是过激的。而创作室的相当多的创作员，基本上没有投入鸣放中间去，有的忙于创作，有的也许出于谨慎。个别创作人员甚至是完全没有参加鸣放座谈，更没有参加社会上的鸣放活动。与当时鸣放高潮的许多单位相比，创作室的鸣放实际上是相当冷清的。
这是历史的真实。
事实上，从中共中央于4月27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起，到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出了右派分子进攻，并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还说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这时，反右派的运动已经决定下来了。6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下达。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运动就突然而迅速、猛烈地展开了。所以，中共中央发出整风指示，是鸣放开始的话，到毛泽东提出“事情正在起变化”，只有17天的鸣放时间，到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即全国范围内展开反右派运动为止，鸣放的时间也只有40天。总政创作室实际上算不了全力投入鸣放，也是不是为奇的。